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压抑已经成了他们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

　　“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这是形容中国民工生存状况的“经典”比喻，如今常常被一些“愤怒青年”引申开来自嘲，后面还得加上一句：“赚得比民工还少。
”

　　在城市人身边，民工像空气一般重要的 存在却往往为人所忽略，他们在建楼、修路、卖菜、送货、装修、清洁、做保姆、当保安……他们的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有喜有怒、笑过哭过……但是这些并不为许多城市人所关注。

　　与污染同居

　　有一次，《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装修自己新房的时候，猛然发现了一个以前从未注意的现象:装修民工与污染同眠——大多数装修民工为了省钱，就住在充满粉尘、噪声和有毒气体的装修房内。

　　记者与来自江苏高邮的木工师傅陆正来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你们为什么就住这里？”

　　“住这里划算，上海房租太贵，在这里还可以省水电、煤气费，干活也方便。”

　　“你们总是这么住吗？”

　　“是啊，我在上海基本上不掏房租，装修完一家就换到另一家住。”

　　“这里污染很厉害啊！我一进来眼睛就痛，你们怎么住得下去？”

　　“没问题，我身体好得很！”

　　“但这样会留下后遗症的。”

　　“没事的，我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了。”

　　“要是到你老了，发病了，你怎么办？”

　　“唉，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哪管得上……我身体真的很好，你放心。”

　　他拍着瘦瘦的胸脯保证说，惟恐房东以“污染”的借口不让他住在装修房里。

　　城里人对装修污染畏之如虎，他们都接受过这样的知识普及：

　　装修时，瓷砖、石膏、特别是放射性元素的石材易释放出氡，氡无色、无味，但对人体的影响却是终身的，是导致肺癌的第一杀手；多种人造板材、墙纸中都含有甲醛，甲醛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确定为可疑致癌物质，而且还能致使胎儿畸形；苯主要来源于胶、漆、涂料和黏合剂中，人在短时间内吸入高浓度的苯，会出现中枢神经系统麻醉的症状，重者会昏迷乃至死亡……

　　装修民工的身体真的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吗？据新华社报道，北京、长沙等地出现多起民工装修中毒事件，还有民工产下畸形婴儿。

　　上海仁济医院呼吸科主任许以平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在多年门诊中，遇到过不少实在挨不住来求医的民工，其中有一位油漆工的病例令他印象深刻:“他告诉我最近一直胸闷、气喘，检查发现，这位民工的肺已经有哮鸣杂音，日积月累的化学品给他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后来不得不中断工作、花大量的时间治疗。”

　　舆论对装修民工健康的冷漠更令人深思。登上Google，输入“装修污染”和“民工”两组关键词，找到数十条相关新闻，但一条条阅读时发现，“装修污染”与“民工”均分属不同新闻，与“民工”相关的，都是指责装修民工不讲信用、偷工减料、野蛮无礼等，没有人想到在告诫城市居民注意装修污染的同时，提醒一下民工兄弟。

　　2002年7月25日，《潇湘晨报》甚至还有过民工挤住猪圈的报道：

　　“一个不到10平方米、由猪圈改成的小住房内，竟然住着一大群民工。昨日清晨，人们发现，这个地处（长沙）车站北路某工地的住房里，一位民工因窒息而死。”

　　“吃得比猪还差”

　　中国人讲究“民以食为天”，但是对生活在物质条件丰厚的城市里的民工来说，一个“吃”字，充满了苦涩。

　　建筑工地的集体食堂基本上都被承包，而承包者往往与大小老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在伙食上克扣民工已是公开的秘密，不少民工在城里，比在农村的老家吃得还差。

　　在上海莘庄南广场一家新楼盘里，《瞭望东方周刊》听一位来自湖北黄冈的民工埋怨说：“我们吃得比猪还差！每天都干重活，吃这种东西怎么支撑得住！”

　　有一次，记者来到一处建筑工地的民工食堂，看到：餐桌黏乎乎的，可以刨得出一层黑泥来；灶台就搭在低矮的工棚内，苍蝇飞舞，偶尔还有老鼠光顾；大米装在一个脏乎乎的大麻袋里，上面扔着头盔、手套，厨房里没有任何防蚊防蝇措施和消毒设备，大锅旁边，有一碗灰色的粘连在一块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盐……

　　民工集体食物中毒，已不可避免地接二连三发生：

　　2001年元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一建筑工地62名民工误食未煮熟食物，发生食物中毒，被送往医院急救。

　　2003年8月，苏州工业园区近400名民工因食物中毒，被连夜送医院急救，病人们控诉说:他们全是吃了工地食堂的菜中毒的！他们建筑工地的食堂是老板的妹妹承包的，经常从菜场买一些不新鲜的菜让民工吃，“今天卖不完的菜，明天再拿出来卖，不管卖到第几天，一定要把这些饭菜卖光为止。”

　　2004年6月，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一家建筑工地发生了一起41名民工集体中毒事件，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疾病控制中心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民工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系食用了存放达20小时的剩馒头所致。

　　……

　　去年上半年，中国十多个省市的粮油批发市场上，陆续出现了一种被称作“民工粮”的大米。它比一般大米便宜三分之一还多，而且非常抢手。

　　“民工粮”因大量销往工地而得名。从外表看，“民工粮”和其他的大米相比，颜色发黄，拿在手里闻闻，还有发霉的味道。

　　“民工粮”其实就是陈化粮，而陈化粮是指已经陈化或变质、不宜直接作为口粮的粮食。相当一部分陈化粮中，都含有大量的致癌物醛，以及黄曲霉毒素——目前发现的最强的化学致癌物。

　　不少粮油摊位都出售“民工粮”，但“民工粮”并不是摆在明面上，大多是藏在后库房的，不过也有明目张胆摆在外面的，销售呈公开化趋势，在天津，甚至还打出了广告，上面直接写“民工米”！

　　在缺乏行政部门监管，也缺乏舆论支持的情形下，民工餐桌上的食物质量越来越差。他们曾在乡村种过粮、养过猪，也许他们的妻子和父母现在还在乡下种粮、养猪，而如今他们却在城里吃着陈化粮、垃圾肉……

　　漫漫回家路

　　一年一度的春运，一年一度的票荒，一年一度的拥挤与忙乱，身心俱疲，苦涩无奈。

　　民工买票到底有多难？去年1月10日晚，《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寒冬的雨夜亲历了民工通宵排队买票的全过程。

　　晚上10点，记者来到上海市曹杨路400号——普陀体育馆。这是上海火车站为方便民工买票而临时设立的售票点。记者和民工一道排在等待购票的人海中。那几天上海连降细雨，站在雨中不知不觉鞋子、裤子就已湿透，冷得直打哆嗦。

　　晚上11点左右，一位身披雨衣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在记者右手背上用红色水笔写了一个号码“481”。记者这才诧异地发现，队伍中每位民工手背上都依次画上红色编号。编号人员说，11日买票顺序就按编号大小排列。

　　记者不禁有些疑问，既然编了号，大家为什么还要连夜守在门外呢？经打听才明白，等待买票的民工们既不知道工作人员什么时候来编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放行到大厅排队等候买票，即使加上编码的，一旦错过“放行时效”也得等在队伍最后。

　　凌晨3点左右，天继续下着冷雨，湿漉漉的馆外马路边，已排起了近500米的“人龙”。连续几天排队排出经验的民工们全副武装，披着雨衣、戴着口罩等在队伍里，衣服和鞋子用塑料布裹得严严实实以防湿冷，他们随身携带着热水瓶、熟食，饿了来点“夜宵”，冷了喝点开水。初来乍到的民工们衣衫单薄地站在风中瑟瑟发抖，鞋袜湿透实在冻得不行，干脆在马路边蹦来蹦去增加身体热度，马路上蹦蹦跳跳的队伍远看就像一条蠕动的长蛇。

　　凌晨4点左右，记者明显感受到一股寒气从脚底直逼胃里，饥寒交迫。队伍里传来了阵阵骚动，七八个穿制服的人驱车赶来，其中一个号称是“头”的胖子高声吆喝：“排好队，站好、站好！我们来查号了！”七倒八歪的人群顿时齐刷刷地站起。

　　5点钟左右，记者终于随民工一起，踉踉跄跄地走进了卖票大厅，腿脚冰得近乎麻木。大厅里除了偶尔的喷嚏声外，安静得很。民工们个个饥寒交迫、疲惫不堪。

　　大厅内，大家都在忙着清理湿透的鞋子和裤子，大厅外“高高兴兴出门打工，欢欢喜喜回家过年”、“民工兄弟，欢迎下次再来上海”的标语显得格外醒目，民工手背上一个个编号也红得格外刺眼。

　　就在这时，突听一名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拿着大喇叭高喊:“向大家通报一下，上海西站的票我们这儿一律不售。”声声抱怨随之响起。记者很纳闷:难道这些信息只能在通宵达旦排队后才能告诉民工吗？

　　江西来沪打工的罗先生终于买到了当日第一张返乡火车票，他一边抹着被雨水打湿的头发，一边有点语无伦次地跟记者说:“票可终于拿到了！”在这之前，年过五旬的罗先生在指定售票点上海普陀体育馆外，排队等候了整整两天两夜。

　　票总算买到了，但漫漫回家路，仍然上演着无数悲剧。

　　这几年，不时可见这种让人心酸的报道：春运期间列车超载、乘客拥挤，民工突然精神失常。一名突发列车精神病的民工持刀刺死另一名不相识的乘客，前来制止的乘警也被刺成重伤;一名民工突然拿出一大叠百元大钞，竟在车厢内大把抛撒人民币；一名民工站立过久，突然打碎玻璃，纵身跳出车外……

　　2004年1月9日,上海开往重庆的Ｋ74次列车上，从上海打工返乡的安岳农民杨某，由于车内拥挤、空气憋闷，在列车即将抵达重庆站时，夫妻俩精神突然失控，持刀冲进3号车厢乘务员室，将乘务员逼到角落，并将门反锁。

　　列车进站后，夫妻二人见到窗户外有人（便衣警察），情绪激动:“不准看,快走开,我们是铁道游击队……”丈夫不停地持刀挥舞，同时语无伦次地咆哮:“火车到了……我带了茶水……你们回家了……”

　　警察试图轻言细语说服他们，气氛有所缓和，突然一声高亢的火车啸叫传来，那男子触电般乱叫开了:“鬼子的装甲车进村了……”语音未落，突然疯狂地持刀直奔列车员。眼见形势危急，车外埋伏的几名刑警一跃而出，用铁棒砸破了车窗玻璃，一番混战后，制伏了这名男子，四名刑警亦告受伤。

　　这类惊险场面越来越多，新华社在2004年1月18日还专门播发了一则春节卫生知识：

　　春运期间，相当多的旅客是外出的民工……为了避免发生类似“旅途精神病”这样的悲剧，希望外出民工乘火车时，尽量避开春运高峰期。在乘车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如长途旅行要备足食物和水，安排好行程，准备一些应急的药品等。临行的前一天，一定要吃好、休息好，切忌因情绪激动而影响休息，因睡眠不足造成疲劳。在列车上，尽可能保持正常饮食……

　　被妖魔化的民工

　　每年春节前夕，在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的一些现代化居住小区里，会出现这样的文字：“春节将至，民工回乡，希望广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强防盗意识。”这显示出，一些城市出现了“妖魔化民工”的趋势。

　　例如，杭州某商场工作人员拒绝四个看起来像“民工模样”的男人进入该商场;某房产广告称“小区安静，没有民工骚扰”；某公厕上告示“民工禁用”；苏州一高档小区抵制民工入住，即使这些民工是以合法的租用手续入住的;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东溪村公园的门口曾悬挂这样一个告示长达一年之久:禁止外来工入园，违者罚款100元……

　　2002年，一位陈姓青岛市民给当地报纸写信，提议在公共汽车上设立“民工专区”：

　　“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的市民素质步步提高，其着装越来越干净。而与此同时，在青岛打工的民工却素质低，不讲卫生，衣服上沾满油污，乘公交车时经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的厌恶，时间久了，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在公交车上隔出小块区域专门供民工使用，这样可以减少市民对民工的厌恶感，消除双方的隔阂和矛盾。”

　　对民工们来说，再苦再累，也比不上城里人歧视带来的伤害。

　　数字100市场调查公司2004年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做过一项调查，实际完成样本量327个，调查结果是：民工受歧视的问题比较普遍，55%的民工认为自己在城市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对待，认为受到较大或很多歧视的比例达到20%。

　　调查显示，民工感觉最难接受的是:被嘲笑、作弄或遭人白眼（22%）;被执法人员随意扣留罚款（13%）;服务人员对民工态度明显较差（12%）。

　　调查同时显示，民工最反感的歧视内容在三个城市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北京主要是拖欠工资、被人嘲笑作弄、被人扣留和罚款；上海主要是被人嘲笑作弄;广州则主要是被人扣留罚款以及服务人员对民工态度差。

　　歧视民工造成这样一种怪象:城市人离不开民工，又希望民工不要进入城市人的生活圈。

　　零点研究集团新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进城务工者普遍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他们当中有72％的人表示愿意与当地城市居民交往，有82%的人“喜欢城市的生活”，69%的人“希望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90%的人“希望能被这里的城市居民尊重”。但结果往往令他们失望。

　　一位名叫冯俊岩的民工，在跟《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长谈时，感叹说：“我来天津十年了，还未交着一个城里朋友……”

　　冯俊岩生于1965年，安徽太和县人，他说：“1994年我和妻子翟秀花一起来天津谋生。从拾荒到卖菜、卖水果，现在有了一些积蓄，还有两辆卡车，一辆做水果生意，一辆跑运输拉砖，每年还给家里的老人寄许多钱回去，10岁的儿子也接到天津上学，现在读四年级。按说我过得还可以，用你们城里话，算是成功人士。可是我有一大苦恼，10年了，没有交着一个天津市的朋友。”

　　“俗话说出门靠朋友。10年来，我努力维系着朋友圈子，经常交往的铁哥们也有二三十个，有安徽老乡，也有其他外地来天津打工的，但都是‘同类人’。我没交着城里朋友，不是不想交，也努力过，但那是一面热，人家城里人根本看不起你。”

　　“也有一种城里人主动找我们交朋友，但几乎都是城里地痞。起初我们不知道，听信了‘有事找我们’的话，以为在城里有了朋友，不受人欺负。可是，我们养不起他们，帮一点小忙，他们没完没了地找你要钱，赌博、吸毒、找小姐，赚的钱还不够他们花的，还打人，跟掉进了陷阱一样。最后花了好长时间，费好大劲才摆脱他们。”

　　《瞭望东方周刊》就这个问题在天津街头也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他们的回答是:“没想过要和他们交朋友”;“他们那么脏，怎么可能互相交往”；“他们没有户口，没有个单位，没有个固定住处，上了当哪里找去”；“没有共同语言，在一起说什么呢”；“和民工交朋友，没有搞错吧，农民企业家还差不多”。

　　“把你的屎吃掉”

　　2004年10月11日16时许，黑龙江大庆市让湖路区中央大街农贸市场。从农村老家进城打工的人力三轮车夫王强像往日一样，在这里“溜活儿”。突然，迎面驶来一辆汽车。为了躲避汽车，王强慌忙中猛拐向路边，将三轮车驶到了人行道上。瞬间，三轮车的车轮碾压到了一对夫妇牵着的一只小白狗，小狗当场死亡。

　　狗的两位主人是一副“贵族”派头的城里人。他们对王强指责了一通后，说：“只要你给死狗磕三个头，这事儿就算拉倒。”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王强无奈，只好趴在地上朝着死狗磕了三个头。本以为事儿到这儿就算完了，可王强磕完了头，狗的主人又向他索要600元钱，理由是他们的狗死得冤枉，这些钱是用来“赔偿”的。

　　王强将身上的所有口袋都翻了个底儿朝上，只翻出20元钱。这是他一天的收入。看到那对夫妇不依不饶的样子，王强额头的汗水混合着委屈的泪水，顺着两腮流下来。

　　最后，王强只好向其他人力三轮车夫求助。大家你一元我一元凑到了200元钱。那对夫妇从王强手里接过200元钱，扬长而去……

　　2004年7月1日晚上11时左右，包继友和杨海生，两名在昆明一家私企做保安的农民工，到鸣泉村小塘子工地巡视。不久，他们遇到了四名鸣泉村护村队队员。

　　“他们满嘴酒气，问我们这么晚了出来做什么，我们说巡查工地。他们不由分说，挥舞棍棒就向我们打来……很快就被打得几乎昏死过去。清醒一点以后，我发现我身上的钱包、手机都不见了。”包继友回忆说。

　　随后，几名护村队员把两人押到了鸣泉村老年活动中心，用手铐将他们反铐，令他们跪在地上，把下巴放到活动中心的长凳上，只要头部稍有挪动即招来胶木棍、铁管的暴打。

　　“不久，又有一个人来了，他们五个人出去弄了几瓶酒来，一边喝酒，一边轮流打我们。”包继友说。

　　暴行从深夜11点一直持续到凌晨。包继友大便失禁，顺着裤腿掉了出来。

　　“我听见一个人说，把你的屎吃掉！”

　　尽管被打得奄奄一息，但思维还算清晰的包继友怎么也不肯听从。护村队员继续打他。有人用棍子挑起大便，塞到他嘴里……

　　“我实在被打得不行了，只好吃进去。我吃掉一坨，他们逼着我把另外两坨也吃掉。第四坨被他们勒令戴着手铐的杨海生用手捧着扔掉了。”

　　以为已经没事的包继友被一个队员按住头，他们勒令他把地上的污物舔干净。

　　“空虚寂寞是进城打工的最大感受”

　　一个人的生活，应该是由吃喝拉撒、工作、休息、娱乐、感情乃至摔跤、争吵、受伤、唱歌等等宏观元素和细节元素共同构成的，缺少其中一两个细节元素，无碍大局，但如果缺少了一两个宏观元素，一个人的生活就会倾斜乃至坍塌。

　　《瞭望东方周刊》对民工做过一次调查，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之后，记者发现，工作之余民工的消遣方式十分单一。

　　其中，男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举为（可重选）：无所事事（67%）、找老乡聊天（40%）、打牌或者打麻将（19%）、给家里打电话（19%）、喝酒（11%），有5%的男性农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

　　女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举的有：给家里打电话（52%）、逛街（35%）、找老乡聊天（28%）、看书读报（27%）、吃完就睡（20%）。而城里年轻人业余生活中“上网”、“泡吧”、“参加培训或自学技术”、“谈恋爱”等主要项目，民工很少选择。

　　在回答“城市打工生活，您最大的感觉是”这一个题目时，22%的男性民工、30%的女性民工选择了“空虚寂寞”。

　　脱离简单的数字，他们的空虚，具体的人和事则更能体现。在成都的一个建筑工地，《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见到了来自四川仁寿县的农民蒋春来，他53岁，出来打工五年，单身多年，不久前找了个带有两个孩子的寡妇。仁寿是四川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农业大县，记者也曾去过那里，贫穷落后，农村里的青壮劳力走了十之八九。

　　蒋春来是个石匠，性恪直爽，喜欢聊天，也不把记者当“外人”，很快就攀谈起来，话题什么都有，并不避讳精神生活话题。

　　“要说这五年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寂寞、寂寞、还是寂寞！”蒋春来说。

　　“我在现在这个工地干了四五个月了，白天干活，晚上就没事了，干什么呢？我倒是有办法消磨时间，因为我会吹笛子。这还是当年学会的本事，如今成了个爱好。可惜，我不会那些花哨的新曲子，只会吹几个老曲子，像什么《南泥湾》、《北京的金山上》等。”

　　“我还能吹吹笛子，那些什么也不会的兄弟就闲得慌喽！真正工地上的民工，实际上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真像我这样能自娱自乐的很少。大多数人平时的消遣就是看录像、玩牌、打麻将。当然，玩牌、打麻将都是要赌钱，否则不刺激。很多人输得连生活费都没了。”

　　“这些年轻人大多数都还没成家找老婆，可能谈上恋爱的很少，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实在憋得慌，就去找小姐。就拿我们这个工地来说，附近的小姐很多，花几十元钱就行，还有更便宜的。”

　　2004年11月27日晚，在北京顺义区白辛庄村顺义国际学校对面的一家小录像厅内，五六十名正在看黄碟的民工突遇警方检查，民工撞倒小屋的石棉瓦墙逃离时，有20余人慌乱中跌进深达六米的化粪池。28日，建筑公司从化粪池里打捞出两名民工尸体。

　　人们说，根据中国的现实条件，当前最基本的，是让农民工在城市里找到活路，不要挨饿；受到管理，不要犯罪;拿到工钱，不要“跳楼”。

　　然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也已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了。

　　情人节没有情人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然而，在民工的生存空间里，这似乎变成了一个奢侈的名词。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为二三十岁年轻人，正处于婚恋的黄金时期。但是，对这些漂泊在城市的农村年轻人来说，无论是寻找一段美好的爱情，还是过上正常的性生活，都十分困难。在他们的感情世界，情人节是没有情人的。

　　去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与一帮民工聊天时问：“情人节和谁过？”不料引起一阵哄笑。一个农民工说，“情人节是你们城里人的节日，与我们不相干。”另一个说，“我们的饭钱都是老板提前给的，哪有钱买花。”还有年纪略大一点的说，“老婆在乡下，想过也找不着人呐。”最后一个说得更实在，“一天做活累死，哪有心思过节哟。”

　　2003年的情人节，新华社曾组织了一次关于民工如何过情人节的报道，最后落在报纸上的组稿题目却是：“我们不喜欢温馨浪漫的西方情人节”。为什么呢？原因和前面提到的一样：没心情、没金钱。

　　在记者进行的调查问卷中，不少年轻的民工表达了自己对真挚的感情有着一份期待。其中，29%的男性民工、25%的女性民工都选择了“我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但我还没找到”，只有极少数人表示“从来不相信爱情，一切都是逢场作戏”。但各有20%的男女民工同时认为“世上有爱情，但爱情敌不过金钱”。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民工的恋爱如此困难呢？

　　流动性大、交际范围窄，是青年民工在婚恋方面遇到重重困阻的主要原因。来自湖北、在上海打工的民工方辉说,居无定所,流动就业,四处漂泊,也许一次失业就能让两个热恋的打工仔相隔千里，最终成为陌路。他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丛峰的家乡，也有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一走几年,春节都不回家。可是,为了结婚，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相反，一些本来在当地过日子的农民,由于离婚了，便把田地往外一租,扛起铺盖出去打工了。许多单身的男女,则往往一去就是十年八载，杳无音信。所谓的爱情、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惟一维系这些农民工与家乡的纽带。

　　尴尬的性

　　也许，爱情、婚姻、生育都还是一些随意的话题，而更深一层，农民工的性生活问题则显得有些难于启齿了。

　　对于生理处于性欲旺盛期的年轻农民工来说，性压抑已经成了他们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瞭望东方周刊》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在回答“多久过一次性生活”一项的显示中，选择“一星期过三次以上性生活”的男性农民工只有5%，而女性农民工是0%;有19%的男性、18%的女性选择了“时间长了记不清”。

　　在“据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样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没过性生活了，他们会选择干什么”这一道选择题时，男性农民工21%选择“找小姐”、18%选择“整夜睡不着”、18%选择“喝酒麻醉自己”、25%选择“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女性农民工有19%选择“拼命干活发泄”，5%选择“强忍着”。

　　已婚夫妻因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一根电话线，就成了夫妻间倾诉感情的主要渠道，39%的男性、55%的女性农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

　　调查发现，观看黄色录像是民工的主要“精神”生活和“业余生活”。民工们大都承认，从录像厅看完黄片出来，心里就痒痒的，想找个“路边店”。这些打工人群身在异乡，面临着巨大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加上难以排解的性压抑，极易导致心理扭曲和变态，引发违法犯罪行为。1999年全国性病患者达800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城市外来民工。

　　据统计，2002年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有224.4万人，已婚或成年民工的正常性生活，因各种因素得不到适当地满足，部分人因此患上性压抑症。

　　《瞭望东方周刊》在四川和上海进行问卷调查时，谈到民工性生活调查或发放问卷时，经常引起在场的农民工的哄笑或窃笑，但大伙儿对问卷却很有兴趣，几乎是一一认真做答。一位22岁的工人还讲出了自己的心声：每次上街，看见美女想打招呼认识，却又怕人家误会。这令他很是苦恼。

　　有一次，他和十几位工友一起去附近一个公园健身房打乒乓球。一会儿，从门外进来一位美女，他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了过去。这位年轻的民工笑嘻嘻地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开始，我只是远远地望着。后来，美女上了跑步机，我便假装玩器械，走过去近距离地看。当她看我时，我赶紧把视线移往别处。那次，我足足看了有半个小时，但并无恶意。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跟美女打个招呼。”

　　压抑的性生活，导致了各类奇闻怪事在农民工群体中层出不穷。安徽农民工邱某白天看见一个报刊亭里张贴了很多人体摄影的图片，回到工地后，邱某把自己的所见告诉了同乡。当天半夜，睡不着觉的同乡与邱某一起来到报刊亭，他们两个人打着手电筒观看玻璃上的人体摄影图片。从此经过的行人发现报刊亭旁传来声响以为遇到了窃贼，赶忙报警，河东巡警赶到后才知道实情。

　　2002年，曾有一条新闻在成都引起了轰动:一个名叫谭福军的农民工爬上蜀都大道旁一工地的脚手架，争看一家商场搞的“内衣秀”而摔伤，此后，他再也不能出外打工了。

　　26岁的林某来成都打工已经八年了。“活儿累点不怕，反正有的是力气，最难忍受的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是20多岁的人了，当然想女人。想多了之后，精神上就有些受不了。不怕你笑话，我甚至产生过半夜出去拦个女人强奸的想法，但我晓得那是犯法的，只有拼命控制自己，寻找其他途径（发泄）。”

　　这也是他目前面临的最大精神困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迷恋别人阳台上的女内裤。后来，我又发现了工地旁的一个厕所有女人进出……”有一次他进女厕偷窥，被人打得滚进了粪坑里。

　　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胡佩诚提出:解决正处于青壮年打工人员的“性压抑”办法来自两个方面，当然最直接的办法是圆了他们的鸳鸯梦，通过夫妻团圆、介绍对象这样的方式从生理上来解决，而更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则是从心理上解决。

　　精神危机和歧视性管理

　　一提起农村、农民，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勤劳、淳朴、憨厚的人物模样，像鲁迅笔下的闰土。但记者进行的调查也明晰地显示出:当今农民工群体正面临一场精神危机。

　　刘某进城打工八年，他已经换了三四个工作，原因不是因为私企老板克扣工钱，就是自己嫌工资太低。他所在的纸箱厂有50多名职工，大多是年轻人。记者问他厂里有没有成立党支部、工会或者共青团，他摇头说没有，“我不知道厂里还有党员。”他在初中时加入了共青团，但“不知道28岁要退团的事”，也不记得自己有没有交过团费。

　　他说，厂里平时从来不组织活动，“老板只是追求效益”。工人们业余无事可干，“打牌的时间最长”，每次打牌都要赌钱。

　　他所在的厂绝大多数是外地人，以安徽、苏北人为主，也有贵州人，平时以地域划分帮派，“厂里工人打架的事情太多了，不打架我们倒觉得不正常，尤其是打牌赌钱时，动不动就打起来了。”厂里工人打架，几乎不报警，大部分都私了。

　　2004年，记者在四川和上海进行调查时遇到的青年农民工，大多数是初中毕业或小学文化，很少有人读过高中，这也代表着城市农民工的基本文化构成。最后，调查问卷显示，这些人所受到的道德教育仍停留于学校时代和家庭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停留于十年或数十年前，城市的熏陶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正面影响。

　　四川省仁寿县文宫乡保楼村小学教师林子江，是一位传统的农村知识分子，他教过的很多学生现在都外出打工了，现在，他又在继续教他们的孩子。

　　林子江说，出去的青年农民工，平时很少回家，一般只是在春节的时候回家。和这些年轻人聊天，我发现他们在外面沾染了很多不良的习气。这些年轻人说话，一般都透露出他们在外面吃了“没文化”的亏，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好好学习。可仔细一问，他们让孩子好好学习的目的不是成才，不是建设国家，也不是赚大钱、考大学，而是最简单的几个字——“不让城里人瞧不起”。这将极大地影响下一代的农村娃娃啊。

　　记者曾到江苏省采访，这里乡镇企业很发达，农民工很多。然而，市委接待的干部却热情地告诉记者：“要了解民工情况，请找公安局。”并强调说：“我们的民工管理做得很好，经验已被全面推广，受到中央综治委的肯定。”

　　江阴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要采访农民工的管理情况，只有找公安局。”记者问：“还有没有其他部门管？市领导哪位分管？”这位负责人想了半晌，说：“只有公安部门说得清楚。”江阴市公安局一位干部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主要目的是防止违法犯罪。”

　　有关专家指出，这说明一些政府自觉不自觉地走入了一个“歧视民工”的误区。这种歧视性的管理倾向，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农村的现代化，将十分有害。

　　为民工创建城市新家园

　　如今，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欣喜的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已经开始通过积极创建新型组织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满足农民工空虚迫切的精神生活需求，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最大的民营企业新奇生公司，在2003年建立了上海第一个新经济组织的民兵营。记者在这个公司看到，300多名青年农民工全部以部队编制住在宿舍里，各个宿舍窗明几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连鞋子也依一条直线摆放，与大多数又脏又乱的农民工宿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民兵营营长、新奇生公司办公室主任王玉兰告诉记者，公司还修建了一个民兵活动室，里面有各种各样国防教育读物和其他报刊书籍，每天晚上6点到9点向农民工开放，十分热闹。她说：“过去，外来务工人员像一盘散沙，业余时间也没有什么文娱活动，下班后到外面闲逛，喝酒，醉了就打架，惹是生非，难于管理。民兵营建立起来后，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极大丰富起来。农民工高兴，企业也少了麻烦，生产效率也上去了。”

　　根据上海市总工会的统计，目前上海的770万产业工人中，就有380万是外来务工人员，占工人总数的近50%。集体经济、全民经济组织越来越少。由于形势变了，以前政府工作大部分精力放在企业身上，现在思路开始转变，根据外来人员为经济所做的贡献，慢慢地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外来务工者身上了。

　　（本文内容已收录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的《我的民工兄弟》一书）

责任编辑：屠筱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