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沙上的壁垒》 　

　　2001年12月26日，日本著名律师土屋公献（中）与中国原告一同参加细菌战诉讼庭审。 　　

　　编者按：王选、童增，这些在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案中屡被提及的名字，在十年诉讼中逐渐被人们熟知；这期间，几百名日本律师也在无偿支持援助中国战争受害者。是什么使这些日本人站在中国受害者的原告席向日本政府索赔？十年的辛苦，他们又取得了怎样的成绩？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战争受害事件赔偿律师团”团长代理小野寺利孝先生。

　　政客否认罪行，令日本律师痛下决心

　　2005年8月22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法律援助专项基金”为民间对日索赔赴日诉讼团发放了第一笔6万元资助。在此之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大部分费用都由为此辩护的日本律师承担。回首民间对日索赔的十年，这些日本律师的身影开始逐渐清晰。

　　1994年，应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邀请，包括小野寺利孝（下称小野寺）在内的18名日本法律专家和律师组成中国司法调查团，赴中国研究司法制度。这些法律专家和律师都来自日本知名法学组织———“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以下简称日民协）。在此之前，几乎所有日本律师对普通中国战争受害者的境遇都一无所知。

　　同年5月初，刚刚就任日本法务大臣的永野茂门口出狂言，否认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性，妄指“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调查团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联名向日本当局发出了要求罢免永野的抗议信。虽然永野很快撤回了发言，并提出辞职，但中国人民对此表现出的强烈愤怒仍然震撼了调查团的成员。

　　律师们开始走访中国战争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逐渐了解了“731部队”、“三光政策”、“细菌战”等日军种种罪行。回国之后，小野寺向日民协详细汇报了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情况，并表达了帮助他们诉讼的想法。报告受到日民协的极大重视，18位法学家作为发起人，开始分头寻找志同道合的律师加入这一行动。日本著名律师尾山宏接受邀请，同意担任中国战争受害者赔偿案件律师团团长。

　　从1994年7月起，小野寺等志愿者先后赴中国进行了6次调查取证，为控告日本政府做好了充分准备。1995年8月，借着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契机，“中国人战争受害事件赔偿律师团”（以下简称律师团）正式成立。

　　十年努力，大量事实得到认证

　　日前，小野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律师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的目的，第一是推动日本司法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战争观。随着案件审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日军犯罪事实得到了法庭承认，其中包括：“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和杀戮”、“南京大屠杀和强奸”、“山西慰安妇”、“平顶山居民集体虐杀事件”、“废弃毒气弹伤人事件”、“刘连仁被掳掠做劳工、强制劳动事件”、“无差别轰炸和对市民的杀戮”等等。这些被认定的事实即使被告上诉到最高法院也不会被推翻。

　　第二是谋求政治解决战后赔偿问题。现在进行的战争索赔大多是代表诉讼，如强掳劳工案中，涉及的中国劳工超过5万人，而正式起诉的非常少。只有通过个案胜诉的累计，才能促使日本政府创立赔偿基金，向全体被掳劳工道歉。

　　目前对日索赔诉讼最大的障碍是司法解释。法官虽然承认了日本的战争罪行，但同时还使用“国家无答责”、“除斥期间”、“请求权放弃”等理由判原告败诉。在小野寺看来，这些都是司法推卸历史责任的托词。因为“国家无答责”不是法律而是法理，而且是被日本宪法第17条明确否认的战前社会的遗物；“除斥期间”在战争索赔案中明显违反公平合理的原则，也缺乏实体法依据；“请求权放弃”是指国家放弃战争赔偿，而公民个人的赔偿权并未放弃。小野寺表示，这些借口的背后有着明显的政治用意，所有有良知的日本人都会为此感到羞耻。

　　“中国对日本的真诚友好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前提。”在采访中，小野寺反复强调这一点：二战结束后，损失惨重的中国为了中日友好，主动免除了战争赔款，日本才有经济繁荣的今天。日本政府应该向中国全体战争受害者谢罪，并吸取历史教训，切实处理战争遗留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和解”。

　　自己出钱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

　　一次调查慰安妇案件时，当律师问起受害人侯巧莲：“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她忽然放声大哭，浑身颤抖。原来，许多被强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都患上了这种“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15岁时被凶残的日军囚禁，没日没夜地被强奸、虐待，使她一想起那种日子就会变得歇斯底里。那一刻，小野寺为日本政府和法庭的行为感到无比羞愧，甚至不愿意做一个日本人。

　　由于中国战争受害者根本无力支付巨额律师费，日本律师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免费为他们打官司。除此之外，律师团成员还要自己想办法承担诉讼所需要的差旅费、材料费等一切费用，就连中国证人赴日的全部费用也都由律师团支付。这些费用主要来自部分律师组织的收入，以及各方捐款，其中还包括律师团成员以个人名义进行的借贷。到目前为止，光是小野寺就为诉讼贷款近2000万日元（约合140万人民币）。十年间，“中国人战争受害事件赔偿律师团”的日本律师们为案件支付了约1000万元人民币。

　　同时，日本右翼势力对律师团成员的骚扰和恐吓也从未停止过。律师团团长尾山宏先生曾在数月内，每天半夜都被无人说话的电话骚扰。其他律师也经常收到威胁恐吓的传真及信件。

　　律师团的另一个困难来自取证。由于事隔60余年，当时的受害幸存者中不少已经去世，在世的也年事已高，许多人还患有各种疾病，再加上从未上过法庭，取证很艰难。

　　即便如此，律师们也并未放弃。据日本媒体统计，目前中国提出的民间战争索赔诉讼大概有26件，其中16件是由小野寺所在的律师团代理的。以日本战争赔偿立法运动领袖土屋公献为首代理的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也在不断取得进展。除此之外，还有一濑敬一郎、新美隆等许多著名律师在各自为战，坚持不懈地对中国战争受害者提供援助。

　　日本律师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友谊，在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感动中国———2003年度人物”中，尾山宏的名字位列其间。

　　律师团影响力逐渐扩大

　　律师团虽然组织松散，但在日本法学界影响力巨大。以东京为中心，地方律师团不断成立，现已壮大到约300人。有良知的法官不断出现，不少日本政治家公开表示支持战争赔偿，部分国会议员也开始呼吁制定战争赔偿法。

　　与此同时，为了利用民众的支持给法庭施压，市民团体———“中国战争受害者支持会”（以下简称支持会）也在1995年8月成立。支持会不仅利用各种手段向日本民众和媒体宣传日军的战争犯罪事实和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悲惨境遇，也在不断发动市民为诉讼捐款。如今其影响力遍布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等地，会员发展到3000多人。

　　今年正值律师团和支持会成立十周年，小野寺送给记者一本名为《沙上的壁垒》的新书，书里记载了中国战后索赔十年来的轨迹。8月15日，这本书已摆进了东京的大小书店。记者询问书名的来历，小野寺笑着解释，封面上沙漠中央的建筑就是日本最高法院。日本有句俗话叫“沙漠上的城堡”，含义是再坚硬的城堡最后都会被风沙侵蚀，终将倒塌。律师们相信，经过不懈努力，中国民间战争索赔也终将取得胜利。

　　《环球时报》 (2005年08月24日 第十九版) 　　作者：本报驻日本特派记者　曹鹏程

责任编辑 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