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双城记》那句被中国评论人流传很俗的话改一下：这不是最好的一年，也不是最坏的一年，它只是最无法形容滋味的一年。

　　从2004年10月2日到2005年10月2日，整整一年，意味着很多，也可能什么也意味不了。从去年10月2日杨祖武冲冠一怒率队离场以至于把事态发展到一场中国足球职业史以来最火爆的“革命 ”直到现在，被外界称为“G7”的人物已经凋零：徐泽宪淡去，张海被抓，颐中退出，冠城将在年底被剥离关联关系，辽宁虽然经赵本山介入但仍继续下滑，徐明闭口不谈更年事，一心狠抓石化项目，国安忙着与皇马再续良缘……

　　中超最终没有因一场旨在让中国足协退出行政足球体制的火爆行动而得救，反而厄运连连，一年后的中超更加冷清了，中国足球甚至连观念争斗的激烈都无心过问了，只剩下一个平均上座率只有五六千的行尸走肉式的“中超”在苟延残喘。“革命”改变不了“革命者”的处境，也改变不了中超厄运。

　　“革命”妥协：旧赛制旧体制都留下了

　　一年前的沈京之战催生了很多让人铭记的镜头，比如徐明以前所未有的高调态势走进新闻发布会，公开表态支持国安的行动；比如随后三天他又在上海发表了非常著名的“徐氏十三条”作为一个时期的纲领性文件(虽然十几天后被包括G7内部的很多人视作缺乏操作性)；比如在三天后的“国安宾馆”会议不仅确立了G7的路线图、行动目的，而且也由徐泽宪做出了“这次革命肯定不会成功，但我们仍然要走出这一步，因为必须有人走出这一步”的预测；比如说阎世铎在这次革命中的忽左忽右让事情极具戏剧性，以至于既得罪左派(中国足协)也得罪了右派(G7)，最终自己在非常突然的情况下离开中国足球；比如说中国国家足球队在一场闹剧中弱智地失去下届世界杯入围权；而中超被宣布只升不降，甚至只差一公分就被上级下令转为南北分区赛，退回到职业化以前的专业队时代。

　　只有专业人士才感受得到：一年来关于“革命”最紧张最关键的时期是年初的两次香河会议，因为这关系到中国足球是否还要搞职业化足球，由于阎世铎出于政治目的拉来地方足协的官员们，由于G7们得不到更广泛的群众支持，所以中国足球在年初时有了一场极具生死意味的争夺战。

　　最后双方各退一步，中超继续维持过去的赛制，但也固守了过去的陈旧体制。这注定了两点：第一，中超不会因曾经的G7革命而出现转机，它反而因传统派占上风而继续下跌；第二，中超也不可能真如G7所断言的那样死去，它成为植物人，但仍存在着生命迹象。年初有两件不被一般球迷注意但对于业内相当于地震级别触动的大事：一，谢亚龙作为真资格的奥运备战工作监管来到中国足协；第二，西门子等一批赞助商退出。

　　“革命”后遗症：脱离原罪盯住作风

　　在G7革命一年之际可以这样总结：“革命”没有拯救中国足球，中超反而恶事件不断。

　　深圳健力宝的“球霸风波”很容易被外界理解为一次关于队风队纪的风波，但这是误读。因为它不能脱离张海被抓的大背景，张海被抓使这支球队迅速成为无人投资、无人管理、无人关注的球队，因为它之前的维系基础本来就相当脆弱或者说危险，加之汇中天恒根本就无心经营这支消耗极大的队伍，所以无论之后迟尚斌愿不愿意承认，他都只是身陷企业与球队之间的一个正义木乃伊，是一个替罪羊，同时那些被称为“球霸”的人也是。

　　一个完全寄身于市场躯壳但失却市场补血的俱乐部，在不为外界所知的非常有违规则的一系列手段下，终于爆发了一场以正义的名义发生的“球霸”声讨大战。但更接近于真实的判断是，它是G7革命的遗腹子，是一个革命失败后的怪胎。当然更广大的群众不可能理解或者说不想这样去理解它，关于市场化的改革，离中国百姓太远也太不切合实际。

　　在一周年之际，罗宁说了三点G7革命的成功之处，不可否认这场革命或者说这场风波自有它的正面意义和效果，但他同样承认了时间问题，其实这也是时机问题，时机比时间更为重要。所以在这一年恶事件不断是难以避免的。

　　中邦出现了范志毅和申思的事件，长波出现了安琦的事件，国家队出现了红牌事件，我们可以说这是很个体化的出格，也可以说这是媒体扩大化的炒作，但这一年有个很典型的现象：即负面事件普遍对准球员来开火，普遍存在把球员妖魔化的倾向。中国球员有致命的缺点，但事情却很古怪，媒体和公众有意无意间回避了作为中国足球原罪的体制问题，而集中火力针对了作风问题，其实作风问题恰恰是体制问题在中国特色下的必然产物。

　　这一年是观念最为混杂的一年，其中体制无妨论重新抬头：“朝鲜是最计划的体制，为什么它的足球水平并不低？还有总局麾下的各金牌项目……”这种说法现诸于崔大林各种场合的言辞，而且在公众放弃对概念性问题的疲惫争论后，它开始具有相当数量的拥护者。这将作用于未来一年的足球之路，很可能中国足球会因为这种对于观念之争的放弃而出现另一种倾向，即更平静，也更麻木，所以无限度地接近死亡。

　　山东鲁能是这一年开始时给人们的希望，在G7阶段性失败后，大型国有企业对于足球的坚挺投资作为一种“代食品”一度引发火光式的联想。毫无疑问鲁能是有热情的，董罡是有魄力的，鲁能兵团是有实力的，但最大问题还是它的体制，这个旱涝保收的单位缺乏必胜的信心和韧劲，也缺乏民企一分钱当一分钱用的珍惜情结。事实证明了年初绝大多数人们的想法很幼稚，亚冠赛上总体来讲鲁能比不过健力宝，至少从投入产出的“性价比”而言。

　　一个泡泡灭了，但另一个泡泡紧跟着也破灭了。健力宝在最能证明自己的时候却以一个很耻辱的0比6成为最后一个垫背的。

　　“革命”冷冻：奥运战略掩盖下的真空期

　　如果以后有人为中国足球写史，这一年是最为荒唐的，也是最为奇妙的。因为大连实德以破竹之势夺得第八个职业联赛冠军，而且是在G7革命失利后夺得冠军，这可以理解为大连人种、大连足球基础的雄厚使然，也可以理解为徐明在退出口号之争后在战场上的一次更实惠的报复。原因是：人种和足球基础并不比大连差的天津、辽宁、山东等地区，在职业联赛十一年来并没取得大连这样的荣誉。而大连，一直是在民营企业老板的掌控下在实施足球经营，虽然这种经营也很初级。

　　当然这是一个没有达成逻辑的路子，它并不是冠军的必然说明，毕竟重庆的成绩实在太差，而它是绝对的民企。事情越来越混乱，观念越来越模糊。时逢一周年，恰恰赶上中邦要转让、深圳被叶红汉杀了回马枪、冠城肯定会在徐明的配合下剥离关联，又是大震荡，让人很难分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各种观念的交织和各种势力的交锋在这一年狼奔豕突，任何一方都战胜不了另一方，而这时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出现了，即08北京奥运。

　　在奥运高于一切的目标下，中国足球那点观念之争就根本摆不上桌面了，就根本要被放到时间的冰箱里等待处理了。就像一场激战的双方突然因外力不得不集体放下兵器，看黄沙漫漫，看西风渐起。

　　但谁都不愿离开战场，因为战争其实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战场上还有利可图，这个情景前所未有地说明了一个道理：中国足球在这一年来，不是最好的一年，也不是最坏的一年，它只是最无法形容无法描述滋味的一年。把历史往前翻滚十二年，它很像刚刚从伊尔比德失利后职业联赛还处在争论焦点时的那段时期。

　　那个时期，是比赛的真空期，是观念的真空期，更是权力的真空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