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2年5月，在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支持下，“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组建并开通热线电话，国内第一个由同性恋人群自己承担的针对“同志社区”开展艾滋病防治的项目正式启动。3年多来，共有近万人接受了艾滋病干预和教育。

　　成都男性同性恋者接受艾滋病检测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低于1%。

　 　日前有专家呼吁：社会应正视同性恋人群的存在，向其普及艾滋病预防知识。这也是我们要再次走近成都“同志”社区的原因所在，记录他们的生活、他们面临的困难……我们希望这支已经冲在抗击艾滋“前沿阵地”的“抗艾先锋队”，队伍更壮大，力量更勇猛；还希望他们创出的成功模式能为更多地区借鉴。人类正在面临日益严峻的艾滋病威胁，我们需要合作、参与、思考、行动。正如贴在“成都同志关爱小组”办公室墙上的那句话：与艾滋病作斗争——我们在行动！

　　现状篇 一支初具战斗力的“抗艾先锋队”

　　“哎哟，有点痛！不过还好，一针见血！呵呵……”昨晚8时，位于华兴街变奏酒廊隔壁的“成都同志关爱小组”办公室内，笑声闹声一片，十多个中青年男子正在轮流按照编号接受抽血。他们全都是同性恋者，正在接受“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这是自2002年“成都同志关爱小组”正式组建并在成都同性恋群体中开展艾滋病防治相关工作以来，面向同性恋人群进行的第三次VCT了。前两次，已有三名“成都同志”被确认HIV(＋)。

　　“成都同志关爱小组”是一支多数由男性同性恋志愿者组成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的“抗艾先锋队”。他们曾经受第十五届世界艾滋病大会、第七届亚太地区艾滋病大会的邀请，赴泰国曼谷、日本神户等地参会，与会代表还以男同性恋志愿者身份主持相应论坛。

　　“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组长名叫王晓冬，他是如此评价“关爱小组”最令他们感到自豪的“亮点”——在直面艾滋病挑战的战斗中，“成都同志”逐渐形成了有一定凝聚力的社区，加强了自我认同，更多同性恋者开始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同性恋不等于艾滋病

　　对于异性恋者来说，这可能是一群让大家感到“不可理喻”、甚至“行为奇怪”的男人吧？昨日主动前来接受抽血检测的十几位男子，年龄从18岁到45岁。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男性，大多外观普通，除了一个年轻小伙子的穿着显得有些怪异，其他人走在大街上不会让人有任何异样的感觉。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从事着各种职业。与不久前本报报道的“想变性的帅哥”不一样，他们认同自己的性别，绝对不想做变性手术。但是，他们的“性取向”是男性，女性对他们来说，可以是好朋友，但无法产生“爱情”。

　　这是一个早就客观存在的人群，某报报栏前、某浴池内，包括这家“变奏酒廊”长期以来都是成都男同性恋人群经常聚集的地方。但是，这也是一个长期被大家视而不见或遗忘的角落。“只要采访我们，都与艾滋病有关！我们不希望再强化人们心目中的这个印象：同性恋就等于艾滋病。”见到已经追踪采访成都同性恋群体近三年的记者，有人嘟囔起来。

　　“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组长王晓冬赶来帮记者“解围”。“艾滋病防治只是我们这个关爱小组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不是全部。但是，请记者如实报道我们积极投入艾滋病防治所做的工作，也能让普通大众从中看到同性恋人群的真实存在，认同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妖魔’，只是普通人。除了有七情六欲，同样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普通人！”

　　曾经的迷茫自责

　　王晓冬今年34岁。他毕业于某商学院食品工程专业。“每一个同性恋者都经历过非常痛苦的自我否定、自我折磨的过程，想‘改正’、想‘治病’……读大学的时候，发现自己只对男性有‘性趣’，会产生激情。为此我非常迷茫和自责，为了能‘改邪归正’，曾经交往了一个非常好的女朋友。”

　　就在大学毕业后开始与女友谈婚论嫁之际，王晓冬选择了悄然离去。“她是个好人，我不能为了掩饰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毁了她一生的幸福。”王晓冬说。

　　与王晓冬有类似经历的同性恋者其实并不多，更多的是迫于社会、家庭的压力，最后选择了和异性结婚、生小孩。从2002年一直坚持到现在的“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热线咨询电话”曾经接到过无数个绝望妻子的电话：“我的丈夫竟然是同性恋，我该怎么办……”或者是同样绝望的丈夫的电话：“我实在不能再‘假装’下去了，太痛苦了，该怎么办……”

　　王晓冬及关爱小组成员小杨、小军等对记者说：“按照权威机构公布的人群中客观存在的同性恋比例推算，成都市的男同性恋者总数超过10万人。其中尤其年龄偏大一点的，几乎都已结婚生子。但是我们不应该指责他们，毕竟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性的满足必须依附在‘活着’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想象，轻易暴露出自己‘爱男人’，在我们现有的环境中，完全可能因之失去正常的工作以及平静的生活。而且说出这句话来，对父母的打击是其他人难以想象的。我们曾经做过许多问卷调查，对同性恋者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和事，排序依次为：爱人、父母、孩子、工作……而‘性’的重要性，仅排列在第十位。”

　　“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生活

　　在成都同性恋人群比较集中的变奏酒廊，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迎来数十位“同志”的光临，其中还包括一些外地来的同性恋者。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些好奇的“圈外人”，他们(她们)的出现，一般不会引起“同志”的反感。但摄影记者的出现是个例外，为避免不慎遭“暴露”，他们会躲进灯光更昏暗、更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如同他们自嘲的“柜中人”。

　　王晓冬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同性恋现象是属于少数人的正常现象，它与异性恋者的区别就类似于“左撇子”和“右撇子”的区别。但是由于普通大众很少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并且多数人轻易将之“妖魔化”，使他们不得不选择这种“躲在阴暗角落”的生活。

　　艾滋病之所以会“青睐”男同性恋群体，与他们的这种隐蔽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为了排遣本能的性需求，男同性恋者的性伴侣往往难以固定。“多性伴”加上“无保护”(即不正确使用安全套)，就成为艾滋病病毒肆虐的“最好理由”。正因如此，在医学界正式命名艾滋病前，一度给这种疾病命名为“男同性恋癌症”。但是有一组数字引起了记者的兴趣：由于同性恋者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超过1／3有过强烈自杀念头……如果这是一个本身处于颓废状态的群体，怎样激发他们主动去应对HIV这个小小的、威力无比的病毒？

　　抗“艾”让我们有机会走进阳光

　　王晓冬回忆说，2002年初，防艾专家王曙光教授等专业人士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他们，说希望在成都同性恋人群中开展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一些调查。

　　对于被列为“艾滋病高危人群”接受调查，是否会“有伤自尊”的问题，王晓冬回答：“我只记得当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主流社会终于开始正视、关心我们的存在了。当时真的是心存感激。就冲着这一点，不论是艾滋病，还是别的什么，我们都一定会配合。毕竟这是让普通人群看到我们真实人生的难得机会啊。”随后在中英项目支持下，“成都同志关爱小组”正式成立。

　　王晓冬以前和“爱人同志”李锦生一道经营变奏酒廊，可称为“商人”。自从在“防艾专家”的鼓励下，以男同性恋志愿者身份加入到“防艾战斗”中，他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每天都可能面对新的问题和困难，还要考虑制定工作计划，发展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培训他们开展同伴教育，了解各个人群活动状况安全套和润滑剂的发放及使用情况，尽最大努力让更多的正在受艾滋病威胁的男同性恋者，直面艾滋病，主动选择“安全性行为”……

　　不知不觉中，努力工作开始显现成效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他们。他们创出了一种模式，被中英项目评价艾滋病防治最佳实践，全国CDC典型经验交流会惟一经验介绍，同伴教育热线咨询、已经接近一万人。安全套使用率从2002年12月的3.3%到2004年12月已超过63%。

　　男性同性恋人群之所以成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多性伴及无保护的性行为。现有的各种干预活动主要涉足的是“安全性行为”，以“成都同志关爱小组”为例，他们用3年多的时间，让近万名男性同性恋者接受了“安全性行为”。但是他们更希望倡导“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和异性恋一样提倡“固定性伴侣”“忠诚忠贞”，这是否会成为男性同性恋人群防艾的“法宝”？可是这不仅仅需要更宽松宽容的社会环境，还需要更有力度的支持。让同性恋者享有“恋爱自由”和通过立法承认“同性婚姻”，是国内知名学者张北川、李银河早在2000年、2001年就已公开正式呼吁过多次的，张北川教授还提出以此方式来开创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同性爱人群艾滋病干预的道路。

　　故事篇 20年“同性模范夫妻”的家庭生活

　　林强(化名)，男，48岁，电大毕业，某工艺品商店老板，“同性婚龄”20年。

　　王彬(化名)，男，48岁，毕业于某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某工艺品商店老板，“同性婚龄”20年。

　　2002年11月，本报《17年同性“夫妻”感动知名专家》报道一度在全国“同志”中引发“地震”。这对“模范夫妻”的生活也一度让许多“同志”羡慕不已。今年，这对被张北川教授倍加称赞的同性“夫妻”林强和王彬已经“结婚”20年了，与3年前相比，他俩的感情依然很稳定。

　　前日深夜11时，记者冒昧造访了林强、王彬的家。上了6楼，敲开门，眼前是一排摆放得很整齐的拖鞋。进入客厅，家具干净、明朗，茶几上各放了一盆绿色植物，在房间的一角，还放了一株生机勃勃的小树。这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是林强和王彬共同经营了20年的家。已经是“老熟人”了，林强和王彬热情地接待记者。

　　“和其他夫妻一样，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家弄的舒适一点，轻松一点。”王彬笑呵呵地说。忙了一天的生意了，“丈夫”林强很随意地躺在沙发上，无比悠闲地看起电视。原先也在看电视的“妻子”王彬站起来，从茶几上拿了一个杯子，泡上新茶，端到林强面前的茶几上。随后，这对同性伴侣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门内房间里，他们27岁的养子正在休息。20年来，这对浓眉大眼的汉子一直就这样过着恩爱的小日子。

　　“我们希望，我们的经历能给这个圈子里其他同志提供一个好的范本，只要彼此真诚，付出努力，同性之间的感情一样有好的结果。”林强说。

　　“离婚”了 为“艾”再携手

　　说起林强、王彬的“美满婚姻”，王晓冬表示很羡慕。他其实也曾经为一段真感情而努力经营过类似的一个家，可惜“婚史”仅维持了8年，由于多种原因选择了分手，而他的“前夫”就是李锦生。

　　“那一天是1996年3月15日。”王晓冬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就说出这个日子。关于那天的一切，他说就像发生在昨天。“我是在一个朋友家认识他的。当时他看起来有些郁闷，不得志的样子。”王晓冬当天他和李锦生“彼此感觉都很好”。

　　从那以后，凡是有出差的机会，人在外地的王晓冬必定借道成都。半年之后，王晓冬为爱毅然辞职，孤身一人来到成都。“我当时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内心挣扎了好久。”王晓冬点了一支烟说道，“你知道，我在原先工作的地方，有亲人，有朋友，工作稳定。而到了成都，就什么也没有了。”在吐了长长一口烟雾后，王晓冬直言：“勇气来源于爱。”

　　1996年8月30日，王晓冬来到成都。在包括林强、王彬等朋友的祝福声中，他和李锦生正式成为一对“同性夫妻”，开始了一段不容易被人接受的爱情。王晓冬和李锦生做生意，经历过多次失败、挫折，慢慢地好了起来。5年前他俩联手开办了变奏酒廊，又按揭买了房子。2003年4月，这对没有结婚证的“夫妻”，分手了。李锦生承认，与他有了“外遇”有一定关系，这对感情专一的王晓冬伤害很大。另外，王晓冬说，他们“离婚”也与两人个性及生活态度的不同有关，每天生活在一起，就容易产生分歧。严重时要吵架，甚至打架。

　　下定决心“离婚”，就涉及到双方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但是毕竟他们的“婚姻”并不合法，“离婚”就更谈不上任何法律上的依据了。最后是由林强等朋友出面，调解无效，双方同意房子、存款等给王晓冬，变奏酒廊归李锦生。但说起这段逝去的感情，王晓冬和李锦生都说：“我们之间是有爱的。”“离婚”后到现在，王晓冬还是独自一人；李锦生曾经有过新的伴侣，但目前也回归“单身”。李锦生对记者说：“其实我知道王晓冬是个好人，如果他能够接受，其实我还是很愿意和他‘复婚’的。”

　　不过，这对“离异夫妻”虽然分手了，但还是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尤其在王晓冬致力于艾滋病防治工作这方面，三年来李锦生一如既往地支持着王晓冬。

　　·记者手记· “同性离异夫妻”全国首次真实亮相

　　就在记者写这篇稿件期间，又再次给王晓冬和李锦生打去电话，确认他们的确愿意以真实姓名和真实照片亮相公众——这是全国首次公开亮相的“同性恋离异夫妻”。不论是20年的“模范夫妻”林强、王彬，还是7年“婚史”的“离异夫妻”王晓冬、李锦生，记录下他们的“情感故事”后会发现，除了主人公的性别显得“另类”外，故事情节与异性恋的“情感故事”并没有丝毫不同。

　　也许有读者会对记者选择“同性恋题材”感到费解，甚至怀疑是否是带着猎奇的心理来吸引眼球？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对同性恋人群的关注始于2002年，起因还是本报记者一直重点关注的“中国面对艾滋病”话题。2002年11月和12月，记者两次采访并发表了如实记录同性恋人群生活的报道《17年同性“夫妻”感动知名专家》和《边缘话题叩问主流听觉》，这两篇报道被公认为国内新闻媒体较早针对同性恋群体进行的客观公正报道。

　　3年过去了，我和“同志”们彼此心存善意，我尊重他们。在此，请听这些勇敢的“同志”们面对公众说出：“我是同性恋者，愿与朋友们共同努力，与艾滋病作斗争，我们在行动！”

　　·“同志”心声·“我们的明天在哪里？”

　　3年多来，记者见证了“成都同志关爱小组”一直在努力进行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更看到了他们的工作成效。但是不可否认，他们还面临许多的困难，在主动关爱“同志”的同时，他们自己也需要来自社会更多的关爱。

　　昨日几位小组成员告诉记者，现在最让他们担心的是“成都同志关爱小组”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这一期中英项目即将在半年后结束，是否会继续给小组以资金的支持还很难说。目前基本能确定的经费支持仅几万元，不用说“发展”，连“生存”都面临问题。他们很希望本报的报道能起到桥梁的作用，让更多的组织或机构关注及支持他们，继续开展更有力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下一步，以“成都同志关爱小组”成员为基础的“成都同志”们，还希望能把这支已经初具规模的“抗艾先锋队”进一步做大做强，范围扩大，组建一个NGO组织(非盈利性民办非企业单位)，吸引各界关注同性恋人群和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的人，协助地方政府及疾病控制机关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包括对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教育及对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开展关怀等。但目前他们这个小组还是以企业名义在工商注册，难以获得国家对NGO的系列政策。

　　·相关链接·男同性恋者 艾滋病第二大感染源

　　日前国家公布，首次大规模同性恋人群基数及其艾滋病感染率调查表明，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约占性活跃期男性大众人群的2％至4％，按此估算，中国有500万至1000万男性同性恋者，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率约达1．35％。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室主任吕繁说，男性同性恋艾滋病感染率在中国艾滋病高危人群中居第二位，仅次于吸毒人群。他说，男性同性恋者多性伴侣、安全套使用率低等现象，如果防控不力，艾滋病感染率很可能快速上升，并加速向一般人群扩散。“长期以来，同性恋人群在中国受到忽视，这是极其危险的。”吕繁说。据调查，中国超过50％的男性同性恋者拥有多个不同男性性伙伴，最多者达100个以上。课题组成员吴玉华说，由于相当一部分男性同性恋者与异性组建了家庭或拥有异性性伴侣，这还加剧了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危险性。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的艾滋病知识极其匮乏。据调查，48％的男性同性恋者认为自己没有染上艾滋病的危险，32％认为染上艾滋病的危险性很低。吕繁说，社会应正视同性恋人群的存在，向其普及艾滋病预防知识。（据新华社）

　　·相关链接· “成都同志关爱小组”

　　2002年5月，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支持下，“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组建并开始设立热线电话，国内第一个由同性恋人群自己承担的针对“同志社区”开展艾滋病防治的项目正式启动。3年多来，中英项目共投入经费约38万元，主要用于“成都同志关爱小组”开展同伴教育和购买安全套向同性恋人群免费发放。3年多来，发放了32000多只免费安全套，安全套使用率从当初的3.3%(2002年12月)到之后超过63%(2004年12月)，接待了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同志”和感染者的热线咨询超过6000人次。到昨日为止，共有356位“成都同志”接受了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发现3名HIV阳性。2003年“成都同志关爱小组”被中英项目评为最佳实践项目，2005年参加国家CDC全国典型经验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