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将向农村倾斜
“十一五”规划中,有关三农的政策将贯彻三条主线。9月27日,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政策院所校学术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透露。
除了结构变迁、深化农村内部综合配套改革外,以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为核心,调整城乡利益分
配格局,将是“十一五”规划中三农政策的重中之重。
伴随着十六届五中全会会期日趋接近,有关“十一五”规划的所有话题都成为关注的焦点。而长期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和三农问题,有望在接下来的五年取得突破。
政策核心:调整城乡利益分配格局
“结构的变迁仍是一条主线。”韩俊首先强调。结构的变迁包括对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城乡人口结构的调整。
近年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开始呈现良好的势头,长期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缓解了,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综合效益不高的矛盾仍很突出。因此,韩俊认为,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仍是“十一五”期间的重点。“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应继续优化农业的结构,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应根据我国农业资源利用和农产品供求的现状,加快林业和畜牧水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在大农业中的比重。
另外,目前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不充分,仍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十一五’规划中,加快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
在2006年全部取消农业税的背景下,农村内部综合配套改革将是“十一五”期间三农政策的第二条主线。韩俊说,“农村内部综合配套改革也是农村改革中层次最深、环节最多、难度最大的改革,它主要包括三大核心问题的改革。”
首先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改革,目前中央和省承担的责任还不是很明确,下一阶段主要是加大省级以上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其次是乡镇政府的改革,免征农业税之后,很多地方乡镇政府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突出,通过改革,建立一个精干、高效的农村基层政权,给农民减负也给政府消肿。第三是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中西部绝大部分地区在取消农业税后乡财政就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怎样加大对县乡财政的转移力度,让它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是“十一五”期间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除了三大核心改革,韩俊认为,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需要协同推进,如: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使农户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要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同时积极鼓励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此外,还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相比前两个主线,在“十一五”期间,第三条主线显得更重要。“与‘十五’相比,第三条主线——调整城乡利益分配格局,是‘十一五’规划中关于三农政策的核心内容。”韩俊说。
对于这个政策选择的背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在研讨会上指出:
对农民减免税和实行生产或收入补贴,毕竟是一种短期而有限的措施。要从根本上遏制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就必须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机制。
“这是跳出农业抓农业,跳出农村抓农村的思路。”韩俊说。
十六大以来,中央陆续提出以五个统筹、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城乡统筹发展成为重点。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央进一步提出,现在我们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阶段。
“下一步整个农村改革要体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基本要求。韩俊说,这是调整城乡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背景和基本出发点。
突破口:落实农村公共产品提供
如何调整城乡利益分配格局?在经历了长期的工农剪刀差和城乡二元体制之后, 如何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
“工业反哺农业,这个反哺不是价格和收入补贴,而是用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的思路,调整城乡利益分配格局。”韩俊告诉记者。
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晓河也认为,调整城乡利益分配格局的核心应该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支持机制。不过他更关心的是,这个机制该如何建立?
“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经济战略,应首先落实到对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上。”马晓河在研讨会上说,“‘十一五’期间,政府应该以提供农村公共物品为契机,调整城乡利益分配格局。”
如今,政府的公共财政主要还是向城市倾斜,向重点项目倾斜。特别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农村对于公共物品应该“自给自足”。
对农村公共物品长期缺乏投入,带来的现状是残酷的。国家统计局统计设计管理司司长鲜祖德在会上披露了一组数据:全国有一半的行政村还没有通自来水;60%农民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7000万户农民住房需要改善;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路;2%村还没有通电;6%的村还没有通电话;1%的乡镇没有卫生院;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等。
马晓河去年考察十四个县,今年考察十一个县后,得出的结论也认为,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严重不足,跟城市相比,最基本的生存公共品无法得到满足。“学无所上,老无所养,病无所医。”同时,在公共品享受方面,尽管中央政府做了很多的努力,但城乡差距仍在不断扩大。而更为严重的是,农民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出现严重缺位。现在乡政府没有钱,基本上各个乡的转移支付占到70%,满足不了需要。
“在‘十一五’期间,政府应该大力投资农村公共品供给,并以此为契机,掀起新农村建设”马晓河说,这也是未来五到十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政策选择。
首先,在制度上应该改变城乡二元供给制度,改变农村公共品供给状态——由以农民为主到由政府为主;其次应明确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的责任,界定政府、农民、社会中介机构在提供农村公共品上的分工。
马晓河提出的一个新方案是,在“十一五”期间,在农村搞“六通、五改、两建”。“六通”——通路、通水、通电、通气、通广播、通电视等等。“五改”——厕所、厨房、圈舍、校舍、卫生所。“两建”——农民的公共活动场所如开会和文化活动场所、垃圾处理场。再加上一个“一提高”——为农民提高收入。
要实现这些,“政府需要出钱。”马晓河算过的一笔账是,每位农民需要3000元。按照9.4亿农民计算,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时间,需要近3万亿人民币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