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可能既要实现现代化，又要把一半以上的国民长期地滞留在农村，如此，既让一大批有条件的农民进不了城，也难以实现土地向种田高手集中的理想状态，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现代化也就难以实现    

    有专家指出，未 来15年虽然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按照平均一年提高城市化率1个百分点，从现在到2020年，城市化的水平达到58％左右，如果按照2020年总人口14.7亿来计算的话，届时城市人口8.4亿，农村人口还有6.3亿。

    就在人们还在为城市化的进程应该快一些还是慢一点、城市化的主力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而举棋不定之时，这一分析，无疑给我们以警示和紧迫感。我们不可能既要实现现代化，又要把一半以上的国民长期地滞留在农村，如此，既让一大批有条件的农民进不了城，也难以实现土地向种田高手集中的理想状态，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现代化也就难以实现。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是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由于认识上的差距，我们过去已经失去了不少加快城市化的历史机遇。最近，又有专家指出，由于宏观资源的有限性，我们就更不应该实行城市人口控制，而应该敞开城市大门，让更多的人从农村自由进入城市。理由是：第一，在人口和资源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城市化是最节约资源、最高效率的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这一点早已无须证明。第二，人们（尤其是城里人）往往只看到“外来人口”进城是和城市“争夺资源”，却往往对他们带来的资金、智力、劳动力以及各种创造的资源视而不见。近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事实说明，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是可以不断增强的。第三，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为阻止城市化，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环境和人口增长代价。中科院的评估表明，西部有1／5的土地承载力处于超负荷状态，造成许多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半个多世纪以来，荒漠化及严重水土流失地区的面积各增加了约1.5倍，中国等于丢失了大约350万平方公里土地。分析认为，由于二元户籍制使大量人口滞留农村或由城返乡，所以，中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在人口战略政策失误而“误增”的庞大人口基础上，因此又多生了1亿人口。分析认为，既然城市化是最节约资源、最高效率、最文明、最能有效节制人口增长的人类发展模式，今日中国的大城市就不应以“资源紧张”为由实行“人口控制”。

    因农民消费落后而导致内需不足的真正原因，同样说明更多地吸收农民进城的必要。消费的实践证明，平民百姓才是消费的主体。但农民为什么消费水平低？有专家分析说，农民消费低不完全在于收入低，而在于“公共品”的缺乏。除去收入低的原因，正是农村消费环境恶劣、缺少配套设施，使得很多耐用品难以打开农村市场，反观城郊农村，由于城市基础设施的辐射效应，耐用消费品颇受农民欢迎。这反映农民不是不需要消费，而是不愿意浪费型消费。

    而采取加大农村公共品建设的路子，并不都是合理的，从“统筹”的角度，同样的投入，公共品在农村和小城镇的利用率极低，低效投入，无疑将加大整个社会运行的成本。所以，中央曾明确指出，所谓“小城镇”的概念就是县城和自然形成的有特色的资源型城镇，而非“大村子”式的所谓城镇。

    由于中国经济的基础薄弱等诸多因素，在吸纳农民进城的过程中必然带来很多的问题，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与延迟农民进城相比，加快城市化的步伐，还是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