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秋意浓烈得犹如被削开的榴莲一样的周末，小说《兄弟》让我感受到空虚与倦怠。在那些由文字的声、色、光、影组织的世界之中，我目睹到一个才华绚烂的作家走进了一 个枯萎的季节，我目睹到一颗陨石坠落得轨迹。这个作家就是余华。这颗陨石也是余华。

    在我的阅读记忆中，余华是一个医术精湛的外科大夫，他对“疾病”充满了热情。在与死神谨慎而暧昧的博弈中，他手中那把手术刀世故、敏感、精确。那把手术刀与被疾病统治着的肉体的关系，就像游子与故乡的关系一样，像血肉兄弟一样。正如余华所说：“爱是悲伤的慰藉；它是对抗死亡的惟一药剂，因为它就是死亡的兄弟。”从《活者》到《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简练的长篇小说就像两台令人叹为观止的手术案例。弱者的命运是一根无限柔韧的钢丝，一端站着消瘦如纸的生，另一端站着鬼魅如电的死。余华像上帝一样策动并主导着两者的游戏进程。

    等待了十年之后，余华郑重其事地推出了《兄弟》。故人说：十年磨一剑。消耗十年的心血，磨砺出来的肯定是一把震动江湖的好剑。这个有着大师野心的青年作家寂寞了十年。十年多么漫长啊，漫长得足以令曾经的恋人肝肠寸断。但是，重出江湖的余华，手中的手术刀变成了一把大砍刀，嗜血的杀戮开始了。

    在《兄弟》中，他用游刃有余的血腥来表现爱，用更强烈的血腥来表现“文革”对心灵的损害。这种血腥是十年之前的余华的嗜好，没想到，同样的血腥像一条漫长的河流一样缓慢而残酷地流淌到了十年之后。

    在阅读的过程中，客厅的音响里流淌着布莱恩亚当斯的歌曲《Iwillalwaysreturn》，那种像金属被腐蚀了一样沙哑声音，使我在迷茫而陈旧的文字中看到了温暖的光线。没有看到过布莱恩亚当斯的照片，在音乐中，我听到了他的容貌：长发、络腮胡，眼睛里蓄满了海洋一样厚重的忧伤。那异域的歌词，并没有成为听觉的阻碍。嗜好音乐的余华，试图在《兄弟》中编织悲怆的曲调。但悲怆是大地一样永恒的物质，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可以移植的。

    两年前的一个夜晚，我曾经与余华有过一次长时间的交谈。印象中，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才华好像可以越过文字的冰层，浮现在他滔滔不绝的话语之中。那个时候我就想，他与大师之间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在这个时代的男性作家队伍中，我认为，莫言与贾平凹与这个目标更接近一些。这是他们二人的禀赋所决定：木讷而聪慧。就如川端康成所语：颓废是通向神的惟一道路。当然，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读者并不需要大师的指引。但是，我相信，对于余华那个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师是支撑他们在文字中跋山涉水的唯一精神依据。

    客观地说，《兄弟》是一部并不算糟糕的作品，最起码，这本书有一半是值得阅读的。这一半让我们重温那个曾经让人血液沸腾的余华。但是，这种重温是一次令人心怀煎熬的怀旧之旅，并不是打开了一条能够洞见精神深渊的门缝。对于余华来说，《兄弟》是一本并没有前进一步的作品。《活着》是对《在细雨中呼喊》的超越；《许三观卖血记》是在细节上对《活着》的一种恰到好处的修改。但是，《兄弟》重新回到了《活着》之前的地平线上。

    最近听说余华要阔别北京，定居杭州。无法预料地理上的变化会对他未竟的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影响是注定的了。开阔的北京与狭窄的西子湖畔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必将影响到余华的思维。在我看来，在精神上漂泊了许多年的余华，要开始隐居了。隐居在西湖的鱼鳞一样的波浪之中。

    余华在《兄弟》的后记中写道：“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他的意思是，真理隐藏在窄门之中，窄门会越走越宽阔。杭州也许就是他人生地理上的“窄门”。

    饱受尊敬的美国作家福克纳在精神上也属隐居，他的笔墨从没有离开过他那“邮票大一样的故乡”，在这个方寸之间，伟大的福克纳写下了人类所具有的大部分情感。还有那个写了《麦田里守望者》的作家，是一个真正的隐居者。两者的区别在于，隐居生活使福克纳更加饱满，而后者的余生则慢慢流失在《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光荣里。

    在《兄弟》出版之后的一个访谈中，余华说：“熟悉我作品的读者可能并不希望我改变，但我希望读者能适应十年之后的我。”聪明的余华真是过虑了。遗憾的是，十年之后的他恍然昨日，只是脸上多了一些岁月留下的风霜。    □被海水染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