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下乡青年

    阶段性地离开城市的青年越来越多，他们自觉自愿地上山下乡，成为现代城市青年中的别样生活方式。

    老知青为儿子选路

    毕业于北京一所艺术院校的方刚，参加了团中央的“西部计划”活动，来到离家数千公里外的云南省江川县开始为期一年的支边生活。

    是父母最终帮他做了这个决定。方刚的父母曾在年轻时到农村插队，自我感觉受益终生，所以很想让方刚也到基层去锻炼。

    刚到农村，方刚看到村民住在石泥堆起来的简陋房子里，很脏。他和村民一起去扒毛豆，地里土壤很潮湿，无从下手，他乱扒一气，本以为很简单的体力活，却弄得全身是汗和泥。

    回北京后的方刚，顺利找到了工作，并很快能独挡一面。他说，是云南支边改变了自己，那时，很多工作从没接触过，但都一咬牙冲了上去。为此，他感谢父母这对老知青给自己做出的选择。

    “新知青”何去何从

    时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知青”，他们间断性的“上山下乡”，成为一种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

    复旦大学城市社会学专家于海认为，像方刚这样在城市工作的人来说，离开城市的初衷多是由于不满或厌倦城市生活。拥挤喧闹的城市里，到处是各种各样的污染，到处塞满了房子，到处是恶俗的商业广告。许多城市人纷纷搬离胡同和里弄，进入高大气派的水泥盒子，没有了要好的邻居，没有了交往，人的社会性逐渐萎缩。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开始怀旧，其极端的表现是对都市文明带来的一切效率、方便但却失去自然和亲切的进步反感，甚至要逃离。有钱的成功人士可以在郊区买一幢别墅，过一过“伪田园的生活”。没钱的年轻人，则选择去真正的乡村，这也许是对过度城市厌倦症的一种治疗。

    于海认为，绝大多数人会从这段农村经历中获得人生感悟，为自己的性格增加多维积极的质素。因为他们去的地方都比自己生活的城市要条件艰苦，这种处境下会激发人原始的生命能力。但是不能否认，绝大多数人会从农村回来，并且在城市发展。

    虽然他们在农村获得的品格和智慧有助于自己的城市生涯，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难免经常迷茫，因为仍然要生活在凡人世界里，要处理城市环境中的各种新老问题。农村体验毕竟是短暂、它很难对人一生的问题都有现成答案。孙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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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山下乡”新旧对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到1981年10月17日，上山下乡政策调整，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基本结束。

    经历过“文革”，常年研究“文革”问题的胡守钧（复旦大学传统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将“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与现在的“返乡潮”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两者虽然从形式上很类似，也确实具有一定的相同性，如都是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去的青年也或多或少地具有想使国家富强的理想，但是总的背景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宏观上来看，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处于政治原因而强制推行的，那时的中国经济濒于崩溃，城里无法负担这些劳动力人口，而且“文革”发动后，青年的热情被鼓动起来了，出现了无法安置的问题。

    现在的“上山下乡”，是一种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产物，重要的是，它不是强迫的，是自觉自愿的行为。

    从微观上来看，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不排除城市青年为农民普及文化，做很多工作，并和农民的结合产生人才的事实。但这些人带给农民的负担远远大于正面的影响。

    而现在的“上山下乡”负面影响则很小，他们带来的先进地区的技术和观念正一点点地影响着当地。

    国外的“上山下乡”

    苏联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美国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也推行过“上山下乡”政策。当时，美国国会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专门吸收年龄在18—25岁、身强力壮、失业率偏高的年轻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止水患、水土保持等工作。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200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