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高勇现象”折射三个深层原因

　　□高检院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邓思清

　　读了高勇腐败犯罪的报道，心里非常复杂。既有对我国加大打击反腐败力度的高兴，又有对年少学者型高官被查处的惋惜。高勇身为经济学博士，３１岁 就升为厅级干部，８年敛财２０００余万元，平均每年敛财２５０万元，这反映了目前我国腐败犯罪出现学历高、职务高、年纪轻、数额大的犯罪特点。年少高官腐败犯罪现象的上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一是对物质的过分追求。追求富裕美好的生活是人之共性，无可厚非，但是，这种追求不可过分或者不择手段。年少高官思想开放，接受新事物快，因而对物质生活要求强烈，容易产生“崇尚金钱”、“物质享受至上”的观念。同时，他们个人权力意识强，名利思想重，并且学历高、能力强、交际广，容易与同龄的商人攀比。一旦他们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为了实现自己的物质需求，就会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走上犯罪道路。从高勇的犯罪轨迹可以看出，他正是在与有钱的各种大小老板的来往过程中，为了物质利益才进行权钱交易，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的。

　　二是对法律的无知。现代法治国家不仅要有完善的法制，更重要的是要有知法懂法的人员来管理国家。美国近代以来，许多总统都是法律科班出身，如克林顿、福特、尼克松、罗斯福等，这并非偶然和无意义的，而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国家领导人具有法治观念，依法行使权力，才能约束和规范他人严格执法，正确行使国家权力，才能真正建立法治国家。而在我国，像高勇这样虽然学历很高，但缺乏法律基本知识，且缺乏法治观念的人来行使国家权力，难免罪与非罪不分，极容易导致犯罪。比如高勇一直认为，“只要不拿国家的钱就没事”，殊不知，即使不拿国家的一分钱，如果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而索取他人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就是典型的出卖国家权力、拿国家权力换取利益的受贿犯罪行为。

　　三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对权力进行监督，是防止腐败发生的有效途径。虽然我国目前对权力监督名义上有许多种类，如纪检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检察监督、媒体监督、群众监督等，但是，监督措施多头管理、分散管理、交叉管理的格局，再加上监督机关或部门不独立，人财物受制于部分被监督者，因而容易出现推诿、扯皮、监督无力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缺乏国家高级公务员财产申报制等有效的监督措施，难以对高官的财产进行有效的监督，无法及时发现贪污等腐败现象，这也是目前高官贪污受贿不能及时发现、直到数额巨大才暴露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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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达昌：四川省原副省长，涉嫌滥用职权被高检院立案侦查，今年５月此案已移送北京市检察机关进行审查。１９８４年，李达昌开始从政，先后担任四川省德阳市副市长、四川省计经委副主任、省财政厅厅长，１９９６年开始担任四川省副省长。２００３年他从副省长位置上退下，回到西南财大当上了经济学院和财政税务学院的博士生导师。

　　■徐放鸣：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因涉嫌受贿于今年７月被批捕。徐放鸣于２０００年出任金融司首位司长，同年被聘为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客座教授，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担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专家指导小组成员，２００４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还担任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２００５年硕士研究生的导师。

　　作者: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