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报屡次登载易培基故宫博物院盗宝一案，不但在当时煞有介事地轰动了全国，即到如今还有人将信将疑。我在故宫博物院先后服务多年(自清室善后委员会起至马衡继任院长时止)，得知易案发生和发展经过。现特为据实揭露，以明真相。

　　溥仪出宫时，宫内数百间房屋堆有很多物品。这些物品由北京大学教授李煜瀛( 字石曾)领导组设清室善后委员会来管理。该会对防范宝物之盗失，是很严格的。清点时间不久(大约一年多)，成立故宫博物院，设一理事会，推李任理事长，易培基、陈垣等任理事，易兼任古物馆馆长。仍然依前制度严格保管。

　　后发生“三?一八”惨案，李石曾、易培基都被段祺瑞执政府通缉，逃往南方。后经四届院长，都对宫内宝物注意保管，加以驻院军宪警互相牵制，互相监视。在这样的严密制度之下，易培基没有偷天换日的本领，哪能盗出什么宝物！

　　战局稳定后，易培基接任了院长，在该院经费被削减的压力下，听从任秘书长的女婿李宗侗的建议，把故宫所藏贵重皮货药材等提出处理，这些物品与考古等均无关，久留反而霉烂。于是在神武门定期标卖。结果有一天得罪了任古物馆副馆长的张继之妻崔振华。崔本是有名的泼妇，当天与负责警务的李宗侗发生争执，回家让张继向易培基告状，要求惩处李。而易素知崔是泼妇，又素知张继惧内，故对此置之不理。遂与崔张二人结仇。

　　适逢故宫博物院会计科负责人萧登青因赶办数年积压的报销，叫文具店老板改开几张文具单据。一职员秦汉功曾因不良嗜好被免职，怀恨在心，恰好知道了此事，于是向张、崔告密。张遂将此事交托自己心腹检查署署长郑烈，嘱其运用司法权力惩创易、李，并给秦汉功贿金，嘱秦秘密审查故宫博物院呈送政府的报销册，指出改造的单据。郑为指挥方便，令南京派遣检察官北上侦查。而这位检察官追问承造报销单具的文具店老板所得结果，与张、崔、郑预期目的完全相反。老板说，这次编造报销，是要将笔墨纸张簿籍等分作几张小帐单开列，才符合报销册的栏目，故叫文具店把每月一张的总帐单分作数张小账单。而每月该店所开小帐单的合计数目，与总帐单是符合的。这位检察官大失所望，匆匆离京南下。而秦汉功知事不妙，见风转舵，亲来找我，将整个事情情况告我，表示忏悔之意，并嘱我转告易。易嘱我叫秦写出张、郑等人贿买他作证的坦白书交易，于是易培基得到了反攻材料。

　　易培基遂将文件拍成照片送天津报纸刊登。那时舆论哗然，纷纷指责法曹行贿，执法犯法。郑烈恼羞成怒，一面多方辩护，一面通知各报馆：故宫博物院的案子，尚在侦查时期，不应公开泄漏消息，凡未经检察机关审核的新闻稿，一律不许登载。从此易培基送往报馆的抗辩文稿，都被退回。由是全国报纸只有张、崔、郑陆续发布易培基盗宝之新闻，而不予登载易培基一点反辨的消息。以至社会人士被郑烈等片面宣传所欺蒙，以为真有盗宝事实。于是郑烈又进一步宣传“苏州法院通缉易培基、李宗侗；易培基以畏罪逃往外国”。事实上易自辞谢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即迁居上海养病，从未离开上海一步。很多知情的人都说：“郑烈因有行贿证据落在易手，深怕易再来反攻，故必将易置于死地方休。”这话是很正确的。

　　后来郑烈又捏造易培基指使萧襄沛盗宝新闻，亦极尽造谣栽赃之能事。萧襄沛系博物院职员，在为防止日寇侵入故宫掠走国宝而进行的迁运古物的过程中，一次风声紧急，正进行加速抢运，萧要将一个凤冠装在箱内，箱小冠大，不能封盖。萧即将冠上珠子摘下，当场装入箱内，连同其他古物装满一箱，然后封钉。本无倒换宝物的事。但郑等人故意找茬儿，把该事定为“破坏古物以伪换真”的罪名。后苏州法院判萧襄沛几年徒刑(几年我记不清了)；郑等人又在报上大吹大擂，宣传易培基指使萧襄沛盗宝，人证俱获，企图掩尽天下人之耳目。

　　当郑烈封锁易方消息，开始捏造盗宝新闻时，我和吴景洲、熊集生都愤愤不平，力劝易培基反诉；而李宗侗坚决反对。其理由是：诬陷者的目的是打倒自己及岳父，只要岳父辞去院长，他们的目的达到，便可安然无事，何必枉作囚犯；且执法者狼狈为奸，是政治问题，非待蒋政府改革，无法得到公平之解决，投案反诉，没什么用处。易培基无子，只生一女名易漱平，配了这位女婿李宗侗。易培基舐犊情深，特别溺爱女儿、女婿。采纳了女婿意见辞去院长一职(李宗侗当然也随同辞去秘书长职)，以期和缓崔振华之气愤。不料张、崔、郑变本加厉。

　　当时我再往上海促易仿罗文干例投案辩诉。易回答我说：当见到苏州法院通缉我的消息时，我已准备自动投案反诉。但与几个法律专家研究了几次，因有两个考虑作梗，没有操胜诉的把握。

　　第一，中国司法名虽独立，实际上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可以操纵法官欺压平民。审判方面的推事徒有独立判案的虚名，侦察方面连虚名也无。我若投案反诉，郑烈等既存心诬害我，可以指使检察官随便加我某种嫌疑犯的罪名进行羁押侦查，一事辨清，又生他事，必把我拖到皮焦骨枯，也不会结案释放。我有严重肺病，经不起这种折磨。玄伯(宗侗)也是时常生病，过不了牢狱生活。

　　第二，我前在国民政府中因不愿巴结蒋、宋、孔、陈等权贵，以至被挤下政治舞台。我现为一届平民，无人能为我说上话去。故我和玄伯两人谁去投案坐牢，都是枉作牺牲。

　　我听了这番解释，无话可说，只得长叹一声而退。当时常为易诊病的医师告诉我，易的肺病已到第三期，寿命难以长久了。当时我想，“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此冤永无昭雪之日了。

　　“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我在重庆遇吴稚晖，他告诉我，上海长女吴珊来信，说易培基对国难非常忧愤，寝馈不安，肺病更剧，于十月间在上海私寓长辞人世了。只有吴珊一人在沪为易买棺装殓。吴稚晖送他一幅挽联写道：

　　最毒悍妇心，沉冤纵雪公为死；

　　误文卖友客，闲官相攘谋竟深。 (注：本文作者系易培基学生详细了解本文所述案情可参阅吴瀛所著《故宫尘梦录》一书) (余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