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名阜成门邮局营业员涉嫌勾结多家部委机要收发员虚开邮资牟利百余万；检方侦查发现，基层邮局以行贿方式争取大宗业务并非个案

　　7月 6日，阜成门邮局（图中100037的邮编即为该邮局业务辖区内号段）营业员刘建海涉嫌勾结多家部委机要收发员虚开邮资牟利百余万一案开庭审理。本报记者王申摄

　　7月6日庭审现场。从左向右依次是被告人刘建海、张国顺、于璞浩、段英斌、赵顺利、仉立新、齐燕云、孟卫星、陈锡铃、彭中林、王章起、王卫国。通讯员王永摄

　　本报记者 刘炳路 北京报道

　　核心提示

　　西城检方的“降雪行动”将邮政局工作人员刘建海及11名国家部委及北京市有关部门机要收发员送上被告席。上述12人涉嫌共同贪污150万公款。

　　检方发现，为争取大宗客户，虚开邮资行贿收发员的现象在京城基层邮局并非个案，反贪局经过调查对另一基层邮局再次立案5起。

　　案发月余后，北京邮政系统提出新思路，试图改变“层层下达计划指标”的传统经营方式。与此同时，全国邮政改革的大幕正在拉开。

　　“渠道断了。”7月26日傍晚，阜成门外大街路边一报刊亭老板李海（化名）将一张百元面值的神州行充值卡递给一名小伙子，边接过钱边解释，“以前这种卡可以优惠一两块，现在进价涨了，都是按面值卖。”

　　“一直卖卡给我们的邮局那人最近一直联系不上，听说被抓了。”李海用报纸指着阜成门地铁方向。在得知记者的身份后，李海顿了顿，反问道：“听说就是和他卖的卡有关，是不是？”

　　李海所说的人叫刘建海，39岁，河北唐山人，中专学历，原系北京市阜成门邮局客户维护部营业员，曾负责200多大宗用邮客户的联系与沟通工作。

　　今年1月，刘建海被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察，后被控涉嫌与国家教育部、国土资源部、北京市财政局等11个国家及北京市有关部门机要收发员以“加大邮资”的方式，贪污公款近150万元。

　　西城区反贪局的调查表明，为了争揽各大宗客户，“加大邮资”的现象在邮政系统普遍存在。反贪局多名工作人员证实，在没有举报线索的情况下，他们对西长安街邮局进行了调查，发现同样存在类似现象，并再次立案5起。

　　8月11日，西城区检察院主管公诉的副检察长于富健在电话里告诉本报记者，该院对“邮资系列案”高度重视，目前仍有一批类似案件处于审查起诉阶段。

　　于富健证实，一旦法院对“刘建海串案”作出一审判决，“西城区检察院将会考虑对其他类似案件提起公诉的时机”。

　　连审三天尚未判决

　　7月6日，上午9时刚过，西城区法院大法庭的辩护席上，陆续坐满了由17位律师组成的庞大律师团。

　　公诉人桌上则摞着高高的案件卷宗，出于对该案的重视，西城区检察院主管公诉的副检察长于富健到庭旁听了庭审过程。

　　此时，法庭被告席上分别身着黄马甲和便装的12名被告一字排开，立于最左边的正是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刘建海。另外11人分别为教育部办公厅、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总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北京市财政局、中国建设工业出版社、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北京积水潭医院办公室的干部或机要收发人员（涉案金额详见表格）。

　　庭审调查进行至当日下午1点时，受审的张国顺、于璞浩、段英斌等被告一一翻供。有鉴于此，次日庭审的举证质证阶段开始后，检察机关向法庭申请当庭播放了被告人在检察院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录像，以证明张国顺等主要被告人，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均作过有罪供述。

　　由于被告人众多及举证质证时间冗长，西城区法院对该案连审三天，上百位涉案单位领导、被告人家属到庭现场旁听，截至本稿完成时，该案尚未宣判。

　　阜外医院的举报

　　检方人员介绍，“刘建海串案”最终能够用“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方式顺利侦结，缘起于检察机关收到的一份举报材料。

　　这份材料于去年12月8日被送至西城区检察院举报中心。所提供的重要线索事后被证明为案件的突破口：阜外医院收发室工作人员赵顺利在负责信件收发工作中可能有贪污行为，希望检察机关调查。

　　“线索的指向既不是要害部门，也不是高官显贵，在同批线索中，原本并没有被特别关注。”8月4日下午，西城区反贪局办公室主任段晓娟在检院四楼办公室告诉记者，该线索随即被转到反贪局二处，由侦查员王传胜负责调查。

　　侦查员王传胜接线索后便前往阜外医院和阜成门邮局查账。他发现每月的邮资都是邮局委托银行从阜外医院的账户上划扣，赵顺利根本没有机会过手现金，如何贪污？

　　但随后的深入调查，让王传胜和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大吃一惊”。通过从医院和邮政部门对账，办案人员发现，“阜外医院每月有5000元邮资费的邮寄量，邮局开过来的资费却能达到10000元以上”，医院付出邮资和实际业务量相差甚大。

　　“赵顺利每月加开5000元以上邮资的概念就是，原本一车能拉走的邮件得需要两车来拉，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30岁左右，身高超过一米八，有多年侦查经验的王传胜感叹道，“你想想一车邮件得多少？其他人能感觉不到其中蹊跷吗？”

　　“他就是太贪了。”在记者的采访中，这是王传胜对赵顺利个人的惟一一句评价。

　　事实上，阜外医院从2003年底就已经觉察到本单位的邮资有问题。7月26日和8月6日、8月7日，记者三次到阜外医院走访，了解到此前阜外医院也曾接到有关赵顺利贪污邮资的举报。“阜外医院初步调查后曾感觉到邮资和信件量出入较大。”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阜外医院负责内部收发的两名工作人员则推测，院方从2003年底曾将业务换到了百万庄邮局，或许与此有关。

　　医院纪检部门在当时曾找赵顺利谈话，但没什么结果，也未发现“邮资有问题”的直接证据。

　　而此后更让阜外医院感到蹊跷的是，在找过赵顺利谈话后的次月，邮资费用突然下降了约一半。

　　最终，阜外医院在自查了约一年仍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将线索举报到了西城区检察院。

　　“不怎么说笑，独来独往。”这是阜外医院收发室两名同事对机要收发员赵顺利的评价。

　　“降雪行动”

　　1月5日，北京下起了今年第一场雪。

　　西城区检察院分别将刘建海和赵顺利两人传唤到西城区检察院。不到一天的时间，刘建海交待了采取多付邮费、虚开发票，用差价款购买礼品或者电话卡送给赵顺利的情况。

　　随后，检方又用刘建海的口供“摧毁”了赵顺利的心理防线，赵承认了与刘建海相互“合作”的事实。

　　“刘建海反复辩解这样做是‘为了开展业务、留住客户’，那么客户也就可能不仅仅是阜外医院一家。”案情获重大突破后，王传胜立刻向上级领导作了汇报。

　　“我们觉得这可能是带有行业特点的系列犯罪。”段晓娟说，突审完刘赵二人的当夜，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召开局务会，决定列为专案。全局29名工作人员全部上阵，围绕刘建海的客户展开全面调查。

　　此案被西城区反贪局定为“降雪行动”。

　　1月6日早上8点，西城区反贪局侦查人员同时出现在11个单位的涉案人员面前。当日，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土资源部等11单位的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

　　同日，刘建海和赵顺利被宣布刑拘，1月9日，二人被批捕。

　　西城区反贪局侦查人员介绍，之所以能够这么快掌握这些人的证据，得益于刘建海的一个账本。

　　这个小簿子于1月6日前在刘建海办公桌中被侦查员搜出，上面记录了刘建海与各单位机要收发员之间的“业务往来”。而在另一个通讯录里，则记录了所有有关人员的联系方式，目前通讯录仍保存在王传胜的办公室里。

　　“附加费”的秘密

　　“谁会想到他请你吃饭，背后还要算在你的账上。”7月29日，教育部收发室一名负责人说，刘建海请收发人员吃饭等的费用都要记在邮资里，具体的科目就是“附加费”。

　　“附加费实际就是‘购物’消费。”王传胜说，阜成门邮局针对大宗客户的业务详单包括国内函件、国际函件、包裹、特快专递和附加费等几项，其中每月的附加费均是大项，个别单位甚至占到了月邮资的50%以上。

　　王传胜解释，刘建海和各机要收发员串通涉嫌贪污的做法是，各机要收发员到邮局领取烟酒礼品等还是少数，绝大多数是购买神州行充值卡来“变现”，而成千上万的购卡费用都会被计入“附加费”中，最终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嫁到客户的邮费里。

　　刚开始时，一些收发员领卡后给自己和朋友充值，后来领得越来越多，一些人开始自己出面卖给小摊点，更多的一部分人认为刘建海有门路，便让其“代销”。

　　刘建海向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供述的情况是，以面值100元的充值卡为例，刘建海返还给各单位机要员80元，而刘卖出的价格一般在90元。

　　7月6日，面临指控的刘建海在法庭上称，现在“邮局竞争很激烈”，这11名同案犯都以把业务转到别的邮局相要挟，向自己提出要钱、要物的要求，为了留住这些大客户，邮局只好让这些“上帝”在邮局的电子柜台里“白吃白拿”。

　　刘建海说，自己这样做完全是服从单位领导的安排，客户维护部在邮局的工作就是专门来满足邮局大客户的“特殊要求”。他本人只在拿卡卖卡中得了4万元。

　　“这样的恶性竞争早该结束了！”刘建海甚至在法庭上喊冤，“为了维护客户，邮局与单位之间的换购方式普遍存在，我是接手干的，以前就是这样，该业务一直有。”

　　对刘建海的以上供述，西城区检察院相关人士均以“不方便回答”为由拒绝了记者的进一步求证采访。今年7月底和8月初，记者多次联系阜成门邮局和其上属的西区邮局要求就此采访，也均遭拒绝。

　　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党委宣传部的态度是，阜成门邮局事件属个别事件，目前案件还未判决，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个别还是普遍？

　　事实上，阜成门邮局“串案”侦结之后，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对这一行业犯罪的侦查并未结束。

　　今年春天，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又对业务量较大的西长安街邮局进行侦查，查处国家电网公司、供销合作总社等有关单位共计7人涉嫌以同样的方式贪污邮资，立案5件。

　　王传胜介绍，西长安街邮局案和阜成门邮局案几乎完全一样，均系以“购物领卡”等方式来加大邮资。略有不同的是，阜成门邮局刘建海从中“捞有好处”，并系一人所为；但西长安街邮局的大宗客户班长、副班长两人涉嫌共同商量把虚开邮资，间接将钱财和充值卡付给有关单位的机要收发员。

　　王传胜表示，因这两名负责人的行为较轻，“违纪而未违法”，便由其单位纪检部门处理，并未立案调查。

　　另一个事实是，在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对邮局系列案件的侦查中，还有大量单位的涉案人员因为“情节较轻、涉嫌贪污数量较小”而免于立案侦查。

　　段晓娟介绍，在邮局串案中，共发现涉案人员50余名，但并没有逐一立案，而是按照北京市检察院的要求，“集中查处大案要案”，重点查处数额在5万元以上或者职务在副处级以上的案件，这样，有25件在立案前进行重点初查，最后立案再次减至19件。

　　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称，对涉案万元以下的人员，交所在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处理，对于万元以上而又构不成大、要案条件的线索，对涉案人员采取“说法教育、认罪后等候处理”的处理方式。

　　检察院负责人称，因为邮局串案中涉案人员均为机要收发员（比如赵顺利就日常负责到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等部门收送机要文件），并且涉案人数较多，又多为中央单位，该院便提前将情况通报给各单位，“避免各单位的机要交换受到影响。”

　　今年4月14日，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与西区邮局召开案件查办通报会，“我们向他们通报了案发原因，提示其漏洞，并建议他们采取堵漏措施。”段晓娟说，之后西城区检察院又陪同西区邮局在三里河、西外、百万庄等基层支局开展了“彻查”工作，但查处结果，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未予透露。

　　基层邮局的竞争

　　来自检察院的消息显示，案发后各相关用邮单位邮资均大幅下降，一些单位每月的邮资总额下降了1/3.办案人员和有关邮政内部人士认为，阜成门邮局案件是邮政系统体制不顺管理混乱的集中体现，而在管理和经营仍未分家的邮政系统，各基层局为争揽业务形成的恶性竞争却难以从根本上遏制。

　　据西城区检察院查证，在邮政系统普遍存在着为了拉住大客户，迎合某些个人贪图私利的心理，采取违规操作的方法开展不正当竞争的现象，为犯罪提供便利。

　　而据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一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介绍，原则上各基层局按属地经营，但很多邮局常跨地争抢客户，甚至发生冲突。

　　据《人民日报》报道，2001年5月15日，西城区的西长安街邮局到地处宣武区的北京通宇公司收取邮件，结果被闻讯赶来的广安门邮局堵住，广安门邮局员工质问西长安街邮局为何跨区到宣武来拉活，并要求把邮件直接拉到广安门邮局，双方僵持一天，第二日，公司自行雇车才将函件运到西长安街邮局。

　　不仅如此，河北临近北京一些地市的邮局也常到北京拉活，使这种竞争更加激烈，为此，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多次和河北邮政部门协调，并由此下发多份与此相关的文件。

　　7月28日，教育部办公厅机要收发室一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该单位邮寄业务最早由阜成门邮局承担，后来发现该局有做假账的现象，便转到和平门邮局。

　　其后，阜成门邮局找到教育部收发室称应遵照属地投递原则由该局负责，教育部才又将业务转回阜成门邮局，“没想到阜成门邮局还真的出事了”。

　　北京邮政管理局某二级单位一位老邮政员工甚至认为，某种意义上，刘建海也是这种恶性竞争下的一个受害者。

　　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一名专案人员则表示，虽然也有多个单位的收发员面对“诱惑”无动于衷，分文未拿，但一个问题是，如果靠自制力来消除这种犯罪，现实性又有多大？

　　除此之外，该人士认为，部分邮政经营管理单位的服务意识不到位，也成为了个别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借口。

　　比如，教育部办公厅文印中心机要收发室机要员于璞浩已干了20余年机要收发工作，他被指控贪污22万邮资。在法庭上他承认，一般每月从邮局经过刘建海手里拿走5000到7000元的充值卡卖掉。

　　但于璞浩同时认为，本来应由邮局到单位取信，而每次都是他们自己送信，这样承担了邮局该做的工作，由此拿些劳务费也“顺理成章”。

　　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在总结经验时认为，阜成门邮局案件查处的其中一大功绩是“推动了邮政行业的整顿”。

　　邮政系统的“动作”

　　阜成门邮局系列案案发月余后，邮政系统内部在经营手段上业已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

　　一份内部讲话材料显示，在今年2月份召开的北京市邮政管理局经营服务工作年会上，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刘燕明提出经营手段将由“层层下达计划指标的方式”转变为“制订具体的业务发展实施方案。”

　　“专业营销队伍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影响了经营效果和对大客户的深度开发。”刘燕明认为，国内外一些速递对EMS的围攻，民办发行公司对报刊发行市场的蚕食，使得邮政只能依靠除储蓄之外的大宗客户业务作为支柱，表明还不能完全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

　　刘燕明提出今后具体的操作是，严格执行属地收寄政策，建立市管局、区（专业）局、支局等三级营销机构，探索“大客户营销”等营销的新方式。

　　而仅靠被北京市邮政管理局看成是“看家业务和基础业务”的函件业务能否改变北京市邮政系统的经营状况而减缓竞争压力？

　　按照北京市邮政管理局的设想，今年的营业收入完成33.11亿元，同比增长6.9%，收支差额实现3.1亿元，而今年储蓄业务收入调息将带给北京邮政7000万元的政策性损失，这样，要实现6.9%的增幅，除了期待邮政储蓄本身超常规发展，只能依靠函件、包裹和特快专递业务达到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来实现。

　　但问题是，在2004年净增的2.2亿收入中，函件、储蓄、速递三项占了85%，其中储蓄增加9026万元，占净增收入的41%，函件增加5900万元，只占26.8%，在储蓄仍然是邮政“吃饭业务”的状况下，其受到政策冲击，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将希望放在函件收入的增长上带给各区局和支局的压力又会有多大？

　　而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压力的背后必然带有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对相对稳定的大宗业务客户。

　　为此，今年2月，北京市邮政管理局提出《大宗函件集中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建立大宗邮件处理中心，实施集中处理，使收寄、处理、收费、计费分离，由大宗客户属地局负责接收邮件和向客户收取资费，处理中心负责邮件处理和计费，业务和财务部门对支局的资费收缴情况进行监控和稽查，并希望依此“全面真实地反映业务经营成果。”

　　按照北京市邮政管理局的设想，各支局需将属地内的大宗用户信息向处理中心备案，输入系统管理，并赋予相应的用户代码，从技术手段上做到非系统注册客户邮件不能接受。

　　这也就意味着，从理论上可以对各支局大宗业务资费收缴情况予以监督，一定程度上有望避免阜成门邮局事件的再度发生。

　　邮政体改在即

　　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胡仲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邮政系统的竞争，但他仍强调阜成门邮局事件是个别现象。

　　胡仲元认为，正是一些民营公司抢滩高利润的速递等业务，打破了邮政专营权，使邮政系统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函件业务步履维艰，因此竞争也比较激烈，胡坚持认为，必须确保邮政的专营权。

　　一则消息是，7月20日，在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上报多时的《邮政体制改革方案》终于获得首肯，“实行政企分开，加强政府监管，完善市场机制，保障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确保通信安全；改革邮政主业和邮政储蓄管理体制，促进向现代邮政业方向发展。重新组建国家邮政局，作为国家邮政监管机构；组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经营各类邮政业务；加快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实现金融业务规范化经营。”

　　短短的几句话，渗透改革的方向。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一位负责人认为，核心还是要“政企分开”，便于完善市场体系和进行监管。

　　而成立邮政管理局和中邮集团，也只是邮政体制改革“政企分开”的第一步，如何将普遍服务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分拆，仍是邮政系统面临的最大难题。

　　（本报记者 吕佳瑜 廖卫华 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