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开始在全球各地抢购顶级学者，并向他们提供顶级的待遇，但值得注意的是，优厚的物质并不一定会给中国的大学带来“世界一流”的美誉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杜方平报道 2005年10月13日，清华以近百万人民币年薪聘请来的“洋”系主任萨文迪在清华工作正好满一年。

　　清华有关方面表示，5年内将 以百万年薪聘请50位世界知名学者，以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被泰晤士报评为亚洲地区排名第一的高等院校，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重新引起了媒体对中国大陆地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新闻的关注。

　　用美国的待遇吸引美国学者

　　事实上，清华大学另外聘请的一位名叫姚其智的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家也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这位生于上海，长于台湾，如今已是美国最顶尖的计算机科学家，在收到清华大学的邀请后，他坦陈自己没有犹豫。

　　姚其智对记者说：“爱国主义当然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很难想象，在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我还能去什么别的地方。”

　　当然，在吸引姚这样的顶尖学者方面，中国大学投入的金钱同样是顶尖的。《纽约时报》在形容这一模式时说：招募顶尖的海外中国人和美籍华人，给他们配备最好的实验室，最好的学生，以及巨大的伸缩空间。对一些学者，中国大学给他们提供美国式的待遇，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会被慷慨许以住房和实验室。

　　清华大学人事处处长裴兆宏也向媒体透露，目前，清华利用由企业捐资成立的“讲席教授基金”已从国外聘请到37位知名教授作为讲席教授，5年内，清华还将以百万年薪从国外新聘13位讲席教授，使应聘教授达到50人。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学赶超世界一流的运动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开始，并且按照大学的定位，向全国的高校延伸。

　　初有成效

　　除了清华大学以外，刚刚获得“亚洲第一大学”荣誉的北京大学也将麻省理工学院的知名数学家田刚招入麾下，建立了一个国际高等数学研究中心。而复旦大学的努力则已经结出硕果，他们邀请仍在耶鲁大学任教的遗传学家许田，在复旦主持一个基因研究实验室。今年8月12日，许田的突破性研究成果首次使得中国科学家登上了著名的《细胞》杂志的封面。

　　其实对于一流大学的向往，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发轫起，就是中国教育者一直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单就清华大学来说，清华大学前校长王大中院士曾经说过：“优秀的人才只有在竞争和流动中才能获得”。如果比照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的“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是有大师之谓也”，以及解放后校长蒋南翔对人才的看法。在清华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史上，对人才的渴望一脉相承。

　　当然，不同的时代，针对不同的学科，对于人才的界定也是不同的。所以才有了2000年以来媒体上对于斥重金邀请国际学者的争论，也才有了多位世界级大师入主清华课堂的新闻。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者进入中国顶级高校之后，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教学方式和培养体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目前，清华大学推出的讲席教授制度已经对清华的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科研等方面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据了解，萨文迪讲席教授组拿到的5个国家科研项目中，有两项是萨文迪帮助签到的。与萨文迪接触最多的工业工程系副主任郑力教授说，今年许多地区的高考第一名都来报考清华工业工程系。据介绍，该系专业课全部用原版英文教材，纯英文授课，用英文写作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中国的高等院校，选择了和西方高等院校不尽相同的道路。西方大学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更看重学者的专业背景，而中国的大学则更看重学者的国际化背景。因为中国的大学管理人士都认为，进入国际的话语体系是中国大学现代化的第一步。

　　人才并不是唯一

　　但是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角度出发，大师级人才只是教育环节中的关键一步。20世纪初，从杜威开始的西方思想家，在论证教育对于整个社会思想形成过程的作用时不止一次地指出，教育领域的思想改革和管理水平现代化其实是教育现代化和大学水平提高的一个关键因素。杜威并认为，这种管理思想是对民主社会的培养、巩固和发展。

　　另一方面，每一个大学的发展，都体现了其管理者的影子。在全球华人创办的大学中，也有迅速崛起的例子。如香港科技大学在校长朱经武任内，迅速成为亚洲地区排名靠前的大学，其基本方式除了大量引进海外人才之外，还对整个大学的研究和教学环境进行了改革，鼓励创新、大量引入资金等，使得香港科技大学在短短的十余年中迅速成为亚洲翘楚。

　　而美国大学素以人才高流动为特征，教授的聘任基本上按年限与成果，每5年左右就要上一个新台阶，如果上不了，就准备走人。这种高度的流动状态，也是一种良性的管理模式。因此整个大学的教育体系中形成了竞争模式。在人才引进方面，美国的大学不但注重其国际影响力，而且也注重其个人性格与整个学校的风气的适应程度。比如耶鲁大学在过去的5年时间中就曾经拒绝了超过10位国际大企业高管或者政府退休高官前往任教。

　　专家认为，这些事例其实说明，一流大学的人才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在短时间内由大量人员堆积形成的。无论是管理模式的创新，还是研究氛围的积累，都只能为一流大学提供一个良好的起跑点，远景更要取决于大学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