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４年日本军国主义狂热下，连老妇也参加持枪训练。

　　麦克阿瑟曾想毁掉靖国神社

　　战后如何对待国家神道和靖国神社，美国人本来是很清楚的。据说当时的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最初是准备毁掉靖国神社的，但被罗马教皇的特使改变了主意。不过，麦克阿瑟也明白必须改变靖国神社在日本社会的精神地位，最好把它改造成只是一座西洋式的纪念碑。遗憾的是，美国人后来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它与一般的神社一样对待，一齐推下了国家神道的神坛，却丝毫没有改变它作为军人神坛“军祭”的特殊地位。

　　盟军占领日本后，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２日发表了《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其中明确规定：“在占领日本的同时，要立刻宣布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不准打着宗教的旗号，搞超国家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组织及其运动。”这是针对日本的国家神道而来，因为美国早已认识到了必须拆除这根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美国人最初要按照西方模式改造日本，到那年的１２月１５日，占领军司令部向日本政府发出了政教分离的指令《关于废止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给予的保障、资助、维护、监督以及宣传的备忘录》。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把宗教和国家分离开来，以防止一切把宗教滥用于政治目的的活动，把一切具有同等机会和享受保护资格的宗教、信仰和教义严密地置于完全同等的法律基础之上。”这样就把国家神道推下了唯我独尊的神坛，日本式的“祭政一致”也随之破产。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在禁止政教合一的命令生效的前夕，日本政府在靖国神社举行规模盛大的最后的临时大招魂祭，除了昭和天皇亲拜外，币原首相为首的政府各级官员以及陆海空军代表共一千余人参加，当时以为这是“最后的晚餐”，想不到几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靖国神社最初不允许政治活动

　　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２日，日本政府颁布了《宗教法人令》，后来在１９４６年１１月颁布的《日本国宪法》中也明文规定禁止“国家及其机关”参加宗教活动，并禁止向宗教组织和团体提供经费。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８日，颁布了新的《宗教法人法》，给予神道神社继续存在的法律地位。同年９月，靖国神社被批准成为宗教法人，虽然法律地位只是与众多神社和寺院地位一样的神社，只能进行纯粹的宗教活动，不能涉及国家政治活动，而且经费只能来源于各团体的赞助，但却逃过了灭顶之灾。

　　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期，日本政府为满足战争遗族的要求，决定建立非宗教设施的“中性”的“无名战死者墓”，进行全国性的战死者追悼仪式。但日本右翼势力不满足于此，他们要的是具有传统影响力的可以作为政治舞台的靖国神社。

　　由浦安会（现在的全国护国神社联合会的前身）、自民党遗族议员协议会、自民党报答英灵协议会、日本遗族会等团体牵头，开始了要求国家护持靖国神社的活动。以１９４７年结成“遗族厚生联盟”，１９５３年改组成“日本遗族会”，１９５４年又以遗族会为中心结成“靖国神社奉赞会”为核心，战争遗族和右翼势力结合起来，从１９５６年起开始推进所谓的“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企图抬高靖国神社的法律地位。１９６９年，自民党向国会提出了“靖国神社法案”，将靖国神社设计成由内阁总理大臣管辖的特别法人，实行非宗教化由政府管理，这样就可以允许内阁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就能实际上取得国家“神坛”或国家“神社”的地位。

　　被右翼势力当成最后的阵地

　　“靖国神社国营化”一出笼便遭到各方面力量的强烈反对，自民党连续５次向国会提交此案，５次遭到挫败。战后才２４年，日本右翼势力如此急不可待也是自不量力，但纠集起来的势力并不甘心，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国家神道虽被盟军埋葬了，但靖国神社和护国神社并没受到清算，反而“因祸得福”成为日本一个时期里几乎唯一的可以公开纪念侵略战争和战犯的地方。顽固的靖国神社虽然失去了国家的庇护，只能靠捐款度日，但仍坚持原来的“军祭”方式，仍然被一些人视为最后的精神归宿，仍然拥有巨大的社会基础，被日本右翼势力当成最后的阵地，他们要把这里变成卷土重来的大本营。而下一步的策略，就是把日本侵略战争的大量战死者亡灵和战犯亡灵塞进靖国神社进行所谓的“合祀”，让昔日的日本皇军“在靖国神社再见”。

　　根据日本资料作出的一份靖国神社祭祀“柱位”逐年增加的简况可以看出，从创立到战败投降后的１９４６年５月，靖国神社里只有不到１２万柱位，到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塞进东条英机等１４名甲级战犯时，虽猛增了约９０万也还只有１００多万战殁者；而目前的战殁者数字是２４６万多，即是说在１９７８年后的２７年里又塞进了约１３６万亡灵；而且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因为靖国神社一如既往还在争取把台湾甚至其他地方曾经参加日军的战亡者填充进去（近来，也出现了“第一次”减少的前景，因为２００４年以来，已经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战亡者家属向靖国神社提出要求，要把放在里面的亲人接出去）。

　　靖国神社狡猾地撕开合祀缺口

　　１９５２年起，日本出现大规模的赦免战犯签名运动，鼓动４０００多万人在日本律师联合会提交的“战犯赦免意见书”上签名，提出的要求为三个：给判死刑战犯减刑，国外的战犯归国，国内的战犯释放。日本政府说是屈服、是顺应、是支持也罢，反正１９５２年８月向同盟国各国提出释放Ｂ、Ｃ级战犯的请求，接着在１０月又提出了释放Ａ级战犯的请求。

　　当１９５１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签署后，乘着复杂的国际环境，钻着东西方阵营的空子，日本一旦恢复主权便开始违背曾经的承诺：“日本承认远东国际法庭以及其他同盟国国内法庭对战争罪犯的审判结果，日本政府无权对在日本国内服刑的战犯赦免、减刑和假释。”首先从战争遗族开始撬开了缝隙。

　　１９５３年，日本政府推出了《战伤病者战殁者遗族援护法》和《津贴法》，从法律上把战犯遗族视为一般战殁者的遗族，向他们发放遗族养老金、悼念费和补助。认为各级战犯“是在日本丧失主权的时代，被外国单方面判决的，与日本国家的意志无关。日本政府不认定他们是国内法上的犯罪者”，并把被判处死刑战犯的死亡称为“法务死”，后来更进一步统称为“战殁者”，实际上完全篡改了战犯的法律属性，推翻了国际法庭作出的判决。

　　１９５５年８月１５日的前一天，在天皇宣布终战诏赦后，自杀殉皇殉国的５４０个亡灵被祭进了靖国神社，成为战后合祀侵略战争亡灵的第一例。靖国神社狡猾地撕开了合祀缺口，接着便瞄准了占大多数的一般战亡军人。

　　政府为战犯亡灵打开大门

　　２４６万大军是个基数，巨大的数字芸芸亡灵是壮大声势的，更加重要的是把具有代表象征意义的战犯亡灵捧上神坛。为此首先需篡改战犯的身份和形象。

　　１９５３年７月，菲律宾在押的日本战犯归国；１９５４年８月，澳大利亚在押的日本战犯归国，死刑战犯减刑。１９５５年，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战犯释放问题》决议案，１９５６年３月释放Ａ级战犯，１９５８年５月，释放了全部Ｂ、Ｃ级战犯。到１９５８年，被关押和处决的Ａ、Ｂ、Ｃ（甲、乙、丙）各级战犯统统享受了《津贴法》的待遇，同年，第一批Ｂ、Ｃ（乙、丙）级战犯亡灵被祭进了靖国神社。

　　１９５６年，日本厚生省遗返援护局向地方政府下达了《关于靖国神社合祭事务给予合作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把选为“合祭”的对象填报“御祭神名单”，寄到靖国神社。这就等于日本政府为参加侵略战争的亡灵打开了靖国神社的大门。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６年，厚生省又先后向靖国神社提供了东条英机等１４名Ａ级战犯和Ｂ、Ｃ级战犯的名单，发出了《发放祭祀靖国神社未合祀战争判决死亡者名单的问题》文件，接着在１９７１年下发了《调查旧陆军阵亡者身份等事务的处理要领》等系列文件。这意味着，早在１９６６年，日本政府就确定了要把东条英机等Ａ级战犯塞进靖国神社！而且，靖国神社战后增加的那些亡灵，也是通过日本政府的行为塞进靖国神社的。显然，由政府偷偷地直接操作这些事，把公众瞒在鼓里，完全违背了政教分离的日本宪法。

　　可这些不敢见人的文件，到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４日才被日本的《每日新闻》公之于众，虽然在日本引起极大的震动，受到了强烈的批判，但右翼的阴谋已然得逞。

　　一意孤行为参拜打伏笔

　　１９６４年１月７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一项荒唐决定，为在侵略战争时已授衔、授勋的约１００万名战殁者补充履行未完的手续，还要为二战中“在功绩上与这些人没有多少差异的约１００万名战殁者，也予以授勋”。

　　日本早在战时就开始对“战殁者授勋”，只是因为战败投降而中断。等到熬过最初的困难，不得不低头的日本慢慢直起腰来，埋藏在心头的念头又冒了出来。１９６３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召开了“全国战殁者追悼大会”，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９日的昭和天皇诞生日，接续起了战时的对战殁者的授勋，侵略战争在他们的心底仿佛并没结束，又用这种开倒车的方式延续了起来。

　　根据这个决定，侵略战争的陆军大将３５军司令官铃木宗作、海军大将第六舰队司令官高木武雄等一批高级将领在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４年被补充授勋，包括日本对外侵略的高级军官在内的约２００万战殁者被追授勋章，在２０多年的战后被奉为日本的国家英雄。对于这样荒唐的倒算，他们提出的一条重要理由是：“如搁置起来，不仅对遵从国家的命令而献出生命的战殁者之灵非礼，且违背国家的道义。”

　　日本这样一意孤行，全然不顾国内正义力量的反对、国际公法和世界舆论，是要为日后的参拜埋下伏笔。到了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９日，日本《朝日新闻》又爆出了消息：早在１９７８年秋天，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１４名Ａ级战犯已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塞进了靖国神社。

　　亡灵的大量增加，无疑是为靖国神社的天平增添了砝码，尤其塞进战犯亡灵，不啻是向和平力量的挑战，在战后和平宪法的限制之下，唯有这个以靖国神社为顶点的靖国系统能够这样公开迅速地恢复了战前的面目，公然为日本右翼搭建起了一座上演闹剧制造麻烦的舞台。（北京娱乐信报/记者 赵明宇 整理《靖国神社大揭秘》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８月出版 作者：华民）

责任编辑 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