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都明确表示，所谓“有关方面正拟议取消对贪污腐败等非暴力罪行判处死刑”的说法不实，目前人大和最高法并没有考虑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处刑作出修改。

    在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眼中，非暴力罪行死刑存废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杀不杀”贪官的问题。虽然法 律早有规定，个人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的就可判处死刑。但近几年来，一方面，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的腐败官员如李嘉廷（受贿1800多万元）、丛福奎（受贿930多万元）、刘金宝（贪污1400多万元）、马德（受贿600多万元）等均未被判处死刑；另一方面，学界关于废除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声音日益响亮。这让公众起了疑心，以为贪污腐败不再是掉脑袋的“死罪”，结果激起民愤，以至最高立法机关和审判机关不得不出面澄清事实，表明态度。

    公众力挺对贪污贿赂犯罪保留死刑，直接体现出老百姓对腐败行为和腐败官员的切齿痛恨，更反映出现有惩治腐败政策的震慑力，存在“结构性缺陷”。

    一切惩治政策的震慑力由三个要素构成：第一是惩罚的必然性，即违法犯罪行为必然会导致相应的高代价的惩罚，任何罪行必然会受到正义的审判；第二是惩罚的快速性，即惩罚会紧随违法犯罪行为而至，正义的裁判总能及时降临；第三是惩罚的严厉性，即惩罚会给违法犯罪者带来远远大于其犯罪行为收益的成本和代价。上述任何一个要素出现问题，惩治政策的实际威慑力就会大打折扣。

    其实，在一个有效的惩治政策中，惩罚的必然性、快速性、严厉性缺一不可。光“杀”贪官是远远不够的，明初对贪官采取“剥皮”的残酷惩治政策，照样阻挡不住百官共腐之乱。因此，我国目前的反腐败斗争，最要紧的问题不在是否杀贪官，而应当是如何通过完善制度，填补惩治政策中存在的漏洞。毛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