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郭高中/湖北监利报道

　　监利成为湖北省关于“三农”问题各项改革的试点

　　“辛辛苦苦三百天，洒尽汗水责任田;亩产千斤收成好，年终结算亏本钱。”

　　这是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角湖村农民李开明老人2000年春节贴的对联。也就在这一年的2月10日，棋盘乡党委 书记李昌平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写信，反映“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五年后的今天，李开明老人吟出“千年等一回，种田不收税”的诗句来表达他的欣喜之情。但是记者发现，负担大大减轻后的农村仍有很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我们感谢李昌平”

　　2005年8月4日，记者来到棋盘乡棋盘村。村里马路沿线新出现了很多漂亮的小楼房，村民说这些都是近两三年盖起来的。

　　村民李正勇就住在他新建的两层小楼里。楼房外面贴着白色的瓷片，屋里有洗澡缸，有饮水机。

　　李正勇家里五口人，两个劳动力，种了两亩半稻谷，还承包了一亩鱼塘养殖黄鳝；他家的门上贴着监利县“粮食直补政策告农民的公开信”，监利县用写信的方式宣传政策，接受群众监督。

　　在李正勇给《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看的“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监督卡”上，2005年农业税及附加、“一事一议”筹资和筹劳各栏都填写着“免征”字样；粮食直接补贴情况一栏，填写着“39元”。

　　他笑着说：“我们村有企业，所以连一事一议筹资和筹劳的费用也不用交了，没有一点负担了。”

　　自从李昌平写信反映这里的情况以后，监利就成为“三农”问题的热点，长期为媒体所关注;监利也成为湖北省关于“三农”问题各项改革的试点。

　　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也一直在这里蹲点。2000年以来，他曾经13次来监利调研和视察各项政策落实是否到位。

　　棋盘乡角湖村农民李开明老人给《瞭望东方周刊》算了笔账:2000年他种一亩稻谷，收成好的话大约是1000斤，当时谷价三毛多，只能收入300多元，负担每亩将近400元，还有一亩地150元的成本。扣除劳动力的话，每亩地一年辛苦到头要赔200元。所以前几年他的田宁愿撂荒也不愿耕种。

　　今年一斤稻谷能卖七毛多钱，一亩地700多元，负担31元，粮食直补35元，扣除150元成本开支，一亩地纯收入500多元。

　　2005年，和全国其他25个省市一样，湖北省也全部免除了农业税。而在此前，当地的农民负担正如李昌平所言“重如泰山”。

　　他在给总理的信中说，2000年以前田亩负担和人头负担两项加起来每人每亩350元左右。有的村光人头负担就高过500元。

　　由于负担过重，导致农民弃田出去打工的现象日益严重。李昌平用“洪水”来形容盲目外出的民工流。他写道：“我们乡有4万人，其中劳动力1.8万人，现在外出2.5万人，其中劳动力1.5万人。今年弃田弃水面积达3.5万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

　　如今农业税全部免除后，农民需要负担的只有“农业排水费”、“经营性水费”、“一事一议”和“村组排水费”。这些全部加起来，每亩上限不能超过31元。

　　对李昌平，监利官方和民间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8月4日下午，监利县委宣传部主要领导找记者“谈谈话”。他一再强调记者要注意，“李昌平不是英雄，不能像有些媒体那样把他当作英雄来看待”，但他也承认李昌平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但采访中，记者深刻感受到老百姓对李昌平的感激之情。

　　当记者问李正勇认不认识李昌平时，他笑得很开心：“当然认识。”接着就讲起了李昌平帮他推手扶拖拉机的往事。在场的其他村民也亲切称呼他“昌平书记”。

　　在福田寺镇采访时，群众也认为农民今天负担的减少和他有关系。他们说:“这封信反映得很及时。我们感谢李昌平。”

　　监利干部“瘦身”

　　干部队伍无限膨胀，“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是造成农民不堪重负的重要原因。李昌平曾在他的信中形容干部多如“蝗虫”。他说19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2000年超过340人，且增长的势头无法控制。

　　但这些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

　　现任棋盘乡党委书记、乡长柳惠钧曾经和李昌平共过事，当时柳担任乡长，李昌平担任党委书记。

　　柳惠钧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棋盘乡机关干部目前已经减少到在岗56人;原来全乡25个村和6个养殖场一共386人，现在减少到145人，每年减少财政包袱300万元。

　　全部免除农业税的第一阶段任务完成后，2005年6月24日和25日两天，湖北省召开了全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全面落实免征农业税政策的同时，积极开展“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综合配套改革;会议同时要求“努力化解乡村债务、坚决防止发生新债”。

　　监利作为湖北全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七个试点县市之一，已经基本完成这项改革。

　　目前监利全县21个乡镇的84个领导机构（每个乡镇传统意义的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四大班子”）已经减少到63个;乡镇党政领导成员由310人减少到186人;机关工作人员由1302人减少到865人。各乡镇除了中小学和财政所以外，原来的计生所、国土资源所、林业管理站等原属于事业单位的“七站八所”全部转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福田寺镇政府原有各种“吃饭人口”170多人，近年来不仅将没有编制的临时人员全部清退，党政机关干部也减少到55人;和全县其他乡镇一样，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由一人兼任，镇长改任人大主席，在全县公开竞聘;党委、政府、人大三大班子领导只有九个人;政协班子改设为联络办公室，减少人员。

　　据了解，这项改革今年将在全国推广。

　　年仅26岁的小吴今年在考试中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夺得了福田寺镇人大主席候选人的资格，成为监利县最年轻的正科级女干部。

　　争田矛盾增多

　　随着监利“减负”的落实，农民越来越感受到种田的利益。以前被视为“枷锁”而长久抛弃的责任田，现在又变成了“金疙瘩”。外出农民纷纷回来索要自己的田地，由此产生的矛盾急剧增多。

　　仅仅在2003年冬天到2004年春天几个月时间里，监利县汴河镇就发生此类纠纷100多起，平均每村三到五起。全县农民为争田而打骂吵架的、写信告状的、集体上访的事件直线上升。

　　而这不仅仅是监利和湖北出现的现象，全国减免农业税政策实施后，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早在此前的黑龙江、河南等农业大省，就已经为这类问题感到头疼。

　　监利县白螺镇韩埠村一农妇为争回自己的责任田喝掉农药，幸抢救及时未出人命；棋盘乡农民因为争田而到武汉上访，直至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批示解决才罢休。

　　余爱民认为这成为中国农村继农民负担问题之后出现的又一个大问题。

　　由于前些年农民弃田撂荒严重，土地被重新配置的现象十分普遍。监利县也出现了很多种田大户。

　　白螺镇联盟村全村223户人家，1500亩土地，“段”姓一家就种了1070亩；桥市镇男塘村张新芝从1996年开始种了全村2000亩地。据监利县统计，全县种植600亩以上的大户有80多个，100多亩的有上千个。一般来说他们都与村委会签订了10到20年的合同。

　　余爱民说：“当时土地撂荒，上缴的负担没有人承担。各级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把地重新划并给这些大户。这些大户曾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监利，农民与种粮大户的冲突也比较普遍，有的农户采取过激行为，不给就抢。

　　还有一些村镇将撂荒的土地抵押给债主。

　　余爱民说:“由于乡村债务沉重，以田抵债的现象比较普遍，由此产生的矛盾也很多。”

　　不仅如此，农户与农户之间、农户与村干部之间因为弃田争田也产生了许多矛盾和冲突。

　　乡村债务成为最大困难

　　为了化解农民争土地的矛盾，湖北省从2004年9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依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要求各地“摸底调查、制定方案、排解矛盾、确权确地、填证颁证”。

　　余爱民同时兼任监利县土地延包办公室主任。他认为农民回来抢地是为了分利。政府可以和大户协商，让出部分利益给农户，这样既照顾了大户的规模经营，又照顾了农民的合法利益。

　　而让柳惠钧感到最困难的还是乡村两级的债务问题。

　　目前监利县778个村总负债41亿多元，其中有息借贷24亿多，欠债在100万以上的村82个，50万到100万之间的139个。

　　棋盘乡财政所所长王书红给《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了棋盘乡欠债的情况:2000年债务最高多达4700万元，光三年洪水救灾就欠下800多万。这些年尽管多方筹集资金还债，还剩下2000多万，各村还有1500多万。”

　　柳惠钧给记者讲述了乡村干部被债主逼债的苦恼:原棋盘乡桐湖总支书余祥州因公欠朱河镇何老五两万多元钱，2000年底，被逼债者砍伤;时任棋盘乡乡长的柳惠钧也被围堵漫骂五个多小时。

　　2001年，一债主砸乡政府办公桌，搬沙发睡在柳惠钧的寝室门前不许他出门;2002年一债主拦住了棋盘乡政府的车，将车上的人赶跑，车扣押。

　　监利县委宣传部袁呈彦部长认为乡村债务往往由以下几方面构成:中小学教育、计划生育、农村程控电话网络建设、电力建设、农村基金会放贷形成的呆死账，还有没有收上来的农业税费和排灌费、长江大河防汛费用等。

　　农村的债务问题怎么化解？袁呈彦认为，“各家的孩子还得自己抱。”

　　“中小学教育、计划生育和长江大河防汛费用应该由国家来买单，”他说，“但农村程控电话网络建设、电力建设等费用，是不是应该让农民作为股东参与分红，或者由相关企业买单？”

　　公益事业怎么办

　　税费改革以后农村的公益事业要不要办，怎么办，这也成为当前农村干部面临的一大难题。

　　监利县周老嘴镇罗家村11组的田集中在一个低湖的锅底，淤泥齐腰深，农民割谷子要带两个大盆。“谷把子”只能放在盆里，捆好后再放到另外一个盆里运上田埂，然后再挑出去。

　　村委会主任罗必忠说：“这样落后的生产环境要不要改善？我们没有钱，也不敢做。”

　　记者在桥市、汴河、柘木、分盐和白螺沿洪湖几个乡镇采访中发现，那里的农民对办水厂特别感兴趣，也舍得拿钱，这是因为当地群众长期饮用被污染的河水。

　　他们这样形容自己喝的水：“春天喝肥水，夏天喝渍水，秋天喝麻水，冬天喝黄水，一年四季喝苦水，干旱起来还没有水。”

　　桥市镇副镇长李万发问：“像这样恶劣的生活环境镇里要不要改善呢？”

　　由于税费改革的进行，基层干部缺少资金来源办镇村公益事业。一个村干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办（公益事业）可能冒风险，上头处分你，下头怨恨你，像猪八戒照镜子，何苦呢？”

　　余爱民感叹说:“农村干部群众对公益事业的热情令人感动;但是从长远来看,还需要国家制定配套的资金投入和相关政策,农村公益事业必须有制度保障。”

　　一直以来，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是衡量农村税费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余爱民说:“我觉得还应增加一个确保,确保乡村必要的公益事业建设需要。”

　　李昌平其人

　　李昌平：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是因为他给朱基总理写了一封信，述说农村现状：“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在监利县棋盘乡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也触发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然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不得不“自愿”辞职，远走他乡，成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 2002年1月，他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书，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被多家媒体评为年度新闻人物。

　　李昌平南下打工后，又曾在北京《中国改革》杂志任职；现在香港乐施会贵州办事处致力于扶贫等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