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女主持人身穿吊带装，模仿港台腔，不时冒出粗口，如“屁啦”、“死三八”等。还有些主持人总爱拿“性”话题来“活跃”气氛。如“搞”字在湖南方言中被认为有上千种含义，有的主持人时不时就来上一句，让人浮想联翩。

　　2003年，湖南某电视台娱乐频道曾推出一个名为“星气象”的天气播报节目，由妙龄“星姐”作主持。“星姐”身着艳装，躺在沙发上，同时双脚搭在靠背上“秀”美腿，在全国引发了关于“色情报天气”的争论。

　　今年风靡全国的“超级女声”，在“海选”阶段就因为大规模地审丑、现丑，受到人们的诟病。而后期，由于湖南卫视接受舆论的意见，不断加以调整，逐渐摆脱了负面形象。

　　“综艺最爱宪”里修理一个叫“如花”的丑角，在台湾收视率颇高。

　　荧屏七种低俗病

　　段羡菊 叶伟民 张婧

　　近年来，电视娱乐节目越做越多，越做越火，丰富了荧屏，给老百姓带来了许多欢乐。但与此同时，由于过分追求收视率，想尽办法吸引观众眼球，一些节目也因“品味不高、内容低俗”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娱乐节目低俗化的七大表现

　　表现之一：以“性”为看点，狂打擦边球。一些娱乐访谈、综艺类节目经常用荤段子、暧昧字眼和暴露镜头来吸引观众。2003年，湖南某电视台娱乐频道曾推出一个名为“星气象”的天气播报节目，由妙龄“星姐”作主持，身着艳装，躺在沙发上，同时双脚搭在靠背上“秀”美腿，在全国引发了关于“色情报天气”的争论。而在某电视台综艺节目中，一位美女主持人在游戏中抽到了“请问你的胸围是多少”这样的纸条，最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现场测量了胸围。

　　表现之二：以残忍为噱头，发掘人性之恶。近年来在国内流行的“真人秀”节目，多以隐私、残酷竞争、博彩等为看点，刻意暴露人性弱点和阴暗面，挑战道德底线。今年5月，旅游卫视“怪怪大学堂”播出了一期节目，叫“猫能从四层楼摔下而安然无恙”。节目中，一只挂着彩条的白猫被人从四楼左右高的地方丢了下来，让热爱小动物一族心惊肉跳。台湾还有一档收视率颇高的节目叫“综艺最爱宪”，内容是想尽办法修理一个叫“如花”的丑角，通过肆意的嘲笑、羞辱来满足观众某种阴暗心理，引发当地妇女团体的强烈抨击。

　　表现之三：极尽窥探之能事。挖掘明星隐私，一直是狗仔队不懈的追求，而让高不可攀的明星们当场现形、尴尬不已，则是一些娱乐节目的拿手好戏。一些节目常在明星不知情的情况下，设计出一些游戏情节，以试探他们的真实反应，展示明星们不容易让人看到的另一面，不少明星出尽洋相。一些艺人也会心照不宣地提供些素材，以赚取眼球，提高人气。有“情歌王子”之称的张信哲，就曾在电视上自曝隐私，向观众“交代”自己是如何解决生理需要的。

　　表现之四：以恶搞、整人娱乐观众。在这类节目中，各种大牌明星成为被捉弄的对象。去年，艺人关咏荷在参加南京某综艺节目录制时，被锁在一个漆黑的大箱中。木板抽起，旁边赫然站着一头大黑熊。随着大黑熊的靠近，无法打开门逃生的关咏荷尖叫连连，直到吓晕才被放人。在“勇者总动员”等节目中，还出现过让参加者吃虫子、蚯蚓等内容。一些港台节目，以“向嘉宾泼馊水”、“用脚踩粪便”、“食物中偷放兔子屎”等方式，挑战人类感官。

　　表现之五：颠覆传统，挑战道德，发掘“丑闻”、“丑态”。台湾的“上流美”、美国的孔庆祥以及网上的“芙蓉姐姐”，这些其貌不扬却超级自恋的人，正借助电视一跃成为“明星”。在主持人不怀好意的提问和被访者毫无顾忌的露丑中，观众且笑且骂，推动着电视台的收视率直线上升。还有些电视节目以演绎社会阴暗面为能事，如湖南的“故事会”、“欲望都市”、“寻情记”等栏目，经常用演员扮演生活中发生的事情，选题主要是一些畸形社会现象，如“恶父卖女”、“偷窥”等，最终被主管部门要求整改。

　　表现之六：以奇装怪行、言语无忌吸引眼球。一些主持人希望通过外在形式刺激观众的感观，戏说、调侃、索吻、摸胸，无所不用。有的男主持人装扮、言行女性化，性别错位，跟中国人的审美观念极不协调；有的女主持人身穿吊带装，模仿港台腔，不时冒出粗口，如“屁啦”、“死三八”等。还有些主持人总爱拿“性”话题来“活跃”气氛。如“搞”字在湖南方言中被认为有上千种含义，有的主持人时不时就来上一句，让人浮想联翩。

　　表现之七：以高额大奖刺激观众收看，宣扬日、韩享乐方式。一些电视台模仿日韩、港台的节目模式，把娱乐的主角投向普通大众，从“超级女声”的一夜成名，到“超级大赢家”的一夜暴富，电视节目不断祭出名利大旗，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些高额大奖，在增强了节目的刺激性和悬念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张扬了“暴富”思想，对社会上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观众大呼倒胃口

　　一些“格调媚俗、语言低俗、动作粗俗”的娱乐节目，在赢得较高收视率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反感和愤慨。据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进行的《北京大学生收视状况调查》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的电视娱乐节目流于庸俗，过于泛滥；42％的受访者认为其品位不高，低估了观众的智商和审美标准。

　　今年7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珍惜受众信任，树立健康形象”主题座谈会，号召抵制广播电视文艺娱乐节目主持人低俗之风。这一消息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网民指出，对于一些娱乐节目主持人俗不可耐的表现“早就看不下去了”。甚至有人说，个别主持人的形象、动作、语言，“简直恶心透顶”！

　　一些娱乐节目对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长沙市民肖兵认为，国内电视娱乐节目的“选秀”大有朝着全民运动发展的迹象，青年、老年、儿童齐上阵。然而，能够成名的毕竟是少数，更多人只不过是走走过场，浪费金钱、消耗精力，助长了社会的浮躁情绪。长沙一中初三年级教师肖红叶表示，对一些明星的过分渲染，很容易让孩子们产生自己也能“一夜成名”的幻想。“超级女声”在开办初期，就曾引发过许多中学生逃课报名的情形。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云晓尖锐地指出，就青少年的暴力行为和性犯罪来说，一些媒体的低俗之风所带来的暴力、色情内容的侵蚀已成为一个重要诱因。他说，青少年追星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我们的一些媒体太出格了，像苍蝇逐臭一样，大挖明星的隐私，甚至用性方面的东西来大做文章，这样一来，就把青少年的追星引向了歧途。

　　娱乐低俗风也引发了人们对媒体社会责任的大讨论。不少人士表示，媒体不是一般的企业，不能只要收视率，放弃正确引导；不能赢了利润，输了责任。湖南知名娱乐导演宋点担忧地说：“如果电视节目这样办下去，我们将给下一代带来什么？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天天接触到的都是这一类的信息，他们将来的心智又怎能健康呢？”

　　8月26日，在全国文艺节目主持人研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名播音员、主持人和节目策划人，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说：“当前广播电视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低俗化。”“抵制低俗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这一表态显示出主管部门顺应民意、整治低俗的决心和意志。

　　通俗与低俗仅一线之隔

　　在采访中，许多人都表示，对电视娱乐节目，如果一味强调“教化”职责，有失偏颇；但如果为娱乐而娱乐，甚至不惜以低级趣味来制造娱乐就更不可取。电视娱乐节目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必然要走通俗化的道路。但是，如果把握不当，追求通俗就会变成媚俗，流于庸俗，堕入低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星对“通俗”、“庸俗”和“低俗”做了概念上的区分。他认为，通俗是接近大众百姓、表现常人生活理想的艺术形式，相对应的是比较高雅的艺术；庸俗则是情趣平庸，不思上进，思想上没有高尚追求、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的体现；而低俗违背人类理想追求，靠拢卑下的本能冲动，已不属艺术表现范畴，对于精神世界有危害作用。

　　周星认为，“近年来电视的娱乐化成为趋势，不少娱乐节目走向通俗、靠拢庸俗、以致屈就低俗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特别是电视机构从被动求取收视率到主动的‘媚俗’更是十分危险。”低俗化的结果，就是丧失电视的文化本性，让有文化的观众疏离电视，让电视人进一步追求无聊，进而导致民族文化传播途径趋于狭隘，让老百姓思想懒惰，沉浸在低级的娱乐状态中。

　　专家还指出，电视节目中多一些娱乐因素本无可厚非，这对节奏变快、压力变大的现代生活，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宣泄。但是，媒体人必须警醒的是，老百姓真正期待的是通俗之上的精神满足，只有感官上的愉悦，而没有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这样的节目肯定不会有生命力。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局长魏文彬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一些娱乐节目低俗化，要害就在于节目内容脱离生活、脱离群众，故弄玄虚，自作多情。

　　一些人在采访中认为，把握庸俗与通俗的尺度确实非常困难，特别需要观众、主管部门和媒体制作人的共同努力。比如，今年风靡全国的“超级女声”，在“海选”阶段就因为大规模地审丑、现丑，受到人们的诟病。而后期，由于湖南卫视认真接受舆论和国家广电总局的意见，不断加以调整，节目质量大大提高。如要求选手多唱经典的青春励志歌曲；要求评委多从专业的角度评价，少进行言语上的伤害；将节目播出时间限定在周末，同时将晋级淘汰赛和总决赛调整到暑假进行，以免影响在校生的学习和生活等。这些及时的跟进和调整，使“超女现象”逐渐摆脱负面形象，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收视率之惑 　　

　　对于电视娱乐节目出现低俗化倾向的原因，许多从业人员满怀苦衷地告诉记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收视率”的逼迫。以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为代表的一些主持人，更是发出了“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呼声。

　　一切惟“收视率”是瞻

　　一位年轻的电视人在一份策划书中这样写道：“国外有一种观念，要提高报纸发行量很简单，那就是降低格调。同样道理，我们要提高收视率，也不能故作高雅。我们不能怕俗，更不能怕被人批为低俗。”专家认为，这类错误的观点在电视界目前很有市场。

　　作为一个衡量电视节目受欢迎程度和市场占有程度的指标，我国电视界引入收视率来评价电视节目，可以说是电视走向观众、接近观众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保卫所说，收视率是把双刃剑。运用适度，它会使媒体更好地考虑观众需求；运用过度，它就会使媒体走上一味迎合低级趣味的低俗化之路。而让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一些电视台已经走上了过度运用收视率指标的道路，把收视率抬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收视率论英雄，以收视率来决定节目的存亡。应该说，这是目前媒体包括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的症结所在。

　　“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谈及电视大刮演绎猎奇事件之风时，长沙电视台女性频道常务副总监孙健无奈地说。在收视率大棒的指挥之下，增强节目的吸引力成为电视人必须要考虑的事情，所以一些人很自然地就会选择那些猎奇的甚至带有窥探色彩的故事，似乎只有这样的故事才能赚取足够多的眼球。

　　而一位电视从业人员在分析荧屏上让人不忍卒睹的低俗之风时说，自各级电视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企业化”改革以来，片面追求收视率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于有关管理部门监管滞后、约束不严，个别电视台打着改革的旗号从境外引进、制作了一些格调比较低俗的节目，结果引起不少电视台跟风而上。现如今，许多娱乐节目“已经是不俗就无法生存，越低俗就越能挣到钱”。

　　恶拼收视率的背后

　　电视台恶拼“收视率”，反映出我国电视竞争日趋激烈的现状。有关专家告诉记者，我国现在有数千家电视台，频道就更多，频道资源浪费严重，电视节目的收视率非常低。与美国一些“王牌节目”近20%的收视率相比，国内一些节目的收视率能达到1%就算相当不错了。这种散乱小弱、鱼龙混杂的格局，推动了各电视台的恶性竞争，一些小台为了生存，难免会想别人所不敢想、做别人所不敢做，在猎奇、低俗等方面动脑筋。

　　专家指出，电视台恶拼收视率，最深层根源在于经济利益。电视台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有广告；而要吸引广告客户，就必须有一定的收视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电视台就会在人气比较旺的娱乐节目上动脑筋。而一些娱乐节目又处于同质化状态，形式单一，脱离群众，为了赢得竞争，吸引更多眼球，不少电视台不惜走上低俗化之路。孙健介绍说，国外电视收入主要由新闻、娱乐、资讯三大部分构成，而国内电视台的收入过多偏重娱乐。国外电视台收入主要靠两部分，一部分是入户的数字电视费，一部分是广告，第一部分甚至超过了第二部分，而国内电视台基本上依靠广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时统宇认为：“电视娱乐节目过分追求收视率而引起的低俗化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到娱乐节目或者是某些主持人身上。我们应该认真找一找中国媒体在产业化、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困惑。”他分析说，中国的媒体永远不能等同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国媒体的基本职责应是传承文明、进行人文教化。我们应该从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这种现象入手，认真探讨中国媒体在这几年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过程当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正是这些偏差和失误影响了媒体正常社会责任的发挥。这个问题值得媒体的领导者、决策者和从业者认真思考。

　　对观众需求不能简单迎合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国内电视娱乐节目已经从“明星时代”走入“大众时代”，电视节目“生存还是灭亡”的大权越来越明显地掌控在普通大众手里。但媒体是不是因此就要对大众的需求进行简单迎合呢？一些电视从业人员和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一些电视节目制作者常常这样为自己辩解：老百姓爱看，满足老百姓需求难道不对吗？一位被指节目低俗的电视人更是理直气壮地对记者说：有人说这个节目不好，那为什么这么多人爱看？很多人爱看的节目，专家、学者不爱看，那他们是不是与人民为敌？还有一位制作人这样回应人们的批评：“我觉得真的不应该针对我们的节目，反倒是应该针对那些看节目的观众，是观众选择了我们。”台湾以恶搞出名的节目主持人吴宗宪，面对社会的一片声讨，更是脸不红心不跳地回答：“节目有收视才有工开，所以我们都是提着头在做事。既然头都提了，脸也就不需要顾及了。”

　　“因为观众低俗，所以媒体不得不低俗”，对于这种论点，周星教授认为，这是电视台为谋求收视率给自己寻找的借口。电视节目要满足观众的文化娱乐要求，所以好看是必要的，但低俗就怎么都说不过去。电视是一个文化平台，它的责任就是满足观众精神需要和提升情感要求，这也是电视人应该秉持的职业道德。对于电视机构而言，坚守自己的文化特色，最大限度地服务大众，应该是它的一种品格要求。目前有些电视台过于趋利，有丢弃责任、消退品格的倾向。此外，从电视发展的现状来看，还存在伪需求的问题，即电视人打着满足受众需求的旗号去创造庸俗的娱乐，甚至制造低俗的娱乐。

　　“电视是机械的，但是做电视的人是有文化的。”宋点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举例说：如果电视台播出节目预告，明天下午3点直播枪决犯人或者剖腹产，收视率还会不高，还担心没人看吗？他忧虑地告诉记者：“当年看了电影《加里森敢死队》，我的同学练飞镖成风，有的人眼睛都被扎瞎了。后来看了好多香港警匪片，我有一个朋友就从高楼上往下跳。媒体是利器，从业者一定要心中有数。如果你到监狱去调查一下，会发现很多人的犯罪手段都是从电影、录像、电视里学来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当然跟整个社会有关系，但扪心自问，这里边是不是也包含了媒体人的失职？” 段羡菊 叶伟民 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