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触动了他们心里最深的伤。

    毕竟六七十年没有开口叫过自己的亲生父母了，有人甚至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母亲———曾经年轻也永远年轻的父亲母亲们，倒在了60多年前的抗日烽火里。

    那张微笑的照片

    在仅存至今的 几张照片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总是嘴唇紧闭，军容极为严整地站在照片一角。

    只有一张照片例外：左权抱着未满百日的女儿，身边坐着年轻漂亮的妻子刘志兰。浓浓的天伦之乐中，左权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这是一张临别前的照片，刘志兰即将带着女儿回到延安。

    女儿得名左太北。太北，本是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一个区的名字。

    这是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全家福”。1942年5月25日，日军纠集3万多兵力，对太行山之麓的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首脑机关进行“铁壁合围”，左权牺牲于山西辽县麻田十字岭。

    日本鬼子的炮弹夺去爸爸的生命时，左太北还差两天过两岁生日。

    左太北人到中年才知道父亲对自己的爱。她42岁那年，收到了“文革”抄家后被发还的物品，其中有父亲在抗战中近两年间写给母亲的11封信。每一封信，左权都大段大段地提到心爱的女儿。

    左权一个月仅5元津贴，还有抽烟的习惯，但只要有机会，他就把攒下来的钱托人给妻子带去，带去的还有给女儿的战利品：一瓶鱼肝油丸、一包饼干、一袋糖果……

    细腻的父亲给宝贝闺女买花布，让人给女儿做衣服、织毛衣裤，再让回延安的同志艰难地带过封锁线……因为不知道一两岁的孩子长得多快，做出来的衣服有大有小———左权将军在领导八路军战斗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

    看看这个不爱讲话的人在信中对女儿的爱称吧：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天使、小东西……对女儿的爱，纵使远隔60多年，依然还在散发着烫人的热量。

    左权的坚硬，都表现在了对日本鬼子的态度上：“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头上。”因此，他“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才37岁，左权就抛下了他最爱的人。左太北只能看着爸爸的照片长大，左权的寡母，最困难的时候竟讨饭为生。

    今天的左太北说，当中国救亡图存的时候，爸爸只有把最珍贵的东西都奉献出来。

    那个离去的背影

    1939年，戴安澜的长子戴复东曾与父亲在军营共同生活了几个月。

    早晨天不亮，戴安澜就把儿子叫起来，悄悄来到部队宿营地。起床号一停，只要部下还在酣睡，戴安澜立刻“军法从事”———揪住部下的耳朵，拉他们起床。

    当年还不到10岁的儿子还亲眼目睹了年轻军官的晋级考试。在一张长桌旁，应试者黑布蒙眼，把一挺轻机枪全部拆散，再将拆散的零件一一装上。

    共宿一间破庙，父亲一块门板，儿子一块门板。点的是菜油灯，两根灯芯，也是父一根，子一根———父子俩同在灯下做功课。

    “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后方所需的全部汽油、柴油、煤油和90％的钢材、白糖、药品，都要从西方进口，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就等于切断了中国抗战后方物资供给的大动脉。

    日本开始侵缅，中国政府决定派兵远征缅甸，戴安澜的200师在同古重创日军。

    日军不断增援，戴安澜将军立下遗嘱：“为国战死，事极光荣。”但他放心不下：老母无法侍奉；弱妻带着4个孩子，生活无以为计。

    将军殉国之时，长子刚满13岁，幼儿尚在襁褓之中。事隔63年，长子仍然清楚地记得与父亲的最后一面：爸爸的车子停在哪里，他怎样打开车门，怎样跨入汽车，又怎样回过头来挥手告别。

    从此一别，戴家痛失慈父，中国多了忠魂！戴家的四个子女，名字都与抗日有关。

    三个儿子名叫复东、靖东、澄东，意思是男儿们勇敢出征，打败日本鬼子；女儿名叫藩篱，意为守护好家园。

    将军仅仅活了38岁，所遗稚子幼女满门皆成英才。

    那封推迟相见的电报

    张自忠来自孔孟之乡，有廉珍、廉静和廉云二子一女。戎马一生的父亲对儿子要求十分严格，对女儿则疼爱备至。

    张自忠给女儿和侄女买来手镯、戒指，还细心地在这些饰物上分别刻上姑娘们的名字……早晨，他坐在赖床不起的小女儿身边，一遍遍地抚摸着女儿的肩膀：“廉云啊，长成大姑娘了！”

    即使是60年前粗劣的照相技术，也可以看出张自忠英武逼人的军人气质。这个对待亲人和朋友和善重情的汉子，一遇到日本鬼子就变成了钢！

    张自忠赶赴五十九军军部上任。“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

    他毫不讳言死：“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

    1937年9月，化装的张自忠出现在天津家里。他交待妻子，有事就与七弟商量，然后留了一点钱———这是给女孩们留下的嫁妆。

    当年只有14岁的张廉云不知道，父亲是在安排后事。局势紧张，全家人只把张自忠送到了楼口。张自忠最后的脚印并没有在自己家中伫留，他冲向了敌人。

    1940年4月，弟弟准备带廉云和自己的女儿廉瑜赴湖北前线看望他，忽接张自忠复电：“待一个月后与瑜、云一同来可也。”

    行期只好推迟。这一推，他们永远失去了与张自忠相见的机会！

    一天，张自忠七弟忽然流着泪告诉廉云：“你父亲牺牲了！”

    65年后，张廉云已是八旬老人。提到父亲的死，她哽咽着捂住了脸。

    那行擦拭不掉的字

    陈红，是赵一曼的孙女。赵一曼唯一的儿子，已于1982年去世。

    赵一曼生前留下的两张照片里，有一张就是她抱着只有几个月大的宁儿———也就是陈红父亲的相片。之后，赵一曼把儿子寄养在亲戚家，只身前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

    照相的那一天，赵一曼特意精心化了妆，穿上漂亮的衣服皮鞋，早早就来到照相馆等候。

    6年后，被日本人的电刑折磨得全身大部分都已经炭化的赵一曼，只留下了她牺牲前在火车里写下的那封遗书，一生的母爱都凝结在那封不到200字的遗书中。

    遗书没有交到孩子手里，而是存入了日伪档案。

    直到1956年，组织上通知已经26岁的陈掖贤，他的母亲是赵一曼。陈掖贤来到东北，亲眼看到了那封写给他的遗书。

    整整20年啊，此时离烈士慨然以身报国已有20年。母亲的呼唤终于唤来了儿子，长大成人的儿子终于来到了自己的妈妈面前，终于知道了从小未曾见过的妈妈是为国家而牺牲的！

    在母亲的遗书面前，陈掖贤不能自已！

    母亲的爱不能忘！国恨家仇不能忘！陈掖贤找来蓝墨水，用钢针在自己的左小臂上重重地刻下了“赵一曼”三个字。

    直到陈掖贤去世，这三个字还深深地留在他的肉里。

    那声没叫出的爸爸

    在沾染了硝烟的家书中，左权说：“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地给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寇战斗着。”

    太北会叫爸爸了，但是爸爸再也没有了。

    英烈的后代已然老去，英烈自己从来没有老过，他们的生命永恒定格在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和怒斥日寇走向刑场的那一瞬间。

    左太北曾想，如果自己能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爸爸外出晒晒太阳，都是很幸福的。

    但是，烈士的孩子们甚至没有机会当面亲口叫出那么普通的几个字：爸爸、妈妈。新华社记者朱玉白瑞雪（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