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新华社“新华视点”报道浙江临海市多所中小学在政府的推动下，不惜背债几千万元甚至数亿元，竞相攀比迁建豪华校舍陷入困境的现象。报道播发后，《人民日报》和台州市委机关报《台州日报》等60多家媒体予以刊登。然而，与临海百姓大声叫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该市的一位主要领导看到报道后， 公然指责《台州日报》刊载新华社“这样的文章”“不负责任”，让临海不好的影响扩大化，并指责有关部门“监管不严”。（9月18日《新京报》）

    刊载新华社的批评报道就是“不负责任”，那么，在临海市某些领导的眼里，地方媒体怎样才是“负责任”呢？那无非是不但地方媒体自身不能对当地进行舆论监督，即便是中央媒体的批评报道也不能刊载，而必须进行过滤；无非是地方媒体不必对事实、真相负责，也不必对老百姓负责，而只要对领导负责，即便领导的决策有误、不依法行政，也要为其遮掩粉饰。

    显然，临海市某些领导的“媒体责任观”，不过是让媒体失声而已。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了。长期以来，中国的地方媒体在舆论监督上一直是存在一种怪现状的，那就是大篇幅的、尖锐的批评报道，批评的都是外地的人与事，针对本地的几乎没有，即便有，也都是些轻量级或次轻量级的，根本无关痛痒，这被人们称之为“远攻近交”。

    笔者供职于地方媒体，深知批评本地之不易。在“远攻近交”的生态下，地方媒体已形成了条件反射，当有“负面新闻事件”发生后，记者往往先考虑该报道见报的可能性，判断出不能报则可能就不去报道；写完稿件后，记者还要在忐忑不安中等待来自有关领导的“毙”稿通知。许多批评报道，因上述种种原因就凄惨地胎死腹中了。在新华社的报道刊发后两天，在临海市的统一布置下，“《今日临海》（原《临海日报》）在头版用整版的篇幅以《教育，临海的一张名片—————我市教育发展纪实》为题，并配发评论员文章予以回应。临海市有关领导要求学校通知教职员工，遇到记者采访时“不要乱说话”，如果谁把临海学校问题捅出去，就要“严肃处理”。对此，谁还会感到吃惊呢？

    “远攻近交”极有可能会导致“万马齐喑究可哀”的不堪，地方媒体需要奋发，但仅靠其自身显然是不行的。孙立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