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的鸦片贸易市场热闹非常。

　　———阿富汗黑色经济尾大不掉

　　在阿富汗，罂粟被广泛种植，这里也成为国际市场上最大的鸦片供应国，估计全球87％的鸦片都来自阿富汗，而该国45亿美元收入的近一半都来自鸦片生产与贸易。阿富汗的鸦片、海洛因、麻醉药几乎和它的战争一样被世人熟知。

　　三条黄金通道

　　目前，阿富汗毒品主要有三条通道运出国界。第一条是通过东北边境进入塔吉克斯坦，然后再运往俄罗斯，其中一部分被俄罗斯市场消费，剩余的部分则被国际毒枭转运到欧洲市场或者美洲市场；第二条线路则是通过阿富汗和伊朗交界的沙漠地区运至伊朗，然后经伊朗转运至土耳其，最后进入欧洲；最后一条线路和第二条差不多，不同之处是它要先经过巴基斯坦，然后再从巴基斯坦进入伊朗境内，途经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地区进入土耳其。

　　其中有一部分进入巴基斯坦的毒品也会通过该国的卡拉奇港口或者国际机场运往世界各地，不过绝大部分还是走伊朗线路。

　　在这三条线路中，第三条运送量最大，被毒贩称为“黄金路线”。

　　一方面，阿富汗南部广袤的罂粟种植区为毒品贩运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同时由于南部塔利班抵抗武装和军阀势力交错，阿富汗中央政府在此禁毒进展缓慢；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成熟的毒品贸易程序为阿富汗毒品迅速进入国际各个市场提供了可能。据美国毒品管制局（USDrugEnforcementAgency）披露，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走私集团每年都走私大量毒品到欧美市场，这些走私集团的成员来自巴基斯坦不同的民族和部落，他们的活动能力已经使其成为国际毒品走私领域的新锐。

　　从巴基斯坦经陆路走私阿富汗鸦片的路线大体如下：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Balochistan）越境进入伊朗，然后穿过伊朗西北的库尔德人聚居区，最后到达土耳其的鸦片加工厂。

　　阿富汗鸦片经巴基斯坦运抵伊朗后便兵分几路。伊朗既是一个鸦片运输中转国，又是一个鸦片产品的消费市场。据说伊朗国内的鸦片产量相当低，无法满足国内需求。在伊朗中转的大部分鸦片最终被运往土耳其，并在那里被加工成海洛因。买家在土耳其购得海洛因和大麻后，将它们装船运往以欧洲为主的国际市场。

　　黑色经济繁荣

　　“黄金路线”备受毒贩推崇，所经之地都得到了一些势力的保护，并且当地官员对毒品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从中抽取佣金。官做得越大，抽取的佣金就越高。美国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称阿富汗的毒品经济远大于官方的统计数字，从中受益的并不是种植农民，而是毒贩和贪官。

　　在塔利班1996年夺取政权后，阿富汗的非普什图族力量组建了北方联盟，其成员基本以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为主。在美国2001年年底开始阿富汗战争以前，北方联盟一直在与塔利班交战。然而一直以来，誓不两立的塔利班残余和北方联盟却在毒品贸易问题上表现出了难得的默契，这种“黑色经济”将他们联系起来。塔利班抵抗分子通常只袭击美军军车，或者为美国和其他外国军队运送石油和其他物资的货车，却放行运输其他货品尤其是鸦片的车队。因为鸦片商为确保运输畅通通常会向地方军阀交纳“买路费”。

　　在塔利班政权被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赶下台的前几年，该国的鸦片生产持续增长，但此后由于阿富汗军阀封锁了各条走私线路，这让境内毒贩一下子断了财路，因此国际毒枭不得不与这些军阀达成新交易，以便阿富汗毒品能顺利运送出去。这种交易到2002年年底进一步升级，边境对鸦片运输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反过来，为了兑现对毒贩的承诺，军阀们又会在当地部落找中间人“打点”一下抵抗分子，让他们对运鸦片的货车“高抬贵手”。

　　阿富汗的反美抵抗力量正是得益于这种“黑色经济”而不断壮大，并在过去半年的袭击中夺走了1100人的生命。这条路线不仅为阿富汗的塔利班残余提供了一条资金生命线，也填满了与美国保持“友好”的阿富汗军阀以及美国在阿富汗的重要盟友———北方联盟的腰包。

　　美国高层一些官员承认，尽管普什图族塔利班抵抗力量与北方联盟之间存在尖锐对立，但这些派系内部的一些组织却相互接触。尽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两派会结盟（这种联盟可能为塔利班残余提供战略支援），但毒品贸易这种共同利益是他们联系的纽带。

　　毒贩篇 自信独白

　　坎大哈的毒品贩子笑着说：“如果我不行贿，我几乎寸步难行。”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阿富汗中央政府决心铲除毒瘤，卡尔扎伊还将这列为自己总统任期内必须要解决的几件事情之一。为此，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禁毒机构，这支禁毒大队直接向卡尔扎伊负责。不过，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走私者对于政府的打击行动并不太担心，天高皇帝远，中央的政令到了地方上已经起不到多大效用了，更何况地方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徇私舞弊现象。

　　坎大哈的毒品贩子努尔笑着说：“如果我不行贿，我几乎寸步难行。”在这个有着很长鸦片种植历史的国度，许多军阀和政客都与毒品有着或多或少的牵连。“每个军阀，每个军官，如果他们在2005年没有走私毒品，那他们肯定在此之前干过很多票，从七十年代初一直到2003年或者2004年。他们已经为将来积攒了足够多的钱，根本就不需要继续再干了。”中央政府为了打击毒贩，已经在主要高速公路上重重设卡，寄希望凭此切断毒品运输线。但毒贩努尔说，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绕开当局的检查，并将毒品安全地送到国际买家手中。而对于地方警察局的哨卡，他们则根本无须理会。努尔称这些警察都是他们的朋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以及伊朗的的交界处有一大片沙漠地区。我们可以通过沙漠通道将毒品运到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通常情况下，阿富汗境内的毒贩装备精良，他们都是开着马力强劲的陆地巡洋舰穿越沙漠。在靠近边境地区时，他们会把毒品埋在地底下，然后耐心等待买家。

　　“我们雇佣一批枪手，他们负责保卫埋在地下的毒品，每个人每次能得到约1680美元的报酬。”努尔说，他们不仅要应付政府的搜缴，还要对付强盗的“黑吃黑”，死伤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由于报酬颇高，愿意从事武装押运的人还不少。

　　在经历了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的等待后，国外买家穿越边境来到接头地点。毒贩们再当着买家的面将埋在地下的毒品挖出来，开箱验货，现金交易。由于熟悉地形，并且有武装人员押运，整个毒品贩运过程颇为安全，毒贩们也有恃无恐，惟一值得担心的就是美军的空袭了。努尔说，“这些飞机可以跟踪我们到了哪些地方，我们并不担心地面进攻，但对于空中打击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阿富汗尼姆鲁兹的警察局长西斯塔尼称，禁毒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他们（毒贩）长驱直入进入沙漠腹地，并且装备精良，配有反坦克火箭和重型机枪，和他们相比我们火力不够。”就在十天前，西斯塔尼的巡逻队发现了一支毒品押送队伍，“我在车里看见他们有6辆车，大约15名到20名武装分子。他们也看见了我们，但他们一点都不怕我们。”西斯塔尼抱怨警察部队费用短缺让他们在和毒贩的斗争中处于下风，“我们没有车辆，没有电台，也没人帮助我们。我们需要15辆高性能的车、武器和卫星电话，否则我们怎么和这些人打仗？当我们在喀布尔开会时，他们总是说尼姆鲁兹是一个走私泛滥的地方，我说‘我们凭什么能阻止它呢？’”

　　囤积居奇

　　为了应对扫毒行动，毒贩们已经提前增加了约50%- 75%的储备量。

　　鸦片在进入巴基斯坦之后，将会进行粗加工和转运。在俾路支省沿阿拉伯海的马克兰海滨附近有一个叫曼德（Mand）的小镇，它是巴基斯坦一位前政府高官贾拉尔的地盘。他被当地人尊称为伊玛目迪恩。迪恩的影响力沿着这条海岸线经卡拉奇附近的加达尼一线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扩展。迪恩也是巴基斯坦扫毒局的头号通缉要犯，在该局2002年和2003年的通缉名单上都榜上有名，后来又被俾路支省首府奎达的毒品管制法庭多次判刑。不过，他一直逍遥法外。

　　在曼德镇，一部分鸦片在这里进行加工，再被运回阿富汗，然后运往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在那里，阿富汗鸦片商将货物卖给国际黑市。这些通常是劣质货，而优质鸦片将被走私到欧洲市场。另外一部分鸦片则被直接通过“黄金路线”运往伊朗。伊朗迄今为止既不支持塔利班抵抗力量，也不支持北方联盟。但有一些美国官员怀疑，作为“黄金线路”终端的伊朗打击毒品走私不力。

　　在毒品的中转站阿富汗坎大哈，毒贩努尔称并不存在有垄断实力的毒品大亨，“在坎大哈及其周边省，大约有1000个大毒品走私者，他们的实力基本上旗鼓相当。”政府为了从源头上改变阿富汗毒品泛滥的状况，从2004年起就开始逐步销毁农民土地上的罂粟，但毒品贩子早就有所准备。

　　很多毒贩已经储备了大量的干鸦片。努尔说，因为政府的扫毒行动，毒贩们已经增加了约50%- 75%的储备量，他现在手中就有约1吨的优质鸦片，而且政府的打击行动无意间也在帮毒贩子们“增收”———由于欧洲市场判断阿富汗鸦片产量有可能因为政府的禁毒而减产，现在鸦片价格已经大涨。“即便政府将坎大哈所有的罂粟都销毁，农民的收入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即便是最穷的农户家里至少都藏着两三袋鸦片。因为涨价，农民可以从家里一包鸦片挣到一英亩罂粟种植的利润，”努尔说。

　　这些毒贩并不觉得他们的行为会对其他国家的民众构成威胁，“不管我做了什么，我没有杀人，也没有抢劫，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有我的生活，我和我的妻子、孩子、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我们是一个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的家庭。”

　　警察篇 威胁电话

　　警察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等待他们的可能还有死亡的威胁。

　　在阿富汗境内的毒品市场，喀布尔和坎大哈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北方市场上流通的那些毒品，无论最终流向何方，大部分都要途经首都喀布尔，喀布尔也因此成为一个连接罂粟产地、东部工厂和北部边境的重要运输通道。

　　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4点，警察都会在喀布尔郊区设立检查站，向过往司机询问“七个黄金问题”。

　　这“七个黄金问题”是由英国顾问教授的，内容包括从哪来、到哪去、车主是谁等。警察将根据他们的回答来决定是否要进行搜查。检查站有一只名叫沃索拉的猎犬。它在哈萨克斯坦接受过特别训练，可以听懂普什图语的命令。另外，警察还可以使用探测仪对油箱和散热器进行检查。

　　这些警察在每天傍晚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等待他们的可能还有死亡的威胁，这样危险而辛苦的工作，一个月下来只能挣到60美元。因为自己从事的工作，他们还不得不为家人的安全担心，“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对我的孩子说‘别出去，如果你们需要什么东西告诉我，我会给你们带回来’，我们都很担心。”警察穆罕默德·纳兹里说，“即使是一只猫跳进家里，我都会很害怕，担心是谁跑到我家里来杀我。”纳兹里和他的12名队友迄今一共抓获了30名毒贩。他们逮捕的第一批人是一些穿着制服、携带手榴弹和枪支的人。警察们从车上的背包里缴获了11千克鸦片，但是那些人辩称自己并不知情。

　　他们最危险的一次行动发生在去年夏天。虽然毒贩在车上堆满了瓜，试图用烂瓜味道掩盖鸦片的香味，但这仍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那一次，警方在汽车油箱里一共发现了200多千克鸦片。当警察来到司机面前时，司机掏出手机求救，随后又试图进行贿赂，行贿不成，他又搬出哈吉·穆罕默德·阿尔玛斯将军的名字。这位将军可是北方联盟的一位军阀，他的部队在首都喀布尔曾犯下多起抢劫、谋杀案件。

　　在警方运送疑犯到监狱的路上，两辆载满了枪手的SUV车一直尾随其后。凌晨1点，睡梦中的警察圣苏丁被电话吵醒。电话那端传来威胁的声音，圣苏丁被气得直冒冷汗。“我之所以被气成这样是因为他不在我身边，否则我一定打死他。”几天后，当圣苏丁和同事坐在缉毒大队的总部时，同样一个人又打来电话，重复同样的威胁。圣苏丁的同事纳兹里说，那些毒贩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到他们的电话，随时对他们进行威胁，“这些人在政府部门都有朋友。”在毒贩被捕的一星期后，那个司机和他的同伙大摇大摆地从监狱走了出来，开车绝尘而去。事后，阿尔玛斯将军不仅否认自己曾参与了毒品走私，还反过来指责警察的腐败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

　　和其他在一线作战的缉毒队员一样，23岁的圣苏丁对阿尔玛斯这些军阀颇有微辞。面对他还无力改变的现状，圣苏丁说他现在能相信的只有他的12名队友。在阿富汗，还有许多像圣苏丁这样的缉毒警察。他们不仅面临着毒贩的威胁，还要承受来自各方的阻力和干涉。对他们来说，缉毒之路还很漫长。

　　黑金政治

　　禁毒警官说，官员释放毒贩的速度几乎和警察抓获毒贩的速度一样迅速。

　　在阿富汗的昆都士，当地缉毒队长尼玛特拉·尼玛特保留着一些逃犯的照片。每当看到这些照片，他都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失败的猎人。其中一张照片上，一名毒贩身后的桌上摆放着几大袋鸦片。这张照片是尼玛特在2月捉到这名毒贩时拍下的，但是数小时后，这名毒贩就获得了自由；另一张照片上，一名头戴圆桶形帽子的男子戴着手铐，在他身边摆放着近30千克的鸦片。当地一位法官判了他10年监禁，但是上级法院却改判，将其无罪释放。更讽刺的是，尼玛特抓获到的最大一个毒贩———这名毒贩偷藏了50多千克海洛因———甚至都没有出现在法庭上。

　　身材矮壮、为人坦率的尼玛特说，这在昆都士很正常。位于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毒品走私中心之一。它距离塔吉克斯坦只有90分钟的车程，毒品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往欧洲。2000多年以前，昆都士的大部分地区还是沼泽一片。公元前329年，在向南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为了得到强壮的战马，亚历山大大帝在这里停留。如今，当年的沼泽地已经成为毒贩的天堂。在美国把塔利班政权赶下台三年多后的今天，阿富汗正处于受到毒贩控制的危险之中。美国国务院称阿富汗的毒品贸易是“对世界稳定的巨大威胁”。

　　大力禁毒后，联合国和阿富汗政府预计今年的鸦片产量将比去年的4200吨减少30％。但今年的减产估计将会使鸦片价格回升，种植和走私活动也将因此受到鼓励。 在这个毒品大国，尼玛特说腐败官员释放毒贩的速度几乎和警察抓获毒贩的速度一样迅速。由于受到外来的干涉，很多毒贩在48小时内就被释放。警察对一些毒贩根本无能为力，因为这些毒贩拥有“重要的朋友”。尼玛特手里有一份毒贩名单，这份长达4页的名单记录着那些漏网的毒贩。在他今年抓获的17名毒贩中，现在只有三人还在监狱里，“我们拥有所有毒品走私人员的名单……但是我们抓不了他们，因为有势力的人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名单上一些涉嫌参与毒品交易的人在政府享有要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一名政客的另一个头衔是阿富汗缉毒运动的负责人。昆都士的一些警察和毒贩认为，这些人除了把毒品交易当做反对塔利班的资金来源，更是把它发展成了一项家族事业。即使在进入中央政府以后，他们仍然继续从鸦片和海洛因贸易中中饱私囊。

　　除了上级官员的腐败，警察队伍内部出现的问题也令人担忧。

　　此外，缉毒工作还面临着警力缺乏的困境。尼玛特所在的缉毒队总共也只有15人，其中还有4人是兼职。已经当了25年警察的他说现在自己谁都不能相信，即使是警察局长穆塔勒卜·贝格。他指责贝格以限制汽油和拒绝提供武装支援等种种方法破坏了禁毒工作。尼玛特也已经被贝格开除了四次，多亏喀布尔的禁毒司令执意让他复职。

　　尼玛特曾数次向上级反映这些情况，但都无济于事。虽然达乌德否认自己参与了毒品交易，但他也承认确有一些政府高级官员、警察和民兵司令参与了这些犯罪活动。

　　去年早些时候，卡尔扎伊政府成立了一支准军事化的特别禁毒队伍，这支队伍只听命于卡尔扎伊总统和内政部长。虽然官方没有透露这支队伍的规模，但是内政部介绍说这支队伍在过去一年里在全国的3个省份展开了12项行动，捣毁了70个工厂，一共缴获了88吨鸦片。尽管如此，阿富汗的禁毒工作仍然困难重重。美国一位禁毒官员说：“想要在阿富汗杜绝毒品，其难度相当于想用铲斗把沙滩上的沙子清理完毕。”由于阿富汗司法体系还很脆弱，一些隐藏在毒品网络后面的人仍然逍遥法外。当地行贿之风盛行，警方很难对那些大毒贩进行起诉。对于那些月薪只有100美元的法官来说，他们很难抵抗贿赂的诱惑。不过目前在国外力量的帮助下，阿富汗政府正在筹备特别法庭来对毒贩进行审判。与此同时，政府也将加强对调查人员、检察官和法官的保护。

　　农民篇 活命罂粟

　　在饱受战乱之苦的阿富汗人看来，种植罂粟是惟一一条能够养家糊口的路子。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的扯皮，阿富汗打击毒品贩运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于是政府开始从种植户入手，希望打破禁毒的僵局。

　　55岁的寡妇毕比·邓达瑞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种植罂粟。对她来说，她对罂粟的感情要比小麦深得多。而今天，因为政府的禁毒运动，她们一家20多口将面临衣食无着的地步。约10年前，她的丈夫在一次地方军阀冲突中死于非命，之后整个大家庭便开始由她一人支撑。

　　她现在有约1公顷土地，大都种上了罂粟。对她来说，种植罂粟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平常的生意，我要靠这些作物的收入支撑整个大家庭。”邓达瑞认为罂粟并不是违法的作物，相反她把它看成是上天的礼物，“这是数千个女性家庭活下来的保障。”由于长年战乱，很多年轻壮劳力都去参军，其中大多战死沙场，而即便能回来的人也是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来源。

　　邓达瑞为了完成耕种，不得不把这些土地让村子里有男人的家庭帮忙完成繁重的体力活。“生活对我们（女性）来说非常难。我需要每天监督他们。”但她并不担心这些人会蒙骗她，因为她在这个行业已经干了11年。

　　最近政府一直在这一地区禁毒，时常有禁毒大队的车队开进村子。“我知道政府已经宣布了禁种罂粟，如果他们来到我的农场，我就会把我的失去双亲的孙女和失去丈夫的女儿带给他们看，告诉他们如果没有这些罂粟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保障。”就这样，禁毒人员就放过了她，而其他一些村民地里的罂粟则被拔掉了一半。

　　邓达瑞的邻居也通过行贿保住了自己的罂粟园。“我找到了负责的头目，然后向他求情，‘请不要毁掉我的罂粟，我可以给你3000阿富汗尼（阿富汗货币单位）’。”28岁的农民扎达说，因为长年劳作，他的皮肤变得像老人一样都是褶皱。那个官员收下了这笔钱，但并没有表态，只是耸了耸肩。几天之后，禁毒队员开着拖拉机前往村子破坏罂粟，而扎达的五英亩土地本来正在这次销毁范围内。“但他们没有动我的土地，就连我邻居的也留了下来。我想他们肯定以为那也是我的……

　　我应该付他们一半的钱就够了。“扎达笑着说。

　　在他们的村庄里，几乎家家户户的地里都种着罂粟。鸦片也就成了影响村民生活的一件重要物品，不管是婚丧嫁娶，各个家庭之间都是以鸦片作为礼物。而鸦片或者是可以种植罂粟的好土地也往往被用作嫁妆。“你的罂粟地越多，你在当地的地位就越高。村民都尊重你，你想借多少钱都能借到。”邓达瑞称她今年有望收获大约6公斤的鸦片，估计可以卖到3000美元。对于这些钱，她早已做好了打算，挖一口深井，并购置一台柴油机水泵，以便为下一茬耕种做好准备。除此之外，剩下的钱就是一家20多口人一年的生活费用了。

　　邓达瑞对政府的禁毒决心并不看好，因为在她看来种植罂粟是惟一一条能够养家糊口的路子，“由于干旱，大家不可能大面积种植小麦或者其他作物，而种植罂粟则不需要太大的土地，对水的要求也不太高。绝大多数农户都只有很少的土地，如果不种植罂粟，他们根本就没法活命。”虽然国际社会对阿富汗进行了粮食援助，但农民却并不怎么领情，“小麦有什么用呢？他们应该从我们手中购买粮食，而不是廉价地倾销粮食，这只会使我们变得更穷。”扎达不满地表示。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邓达瑞认为政府应该为男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对于女性家庭，政府应该提供食物和长期的援助，直到她们的孩子长大成人。邓达瑞非常清楚毒品的危害，但贫困对她而言威胁更大，“我的一个兄弟就是因为在白沙瓦（巴基斯坦城市）染上毒瘾最后家破人亡。等我们的条件改善了，我们将会放弃种植鸦片。”

　　药方难开

　　对于国际社会提供的罂粟替代作物，农民似乎没有太多耐心。

　　为了彻底清除毒瘤，国际社会正在尽力帮助阿富汗农民寻找罂粟的替代农作物。一支德国援助小组成功地劝服了南加哈尔村庄的农民放弃种植多年的罂粟，改种保加利亚玫瑰。当地人收获的花瓣可以卖给香水公司，成为法国香水的原料。

　　贾南·可汗是达拉努尔地区的一户农民，他在半英亩的土地上种植了约150株玫瑰花苗。而在其他的土地上，罂粟仍然是主要作物，他盘算着如果玫瑰花种植效益好，他便扩大种植面积。如果赔了，他的经济收入也不至于受到太大影响。他在2003年依靠种植罂粟挣了约4000美元，而同年阿富汗的人均收入不到200美元，是全球人均收入最低的20个国家之一。

　　实际上，在阿富汗的土壤环境下，生产高质量玫瑰花油要比生产高质量的鸦片困难得多。主持该项目的德国专家告诉可汗，要证明保加利亚玫瑰是否可行至少需要3年时间。而这期间，一场大风就有可能让花朵受损，造成产量下降。在收获季节，农户只有一天时间采摘玫瑰花，并将它们加工成玫瑰花油。

　　可汗希望种植玫瑰花能够挣到鸦片收入的1/4就够了，这已经够一个诚实的人活下去了。“我告诉其他农户，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阿富汗将因为鲜花和香水享誉世界，而不是因为战争和鸦片。达拉努尔也将会和巴黎一样出名。”可汗目光中流露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我告诉他们，鲜花将芬芳宜人，外国人都会来这个地方野餐，他们会喜欢上这里。将来，你们在四处都能看到外国人，我们将建造旅馆，向住在这里的外国人收钱，然后我们每个人都会变得富裕起来。”然而，可汗也担心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德国援助小组给那些种植玫瑰花的农户一部分现金补助，但可汗称这部分钱要比他们原来种鸦片挣的少得多。德国专家担忧地表示，“在他们（农户）重新开始种植罂粟之前，他们也许只愿意等上一年或者两年。”阿富汗的毒品问题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官员、军阀、毒贩相互勾结，关系错综复杂，中央政府对于边远地区鞭长莫及。农民为了生存，只能种植罂粟，鸦片因而也越禁越多。不过，如果卡尔扎伊总统能够改变阿富汗军阀尾大不掉的现状，解决毒品问题也还尚存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