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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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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资料图
片）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不久前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
本报专题调查“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结果显示――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仅两人
郎咸平（31．0％），吴敬琏（19．8％），12．5％的人回答“谁都不相信”
在你看来，学者发表言论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总票数：1290）
学术立场 58．0％
公众立场 38．2％
利益集团立场 1．6％
政府立场 1．2％
不知道／说不清 0．6％
其他 0．4％
事实上，你觉得学者发表的言论站在了什么立场上？（总票数：1279）
利益集团立场 69．7％
政府立场 14．3％
学术立场 7．4％
公众立场 4．1％
不知道／说不清 3．8％
其他 0．8％
一年前的“郎顾之争”，把经济学家自打改革开放以来就有的光环“争议”没了。不久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一句“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再次引起了舆论对经济学家问题的高度刈ⅰ２唤鍪切挛琶教澹谒坪跻捕远〗淌谡獯我谎砸员沃耐芽谛惚硐殖隽思蟮墓刈⒑痛バ巳ぁ?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搜狐新闻中心近日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丁学良“不超过5个”的说法得到了83％的公众支持，还有近10％的人表示说“说不好”，明确反对的人占8．3％。
今年7月，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的被捕终结了延续一年的“郎顾之争”，郎咸平及其“粉丝”终于笑到了最后。此番激战之后，郎咸平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本次调查中，近三分之一（31．0％）的受访者表示，在时不常会发言的主流经济学家中，自己更愿意相信郎咸平的言论。
在调查提供的14位经济学家中，支持率仅次于郎咸平的是吴敬琏，为19．8％。剩下的12人，包括厉以宁、张维迎、林毅夫、樊钢等在内，没有一人得到10％以上的认同率。得票率列第三的是“谁都不相信”这个备选项，有12．5％的人对国内经济学家就是这么看的。
与上次郎咸平的文章引起经济学界开会反击不同，此番丁学良对内地经济学家近乎全面的质疑，甚至面对他“只知赚钱不求学问”的批评，内地经济学家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
“这次经济学家学乖了。”调查中，一名受访者开玩笑说，“当然，也可能是见识了网络这个‘茅厕’（一位经济学家曾说，网络就像公共厕所）的臭气后，怕了。”
在一个从上到下都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里，人们对于拥有“经济学家”头衔的人，内心不可能没有期待。在本次调查中，一半以上（58．0％）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学家应该站在独立的学术立场上发表言论影响政策，另有38．2％的人把他们视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如今，这种期待还只是期待。一名网友留言说，“当你把某人视为终身托付对象，并且此人也常常表示他是为你着想时，却冷不丁发现这家伙跟别人还有‘暧昧关系’。再一翻自己的家底，发现你的存折也不见了，你作何感想？有的经济学家就像那个人。”
对于经济学家“应该站在独立的学术立场上发表言论”的期待，不知道是不是公众的一厢情愿，反正已经有人发表了不同看法。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业良著文表示：说白了，有的经济学家也就是一个吃饭谋生的职业。因为需求量大，好处不少，所以许多人愿意站到此队列之中。有人则更为尖刻地诠释说，有的经济学家与其他人的区别是，他能利用自己更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优势寻找一个出价最高的买主。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时候也会不吝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作为筹码。
更有观点认为，有的经济学家之所以“面目可憎”，并非因为他们谋求个人利益，而是他们披着一心为公的外衣谋求个人利益。他们暗地里“帮助保姆占了主人财产”不说，还公然以第三者的身份说“占得有理”！
有人用“循环寻租理论”解释了有的经济学家们的行为：他们大都有三重身份———企业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学术研究专家。他们的行为一般可归纳为三步：第一步，通过与企业的结合，成为利益集团的受雇者及“形象大使”（与我们常说的“形象大使”不同的是，这些经济学家通常不会公开身份）；第二步，通过担任政府经济顾问、某某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制定与其受雇企业相关的产业及公共政策时，这些经济学家可以“公平地”将天平偏向自己的幕后老板；第三步，回归本位，以一个学术研究专家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媒体上、在大学讲台上、在著述中引经据典，用“缜密”的经济理论证明自己的观点与决策是正确的，是实现了“帕累托最适度”的。这样，不但赢得了公众的绝对信任甚至爱戴，而且赢得了政府、受雇企业及更多对之青睐的利益集团的信任。
在调查中，人们的担忧和失望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只不过是最靠近利益的，也是当前最有影响力的，所以与利益集团结合、替他们说话也是最明显的。”一位受访者对记者说，“谁敢保证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在以公共身份发言的时候都是出于公心呢？”联想到当前官煤勾结、房地产博弈中的种种情形，他甚至开始担心政府中的某些官员：“睁大你的眼睛，特别是有人站出来为公共利益说话的时候，千万要当心。”
本报记者 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