“任何一个变革都是痛苦的，但是长痛不如短痛，不能把问题遗留给后代。”11月9日，高盛国际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Robert　H　o　m　a　t　s　在北京一个关于养老基金的论坛上如是说。

　　此时，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刚刚结束他对中国养老问题的演讲。“中国养老保险的资金压力很大。”项怀诚说，增加财 政投入、多渠道筹集资金，以及做实个人账户，均是可取之道，但关键要有足够的财力。在他为解决中国养老难题开出的药方背后，是一场牵动13亿人口利益的变革。 　　

　　资金出路在何方 　

　　当发达国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改革养老保障制度时，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尚处于初创阶段。1997年，我国政府确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

　　这一制度的最大困难在于，国有企业老职工没有养老金储蓄，参保企业和个人既要为自我养老积累资金，又要承担老职工的缴费，负担过于沉重。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各项缴费比例已高达40％，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新加坡。为维系这一制度的正常动转，不得不挪用在职职工的个人账户资金，形成了约7400亿元的空账，并且每年还在增长。为确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近五年来，中央财政基本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补贴金额高达2093亿元。往好了说，这说明政府重视社会保障；往坏了看，则是我国社会保障的巨大资金压力。

　　这些问题和挑战，既有近忧，也有远虑。解决这些问题，说到底，关键需要足够的财力。这方面，社保基金等方面近几年作了不少有益探索。筹资方面。2001年6月，《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确定，社保基金主要来源为国有股减持资金和中央财政预算拨款。2001年12月，又增加了划入的股权资产以及彩票公益金等其他来源。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要采取多种方式筹集社保基金，包括依法划拨部分国有资产。此后，国务院多次指示要在未来五年内将社保基金规模做大。

　　投资方面。国家积极支持社保基金在股票、债券和银行存款等原有投资品种基础上，开展交通银行等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ETF直接投资以及境外市场投资。

　　税收政策方面。国家给予了免收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优惠政策。

　　立法方面。抓紧修订《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已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列入了今年的立法计划，以明确社保基金性质和资金来源等重大问题。然而，要想弥补巨大的资金缺口，我们要付出的成本远不止于此。

　　转型成本有多大

　　如果我们不能为正在来临的挑战提前做好准备，必将给我国初建不久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甚至危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个现实的难题是，离退休人数增长快于参加养老保险人数的增长。

　　包括4000多万已退休人员在内，我国上年末的参保人数只有1.6亿多人，仅占城镇人口的30％左右，不及劳动力人口的15％，覆盖率不到世界水平的一半。不止如此，2001年以来，在覆盖的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中，参保人数平均增速为4.04％，已经低于离退休职工人数的平均增速6.64％。由于养老金的筹集主要依赖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这种现象必然影响养老金的供求关系。“我们也面临这样的困难和挑战。”高盛全球投资副总裁Robert　H　o　m　a　t　s　对记者说，“在没有做实的情况下，现有职工为别人支付养老成本，自己的福利会不会下降？从一个没有做实的基金到做实的基金，原来的债务怎么办？”

　　他向记者坦言，没有做实的系统非常可怕。“现在缴费的工人支持了退休一代的工人，情况越来越恶化，医疗保障越来越差，退休工人越来越多，劳动力越来越少，太恐怖了！”

　　情况必须改变。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很难解决这道难题。

　　1998年以来，为解决养老金的拖欠问题，中央财政开始以借款或拨款的形式，对地方养老基金给予补助，而这又加剧了地方对中央政府的依赖。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让更多的人“老有所养”是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目前，我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只占人口总数的15％，低于世界劳工组织确定的20％的国际最低标准。就制度惠及主体的城镇各类就业人员而言，现有的养老保障制度也仅仅覆盖城镇职工的55％。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人口，基本上只能依靠土地和家庭养老，仍游离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如何解决已经进入和即将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将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在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看来，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将为解决中国养老难题提供契机。

　　“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加入会推迟养老体系支付的压力。”樊纲将此称之为“工业化红利”:即农村青年劳动力加入到城市中来，进入工业化体系中来。这是中国的优势。这样也能够使得中国的社保体系在较长时间保持收支平衡。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进入城市的流动劳动力纳入到社保体系中来。这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个人账户的可携带性。在中国现在的基本养老社会保障体系中，个人账户还不能流动，系统只能在本地，没有全国性。这样就算有法律要求人们参加社会保障体系，由于账户无法带走，工人也没有兴趣让雇主带自己参加到这个体系中来，从而产生覆盖率低的问题。

　　谁来支付转型成本

　　“对一个负责任、有远见的政府来说，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储备当期财力，作为未来财力的补充，同时确定一个合理的缴费率，做实个人账户，并承担国有企业的养老金债务。”如果把项怀诚的这项建议换算成数字，那就是中央政府将为养老体制转型支付的数万亿成本。

　　让养老及个人账户由空账变实账，需要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养老保险基金。专家表示，适量减持国有股是重要措施之一。“现在股份制企业中，国家持有的股份和股权是政府的财政性支持。”这位专家说，“过去企业和职工没有缴养老保险及其他社会保险费用，职工工资水平也很低，那部分本来应当作为社会保险费用积累起来的资金，国家拿去搞建设了，于是出现缺口，所以，国家在财政上给予支持是合情合理的。”

　　发行社会保险债券也不失为一种途径。人口普查及人口研究中心预测数据显示，扩大征缴范围是解决缺口问题的一种手段。我国一直努力扩大养老金的征缴面，对国有企业征缴养老金已基本覆盖完成，今后将把征缴的重点转向民营、私营等非公企业。

　　此外，拓宽投资范围，提高投资收益，让养老基金保值增值，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高盛全球投资副总裁Robert　H　o　m　a　t　s　对记者说:“投资的范围应更广泛，比如地产、债券、股票等等，这样可以降低资产期限错配率。还要进行全球投资，购买发达国家的资产。”

　　“改革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问题将越来越严重。”最后，这位全球投资高手对记者说。（王妮娜 郭凤琳 尚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