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中国领导干部系列中的一个如此特殊群体：“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说此话的是中国国家学院教授杜刚建。

　　“表面看我们这些人满面红光，其实许多人都是高血压，仔细看眼圈是黑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睡眠不足。

　　”此言出自“我们” 中的一员，山东曲阜的张术平之口。

　　“我们整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像惊弓之鸟，生怕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群体上访等重大事件事故发生，被追究责任。”“我们”中的另外一员，福建乐清市委书记黄正强如是说。

　　表面上，“我们”大权在握，对治内的事情一锤定音。内心深处，“我们”有着太多压力和责任、太多的苦恼、太多的困惑、太多的酸甜苦辣。“我们”，便是处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县委书记（包括县级市市委书记）们。

　　在“压力锅”中

　　甘肃省通渭县县委书记郑红伟，在这个生态条件恶劣，十年九旱，经济水平落后的地方从县长起一干就是9年，他深刻感受到，在贫困县当家，最大的压力一是吃饭，二是建设。全县吃财政饭人口1.1万人，其中一半是教师。要做到应收尽收，税费全部收清，然后还要到省地两级财政要钱。

　　2000年12月28日，通渭县还缺三个月工资，但是一点来源都没有。当晚郑红伟和县财政局长赶到兰州，一天没有吃饭，一夜没有合眼，眼巴巴地等着第二天一上班就到财政厅要钱。一个处长说，你们怎么不早一点来，已经把剩下的钱给基层分完了。郑红伟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听了这话他当时脸都黄了，一下子瘫在沙发上。处长看他脸色太难看，就问他钱差多少，他说差600万。处长在各地市还没有拨下去的钱里给他们凑了600万，他心头这才轻松下来。

　　这几年，中央和甘肃省对贫困县的财政扶持力度不断加大，郑红伟已经可以不再为吃饭的钱发愁。但是，在贫困县如何发展的这口“压力锅”中，资金的压力从来没有让他有喘息之机。

　　在沿海发达地区的温州，乐清市委书记黄正强面对的则是另外一口“压力锅”。“我们面临的是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的问题，发展是最大的政治，经济上不去，发展搞不好，一切新问题都会浮出水面。”他说，我们整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像惊弓之鸟，生怕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群体上访等重大事件事故发生，被追究责任。

　　“累、穷、软、险”四个字，是山东曲阜市委书记张术平对处在“压力锅”中的县委书记群体目前的感受。累，表面看我们这些人满面红光，其实许多人都是高血压，仔细看眼圈是黑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睡眠不足；穷，县财政普遍困难，县级财政是失血财政，去年曲阜总收入6亿多元，地方财政只收入4亿多元，今年可新增税收1亿多元，但地方只能得3000万元，7000万元被省和中央收走了。与此同时，县里的增支却在不断加大；软，管理手段软，许多部门都实行“条条”管理，县里没多少实权；险，各种“一票否决”责任制让我们一天从早到晚睡觉都恨不得睁着一只眼，整天提心吊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追究责任。

　　我们在“走钢丝”

　　浙江省苍南县委书记余梅生总有一种“走钢丝”的感觉。去年，这个县矾山镇受周边县地下金融风波的影响，出现大规模的“标会（通过投标付息方式非法聚集民间资金）”，涉及民间地下融资资金2亿多元，4000多人。由于大多数人收不回资金，全镇一度出现绑票等混乱现象，险些引发大规模群体性流血事件。

　　在各种矛盾一触即发之际，苍南县委、县政府立即介入处理。余梅生对《瞭望新闻周刊》说，这种地下融资行为，目前法律上尚难界定其性质是金融犯罪或扰乱金融秩序。由于使用法律不清，不好简单处理。而且涉及面广，资金额度大，清会（清退资金）的难度也很大。常规手段是扣人、抓人，一判了之。但是，简单扣、抓、判都不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政府处于抓与不抓的两难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苍南县委决定实施“软抓人”，即把会主“请”到宾馆里，好吃好住，实行“软清会”（钱不退清不放人）。余梅生说，这相当于纪委的“双规”。他称，采取这一特别措施，还不能请示上级。请示了非但不会获准，反而有推卸责任之嫌。他称此举是“走钢丝” ，搞砸了谁也不会为你担责任，搞好了也是应该的，是你县里的事情嘛。

　　山东齐河县委书记李风臣在县这个层次上工作了13年，从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直干到县委书记。他说，国家不同部门的政策有时互相矛盾，而且都持有尚方宝剑，令县委书记们无所适从。

　　齐河地处黄河北岸，是典型的黄泛区，土地沙化严重，植树可以涵养水源、保护环境，而当地农民又有植树的传统。根据这一实际，2003年齐河县决定大搞植树造林，春天植树26万亩，到了秋天又植树40万亩。当时，这非常符合中央文件号召大力植树造林的要求。省里有关部门看后也很高兴，决定第二年的全省现场会在齐河开。可是，到了冬天“气候”变了，上级有关部门从保护耕地的角度提出植树造林“五不准”。县里不断有人上访、写信，引来了一些新闻记者前来“曝光”。省里相关部门无可奈何地说，齐河植树造林确实好，但造得太多，现场会就不好在这里开了。到2004年下半年，中央又下文件号召植树造林，省里也大力建设生态省，齐河的路子又被视为经验。在政策翻来覆去不断撞车的过程中，李风臣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不少县委书记反映，目前“条条”的权利在加大，“块块”的权力在流失的同时，责任却越来越大。现实情况是，无论是维护社会稳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化解一些社会矛盾，县级政府可动用的手段越来越少。而一些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难题、新矛盾不断冒了出来，并且大都没有现成的政策法规可资援用。在这种情况下，县级领导履行职责，就只好“走钢丝”了。

　　在压力和诱惑之间

　　2005年2月2日，正值春节之前，甘肃省泾川县原县长郑世厚打车出门，赶到崆峒山下的水库边跳水自杀。这个消息像炸弹一样迅速传播开来，各种猜测也随即而来。

　　事发后不久，平凉市委、市政府便查清了事实：郑世厚生前政治上没有问题，市县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机关没有接到反映郑世厚经济及其他方面的信件和举报，郑的死亡与涉嫌职务犯罪无关；郑世厚工作表现一贯很好，连续四年考核被评为优秀。泾川县四大班子团结协作，工作配合得比较好；根据公安部门的侦查结论，郑世厚因家庭琐事导致情绪失控，自己溺水窒息死亡。

　　显然，郑世厚是当地得民心的一个干部。2月5日，前去吊唁郑世厚的干部群众多达千人，大家哭声一片。也因此，郑世厚的自杀充满了悲剧色彩。在来自工作、家庭的种种压力和考验面前，郑世厚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但长期的压力却使他在春节前选择了自杀的解脱方式。

　　中共中央党校侯少文教授长期关注县级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他认为，县级领导干部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承受着比较大的工作压力和权、钱、色的诱惑。正是他们忠于职守，努力工作，才使县级政权不仅运转正常，并不断推进各地社会经济向前快速发展。

　　但也有一些县级干部经受不住钱、权、色的考验，走向腐败和堕落。县委书记、县长这一群体因权力寻租出现问题的确实比较多。在一些省市，县委书记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有的县委书记一人出问题，牵出窝案、串案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影响十分恶劣。如安徽省就有17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受贿被查处。蒙城县的三任县委书记王保民、孙孔文、孙克杰竟然前腐后继，接连落马。

　　另外一种现象也需要引起关注，这就是近年来一直没有间断的县级干部辞官下海。《瞭望新闻周刊》在浙江温州了解到，这里每年都有两三名县处级干部下海，这个市在2003年发生了4县5人（2个市长，2个副市长、1个秘书长）集体下海的小高潮。一些理论工作者认为，县级干部辞职下海现象今后可能还会更加高涨。

　　“郡县治，天下治”的当代命题

　　有这样几件事引起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的思考：在河南省淮阳县，年仅46岁的县委书记陈新庄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猝死于办公室。他数十年如一日勤奋工作，严于律己，3000多名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自发赶来为他送葬，整个会场哭声动天；福建省第二批援藏干部、西藏自治区朗县县委书记邓庆雄返乡后身患重病，因医疗费无法保障，于2003年7月在医院跳楼自杀，这件事在西藏及援藏干部中产生强烈反响。

　　“郡县治，则天下治。”这一自中国建立郡县制度以来治国理政的金科玉律，深刻揭示了“ 县令”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如今，一个把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冷暖挂在心头的当代“县令”，他的冷暖如何？他们工作、生活、精神上面临的苦恼和困惑，谁在关心，该如何关心？这几乎是两年前，《瞭望新闻周刊》编辑部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县委书记座谈会时的中心议题。

　　我们要下大力气研究县委书记群体的突出特点，研究新形势下他们的心态，制定出帮助他们健康成长的措施和办法。”中央党校侯少文教授说。侯少文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中央党校已经举办了10期县委书记培训班，收到了显著效果。一些县级领导干部对中央的这一举措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要将对县委书记的培养教育经常化，还要将培训的目标面向所有的县级领导干部。县委书记是“班长”，对县级领导干部这一特殊群体要加强全面研究，如这一群体在我国政治行政体制中的特点和作用，这一群体的来源、构成和出路，这一群体的思想状况和心理健康等等。另一方面，县级主要领导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也促使人们思考：为什么制定的那么多的监督措施，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记者董学清、张和平、张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