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省会城市集体落选“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典型，长沙的教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城市建设积弊的缩影。

　　自9月5日长沙落榜“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以来，长沙市长谭仲池一直在经受文明问题的煎熬。

　　在首届“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活动中，事前的志在必得和意外落选给市民们带来的心理反差，让这位以文 化人著称的市长尴尬不已。

　　或许是作为一种心理补偿，落选“文明城市”之后，长沙再次集中发力，欲夺全国“园林城市”称号。10月底，该市以高规格接待了来自建设部的国家园林城市考评专家组。来自长沙市政府办公厅的内部消息说，从10月30日专家组离开后，市政府领导正在“忐忑不安地等待”建设部的最终评选结果。

　　“这几年来，从硬件到软件，我们长沙市确实下了大力气，为的就是让长沙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国人面前。从普通市民到市长，乃至省里的主要领导，都为长沙的‘出人头地’憋足了气。正因为这样，落选文明城市对我们的打击很大。现在看来，文明城市的创建，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工夫能完成的，很多事情还得慢慢来。”长沙市政府办公厅一位官员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意 外

　　2005年9月5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通过新华社公布了拟表彰的“全国文明城市（区）”创建工作先进单位的名单，此前志在必得的长沙市没有出现在名单之列。

　　任何一个有常识的长沙市民都明白，这意味着长沙市至少和本次“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彻底绝缘。回忆起长沙市领导得知落榜消息那一刻时的情景，市政府一位官员描述说：“大家的神态，就像当年中国申奥小组在结果发布现场得知落榜消息后的样子。”

　　正如市政府办公厅那位官员所言，为了争创“全国文明城市”，长沙市没少花工夫。从市政设施建设等硬件基础到软环境的提高，长沙市来了一场不折不扣的“全民动员”。光是2005年7月和8月，全市各级就为此召开过不下数百次专题会议。

　　“那一阵，我们居委会领导嘴巴里天天念叨的事情就是争创文明城市。”住在河西岳麓山脚下的市民周大爷告诉《公益时报》，“但从9月5日以后，就再也不见这些干部说文明城市的事情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是落选了。”

　　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而言，不止是长沙市民在那一段时间感受到了落选的沮丧，包括广州、南京、杭州等在内，事前参与竞争“全国文明城市”的单位，所有的省会城市无一例外地全部落选。提起这一事实，中央文明委一位官员承认，“这的确有些意外。”

　　“为什么出现了如此大的意外，这一方面说明这次评选动了真格，它不以城市的经济实力高低和大小作为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省会城市的软环境建设工作，已经出现了某些偏差，这才是值得警惕之处。”一位名为“天涯孤鸟”的网友在搜狐网留言道。

　　表里之间

　　按照中央文明委的安排，2005年“全国文明城市（区）”表彰经历了自愿申报、组织测评、择优推荐、媒体公示和最终揭晓等程序。此前，该委公布了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标准——《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标准（试行）》。按照此标准，“全国文明城市”应当符合如下要求：

　　1、组织领导坚强有力，创建工作机制健全；2、思想教育深入细致，道德建设扎实有效；3、创建活动蓬勃开展，人民群众广泛参与；4、党政机关廉洁高效，社会风气健康向上；5、科教文卫体稳步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6、社会治安良好，社会秩序井然；7、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生态环境优良；8、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看得出来，这一标准最看重的，不单纯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也不是城市基础建设的水平，而是一种内在的素质标准。”中央文明委的那位官员说。

　　正是这种内在的素质标准，让长沙市和其他一些省会城市落选“全国文明城市”。

　　去过长沙的人都知道，从外表上看去，现在的长沙已非10年之前的长沙能比——宽阔的马路、闪亮的灯光、如织的人流和车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加上越来越多的绿化带，长沙已经初具现代大都市的外在规模。

　　有关统计资料表明，近5年来，长沙市为提高城市形象，在包括道路在内的市政建设等方面，已经投入数十亿元。芙蓉路、潇湘大道、长沙大道、湘江大道等城市主干道的建设水平，甚至已经超过了全国的多数大城市。

　　“但问题是，比起硬件建设的速度，长沙的软环境上升太慢。”居住在湖南省政府二院里的一位赵姓官员认为，长沙官员的积弊和长沙市民的诸多陋习，是长沙文明素质低下的重要原因。

　　另一位市民的观点或许有些偏激，在他看来，长沙这几年来建设“所谓的娱乐大本营”，让“流传久远的湖湘文化丧失怠尽”，“低俗的文化思潮取代了盛极一时的传统文明，使长沙越来越俗气，越来越成为一个低级娱乐的场所。”

　　“无论如何，长沙的不文明现象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正是它落选全国文明城市的原因，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原因。”湖南省教育厅一位官员说。

　　细节

　　对于北京市某知名投资公司的业务经理李先生来说，最烦恼的差事之一，莫过于去长沙出差。

　　这位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的经济学硕士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因为业务关系，他几乎每月要去长沙出差，但每次出差，他“都能在长沙碰上烦心的事”。

　　首先是火车站的服务态度。从售票员的白眼，到车站广场地区小商贩的欺诈，再到车站值班员的呵斥，李先生每次到达或者离开长沙车站，就感觉“似乎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

　　同样是窗口行业，长沙出租车和长沙公交车的文明程度，也让李先生大跌眼镜。“拒载、绕路、价格欺诈、闯红灯，这对于长沙的出租车来说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

　　李告诉记者，大约在今年8、9月间，长沙市对出租车进行价格调整，起步价从过去的8月调整到3元，因为来不及统一换计价表，有的司机用过去的表，但按照新价格计价。可在那一段时间里，李先生经常碰到的情形是，只要自己不吭声，司机就会指着老表，按过去的标准收取高价。

　　在搭乘公交车的时候，最让李头疼的莫过于司机和售票员的满口长沙方言。“我虽然是湖南人，但我的确听不懂那些含混不清的长沙方言。”

　　“方言问题可以说是长沙文明建设中的一个大问题”，湖南省教育厅那位官员告诉记者，不仅是公交系统的员工，甚至省、市一级政府的官员，多数都爱用长沙方言，这让很多外地来长办事的人非常苦恼。

　　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位不愿意披露姓名的语言专家认为，相比普通话而言，“长沙方言的语调和某些音节，很容易让那些非长沙方言使用者听起来产生某些误会，这种误会就是感觉说话者不耐烦。”

　　让李先生感到不习惯的城市细节还有很多，电梯里、甚至是五星级宾馆的电梯里经常有人抽烟和随地吐痰，司机和行人普遍不爱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加塞、横穿马路、乱停乱放等不文明的交通行为随处可见。

　　提到吸烟现象，一个细节令记者印象深刻。在2005年9月初长沙市政府的某次高规则新闻发布会上，出席这次会议的长沙市委某副书记当着数十名中央和省、市媒体记者的面，在主席台上旁若无人地抽起了烟。看到这种现象，一位记者在台下嘀咕着：“领导带头违规，长沙哪会文明。”

　　嚼槟榔是长沙一个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消费习惯。在这里，槟榔被当作一种类似于烟的闲暇消费品。市民们有事没事就往嘴里塞一颗槟榔。李先生说：“让人难受的是对方一边嚼槟榔一边和你谈事，嚼完了随后一吐，因此长沙市街头路面随处可见那种黄黄的槟榔渣。”

　　“娱乐基地”的负面效应

　　湖南地区最为畅销的《潇湘晨报》记者谢先生说，大约从10年之前开始，以湖南卫视的改革和兴起为标志，长沙日渐成为全国亚洲地区有名的娱乐城。

　　“《玫瑰之约》、《快乐大本营》等节目的推出和打响，不仅让湖南卫视以娱乐为特色崛起于全国各大电视台，也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长沙的城市心态”，谢先生告诉《公益时报》，在湖南卫视的带动下，长沙的娱乐产业如日中天，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长沙的“演艺类歌厅”生意火爆，它不仅吸引了来自本省的观众，更在全国旅游界声名大噪。

　　直到2005年的“超级女生”现象发生，长沙市以电视娱乐带动的娱乐消费产业发展到了极至。“到长沙去，到长沙去！”这是北京某旅行社在街头小广告中发出的口号。

　　“长沙的娱乐产业发展到现在，从某种程度已经走形，它或深或浅地打下了色情的烙印。”为了验证中南大学一位伦理学研究专家的这个观点，记者曾于2005年8月亲自体验了一回长沙娱乐产业的劲爆程度和“颜色”。

　　在位于该市解放路的一家著名演艺厅，上千人围着一个中心舞台起着哄。舞台中央，不是人们常见的那种女士的比基尼，而是一个年轻的男士在扭动腰肢。伴随着主持人充满色情意味的调侃语，舞男在台下男男女女的哄笑和鼓动下，做着各种猥亵性动作。娱乐高潮处，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观众登上舞台，当众将手伸进舞男那窄得已经不能再窄的三角裤内……

　　“这就是长沙！从某种程度上讲，缺少了娱乐和色情的长沙，就不再是现在的长沙！”那位伦理学教授愤慨地说，“长沙目前的泛娱乐化，不仅断送了悠远的湖湘文化传统，更使这里充满着一种乌烟瘴气。”

　　或许这位教授的话有些夸张和过激，但有关长沙娱乐定位的争论，在长沙的确持续了至少4年之久。

　　早在2001年，有湖南籍的人士即提出，长沙的娱乐化定位，从眼前利益来看，的确有助于提高长沙的知名度并吸引到更多的游客，但从长远来看，以媚俗化的手法来塑造一个现代都市的文化，却有杀鸡取卵之害。

　　这位人士试图以浙江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浙江的经济发展了，但传统的文化不仅没有丧失，反而在经济的支撑下更具浓郁色彩。浙江卫视的文化品位即为典型例证。

　　不过，也有反对者认为，娱乐和其他产业一样，不过是经济的一种手段，娱乐的产业化，并不当然意味着一个城市的腐化和堕落。这里的关键是，政府应当怎么引导娱乐产业的健康发展。

　　争执归争执，发展到今天，几乎很少有人会否认长沙的“娱乐”定位。值得探讨的是，在娱乐的心态和环境下，长沙是在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创新，还是彻底抛弃传统重塑娱乐城，的确是个大问题。

　　余音

　　落选“全国文明城市”的消息，不仅让长沙市的领导层深感震惊和尴尬，也让很多过去习惯了娱乐着的长沙市民冷静思考。

　　该市出租车司机孙师傅告诉《公益时报》，尽管他来自常德市，但还是非常希望长沙能评上文明城市，毕竟，自己在这里生活已经很久，而长沙市的当选，在他看来不仅是长沙的荣誉，也是湖南的荣誉。

　　“不过，这次落选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评上了才怪呢。”孙师傅话锋一转，“我希望长沙市的领导将这次落选当作动力，赶紧找到工作不足的地方。如果加紧努力，相信有一天总会评上。”

　　或许和孙师傅想到了一块，当下，长沙市又投入了精力，号召创建全国园林城市。10月29日，来自建设部的专家考评组对长沙市的数处优美景点进行了考察，其中包括岳麓书院和麓山景区，也包括咸嘉新村和湖南师大赫石坡园区等人居小区。

　　在这次考察中，专家组成员、建设部科技委委员朱建宁代表专家组分析了长沙的优势所在：“长沙要充分发挥独有的文化优势。”在这位专家看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长沙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比如爱晚亭，这个亭子怎么样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所表达的一种人文的理念。爱晚亭的出名，并不是因为亭子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

　　朱建宁的话，指点的也许不仅是长沙的园林建设工作，更是长沙的文明之路。

　　评论

　　是长沙之痛，也是全国之痛

　　■ 特约评论员 邓江秀

　　在首次“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活动中，长沙市以其志在必得的态势却猛受挫折，和长沙一样，全国参与竞争的所有省会城市无一例外地全部落选“全国文明城市”，本报今天以长沙作为标本所解剖的城市文明问题，其实不止是长沙这一个地方的尴尬，更是全国很多城市的通病。

　　正如长沙市这些年来下大力气持之以恒地建设市容市貌一样，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近年来兴起了一股近乎狂热的建设高潮。这些地方搞拆迁、扩马路、设夜景、建高楼，为的就是建设一座“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都市”。应当承认，这种建设的确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以长沙为例，通过5年左右的建设，这个地方的市容市貌已是今非昔比。

　　但问题是，尽管在硬件建设上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可长沙的软环境，即精神文明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说得不客气一点，在某些问题上，长沙的文明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

　　落选之后，也许长沙方面会有某些不理解，或者有怨言，对此，我们都能理解，不过，如果看到了“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实质，那些怨言也自然应当消除。

　　众所周知，文明城市的评选，重在全面的素质考察而非单纯的硬件建设攀比，如果是后者，那么这种评选就可以ＧＤＰ测评等办法替代，而无须单列评比。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决定一个城市素质水平的，是人而不是物，换言之，在城市里，再高的楼宇、再宽的马路，都不能证明文明，只有一个充满生机又有高尚氛围的地方，才可称得上文明。

　　这本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遗憾的是，这些年以来，受“纯经济决定论”观念的影响，不少地方政府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有意无意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甚至不惜牺牲精神文明以换取所谓的物质文明。色情、暴力、贪污腐化等现象的泛滥，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此不无关系。

　　就长沙而言，她本来是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传统而又环境优美的地方，从几百年以前的船山文化直到文明世界的岳麓书院，从马王堆汉墓的璀璨文明到现代社会的企业文化，无不证明着长沙的文明实力，可不得不遗憾地指出的是，近几年来，长沙置辉煌的文化传统于不顾，以所谓重建的手段活生生创造出一个娱乐城，这与其说是文化，不如说是媚俗。在那种媚俗的心态下，长沙市的精神文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长沙落败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给国内众多城市的管理者们提了一个醒：当你醉心于一个地方的硬件建设时，请别忘了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保持这个城市的优良文化传统。只有那样，当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过后，人们回首历史的时候，你才会被认可为真正的功臣。

责任编辑：林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