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乔新生

　　中韩两国产业技术创新五年规划70%的发展目标相同，但是，韩国企业的科技竞争能力早已经挤进了全球前五强

　　创新能力源于民族精神。而中国科技发展，在官本位思想的长期腐蚀下，创新能力让位于政府公关能力;民间科技创新能力受制于传统的官僚管理体制。客观上造成了:科 技管理部门提供的资金越多，科研部门主动创新能力就越小;经济越发展,民族创新的能力反而越弱的怪相。

　　韩国科技起步晚中国10年

　　漫步韩国街头，举目四望，韩国品牌的汽车招摇过市。可是在中国，街头最豪华的汽车都是外企或合资企业的产品。当许多人沉浸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兴奋之中时，韩国在科技领域已远远地走到前头。

　　科技部副部长尚勇6月在深圳公开对上百家企业代表说：“韩国科技起步比我们晚10年，为什么在很多领域韩国远远领先？很重要的一点是韩国有很强的民族精神，并把创新形成了国家的意志。”

　　在举办足球世界杯期间，韩国全民的亢奋状态让全世界的球迷们深有感触。但是，仅有民族狂热显然是不够的，韩国科技主管部门把民族的精神变成了促进科技发展的动力，并且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形成了有机的整体，把扶持和发展本国高科技企业当成使命，形成国家和地方经济的评价体系。当我们热衷于市场换技术的时候，韩国人早已把发展科学技术，提高民族的创新能力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且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制度。

　　朝鲜半岛大规模军事冲突结束以后，韩国百废待兴。在吸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之后，韩国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建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并且把科技发展作为自己的立国之本。面对外国企业提出的诱人合作条件，韩国企业始终不放弃自有品牌。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培育，韩国在汽车、半导体、高速铁路、核电站等项目上都拥有了领先世界的技术，并且成功地将知识产权转化为生产力，继续推动韩国的产业革命。

　　可是在中国，土地换技术、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模式，长期成为许多地方发展经济的首选。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短期内出政绩，甚至默许纵容科研单位利用虚假材料申报科研项目。

　　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技术的模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满足于模仿他人，而缺乏民族气节，失去创新的能力。比较中韩两国产业技术创新五年规划，在70%的领域两国发展目标相同，但是，韩国企业的科技竞争能力早已经挤进了全球的前五强，可中国企业仍然徘徊在门外。

　　中国并非没有优秀的科技工作者

　　民族精神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民族品质的集中体现。从功能上来看，民族精神首先体现为一个民族的凝聚能力，从价值上来看，民族精神体现为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如果一个民族缺乏凝聚力，那么纵然有许多科技工作者投身于创新事业，由于不能够形成合力，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仍然无法体现。

　　在中国并非没有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但是在条块分割的官僚体制下，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创新能力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某些地方，由于官僚主义作风盛行,科技工作者不但不能享受应有的待遇,反而由于缺乏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而陷入困境。

　　如果没有良性的促进科技创新机制,没有通过民主改革而形成的凝聚力,那么,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得不到创新的动力支持。

　　韩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培养,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在韩国,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每一个企业经营者都深刻地意识到,如果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就不会得到政府的支持，更不会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欢迎。因此，在韩国拥有自主的品牌，成为创业者最原始的动力。

　　而在中国，科技创新仍然源于政府推动。在政府主导下，科技经费的发放、科技成果的评估、科技成果的推广乃至科技人员的奖励都严重依赖政府。这样的科技促进体制，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容易产生苦乐不均的现象，容易培养伸手向上的惰性，甚至容易扼杀民间科技创新活动。

　　爱国主义教育必须注入科技创新内容

　　提高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必须从改变中国的科技管理体制入手，通过重塑民族精神，鼓励民间自主创新。至少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必须建立全国科技统筹委员会，广泛吸收社会民间人士参加科技规划和资金分配工作。科技统筹委员会由总理直接领导,通过召开一年一度的科技统筹委员会，制定中国科技规划;根据规划合理分配财政资金。政府不再组织科技评审、不再组织项目验收、不再直接管理科技经费。科技统筹委员会可以通过民主决策的方式,确定未来中国长期、中期和短期科技发展目标,可以通过投标招标的方式,公开科技资金的分配情况。

　　其次，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必须注入科技创新的内容。爱国主义教育不等于革命教育，更不仅等于革命先烈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宣传科技创新人才,必须把推动历史前进的科技工作者放在优先的地位。

　　第三，必须改变“损不足以补有余”的科技管理体制，将有限的科技资金,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拨付给最基层的单位。当前这种“对花浇水,根部缺乏水分”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