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取两组数字为比照：其一，按照主任李荣融的估算，2004年中央企业全年实现利润约为4500亿元。也就是说，这其中仅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就占到1/3；其二，2003年沪深股市（包括A、B股）实现利润总和1904.72亿元，中石油一年的盈利相当于上一年两市上市公司利润总和的一半还多。

　　这种惊人的业绩表现似乎具备某种必然的逻辑：如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年报显示，去年综合净利润为人民币420亿元，增长18.1%。预计全年派息每股0.66港元，较2003年每股0.36港元增加83%，利润派息率为32.7%；国有商业银行，去年一年的经营业绩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增长。

　　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行业巨头具有垄断以及价格管制两大突出的表征，这似乎更可解释为这些大型国企利润惊人的根本原因。

　　一个基本的国情判断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改革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从增量向存量转变的瓶颈阶段。而在这一阶段，我们对于类似能源、通信、银行等原本官商不分的行业及企业所采取的方式往往为两条，也就是在微观层面，寄希望于股份制改造提高其治理水平；在宏观层面，则寄希望于逐步放松价格管制，通过市场化的价格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然而存量式改革的最大难点在于容易引发众多既得利益者的的不满，为了尽可能地回避这种矛盾，在这些行业所进行的改革实际是妥协式的。也就是说，在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起合理完善的市场机制，但对于由垄断以及价格管制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却又是恋恋不舍的。

　　基于这种改革的不完备，我们看到，以诸如最近出现的石油供应短缺现象以及前期反对者众多的银行账户收费为突出表现，这些“霸王”行业的所谓市场化改革实际正在走向以下两种必然的极端，即一方面，在国家绝对控股的前提下，上市之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方面的效力主要体现在股价成为了考核经理人绩效最为直接的评价标准。为此，高利润、高派现几乎成为了这些公司惟一的追求；另一方面，按照经济学入门教材《经济学原理》所指示的原理，“垄断者的利益显然不是在于把供给和需求调节得使他出售商品所能取得的售价恰够补偿它的生产费用，而是在于把它们调节得能够给他提供最大可能的纯收入总额。”而由此两点所共同作用，稍有风吹草动，涨价即成为转嫁成本、提升利润的最便捷、最长效机制。其背后的危险则是，大量国民财富在未能取得企业效率提升这一对价的情况下，却以远远高于一般融资成本的水平流出境外。

　　很显然，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改革的初衷。然而不幸的是，每每面对种种莫须有的涨价理由，下游企业以及消费者除了发发牢骚，却又徒唤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