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会议，到场的是全省的县委书记。在会上，省委书记张德江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他说将在广东进行加大县域经济改革的试点，为了让我们这些县级领导安心基层工作，有可能将行政级别与职务分开，广东未来有可能会出现副厅级的县委书记，甚至是正厅级，乃至副部级的县委书记。”

　　8月16日下午，揭西县委办公室 ，由于台风原因，这个广东山区小县刚到下午四点，天色就黑成一片。县委书记黄陇章，在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回忆两年前那次会议的情景时，仍是兴致勃勃。

　　黄陇章笑道，“当听到这话时，我们这些县委书记们先是哄笑了起来，然后就是高兴地拍巴掌，经久不息。”

　　县域经济广东“短板”

　　“县域经济不是一个县的问题，而是关乎全省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影响广东发展势头不如沿海发达省份的重要因素，我们绝不能安于现状而不思进取。”2003年7月，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的一次讲话，不仅反映了广东县域经济的相对落后状况，也表明了广东省政府推动改革的态度。

　　县域经济落后一直是制约广东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广东，由于人才与资金向珠三角地区的流入，在2003年，官方公布珠三角地区人均GDP为该区外地区该项值的近3倍。

　　面对县域经济对全省经济的制约，广东省自2002年下半年开始，由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省发改委牵头，展开了一系列的调研活动。

　　8月15日，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利文，向记者介绍了县域扩权改革的背景及其最新进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县域经济的概念，但只有短短六个字，‘壮大县域经济’，如何解读这六个字背后的深刻背景呢？”

　　王利文认为，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都曾在不同场合，强调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意义，“而张德江书记是党十六大报告的起草人之一，对于县域经济的重要性，他喜欢用‘小河不满，大河也不会满’的比喻去解释这件事，我个人觉得，这或许与他在浙江工作过的经历有关。张德江同志在民政部工作时，也曾视察过广东的清远，珠三角的发达与其几十公里外山区县的贫困所造成的剧烈反差，让他多年之后还经常提及。”

　　完成了一系列调研后，2004年初，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提出发展县域经济的总体目标，即县域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分别为10%左右，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1.5%左右。与目标相对应的，在当年5月21日，广东省政府及广东省委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决定。

　　“省里确实出台了许多扩权的措施，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黄陇章认为。

　　广东省统计局今年8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全省67个县(市)完成生产总值4192.83亿元，比2003年增长11.4%，超过2004年初省里提出的目标1.4个百分点，也超过近5年9.4%的平均增速。

　　王利文认为：“广东的强县扩权，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地步，三大配套政策已经有两项出台，并取得显著成绩，而第三项有关行政级别改革的配套政策，仍在积极酝酿当中。”“行政权、财权‘重心下移’”

　　“省里为了配合对这个决定的落实，当时计划有三个配套政策，第一是放行政权，第二是放财权。”王利文说。

　　其实早在该决定出台前，放财权的措施便已经在2004年1月1日起实施。

　　这个名为《促进县域经济财政性措施意见》的政策，其指导思想为：从2004年起，省财政对县财政按照确保既得利益、促进收入增长、实行奖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原则，建立“确定基数，超增分成，挂钩奖罚，鼓励先进”的“三不减、三确定、三奖励”的财政激励机制，四年不变。

　　其具体措施包括，首先确保各县的既得利益，以往的转移支付基数不减、调资专项补助不减、省配套增设预算周转金力度不减。而在此基础之上，省对县实行超增分成，且转移支付力度较以往明显加大。

　　而行政权放行的有关政策，在2005年6月23日出台。

　　当日，广东省政府颁发政府令，公布了《广东省第一批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按照责权统一、运转协调和“能放都放”的原则，赋予县(市)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凡省已下放给地级市的审批权，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一律下放到县(市)。

　　此次扩大的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主要涉及市场准入、企业投资、外商投资、资金分配和管理、税收优惠、认定个人的技术资格及部分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共214项。

　　“这两项措施就是要让县里的负责人有更大的权力，要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真正做到责权利的结合，而不是相反。”王利文解释道。

　　地级市被架空？

　　大刀阔斧的放权，不由让人产生疑问，地级市的职能是否被架空？对于原本属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资源，现在却直接由省里管，他们是否会因此反感？

　　“首先，我们得明确，省管县，不是不要地级市，而是通过前期的市辖区大调整，使市县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那么，下一步，他们就安心搞好自身的城市建设。其次，中国几千年历史变迁，最稳定的行政建制就是县，这说明这是一个符合地理经济学的现象，而且，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也没有地级市的建制，是由省级机构派出的地委负责各县管理，只是一个派出机构，人员十分精简，但改为地级市后，等于是重新建立一套完整的机构，人为加大了行政成本。”

　　“以汕尾为例，本来就是四个县，一夜之间就要求改成地级市，他们只好找个镇政府就挂起了牌子，这样的城市化进程不符合客观规律。现实中，许多新建市都是负债累累。”王利文说。

　　对此，黄陇章有同感，“省里开会一般是通知市、县，两边都派人去听了，结果回来后，我们又得去市里再听一次传达，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

　　“所有的地级市领导现在都明白，省管县是大趋势，这不仅是广东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全国范围内的改革措施，因为同时进行此项试点的还包括浙江、湖北、福建、河南等六个省，所以在思想上大家并没有什么异议。而且，省管县也不是完全不利于地级市，因为地级市的财力有限，经常遇到为下辖县配套建设资金时力不从心的情况。现在市里的事权与财权都放开了，由省里直接向县里转移支付，市里可以集中财力发展城区。毕竟，一个地区的主要财政收入是在市里。”王利文认为。

　　一位潮汕地区的县委书记也同意王利文的说法，“因为放权的事，省里开了不少会(来做市里工作)，所以市里确实很少干涉我们，我们现在都是直接和省里打交道。以前，有些给县里的专项款是由省里拨下，先到市里，再给我们。如果遇到市里没钱，那这笔钱县里得跑几次才能要到手，现在钱从省里直接到我们县里，省去不少麻烦。”

　　谁将是第一个厅级县长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为论证“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方案，对县域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省进行了考察，并在2005年完成了考察报告。

　　报告称“省管县”的好处在于：一是，少了地级市这一中间层级，减少了“市刮县”的现象，普通的市级机构如果有1万人吃皇粮，那一年财政开支就要上亿元，实行“省管县”后，市级财政负担将不会转嫁到县一级；二是，在当前，许多地级市将原本用于县级经济发展的款项用来兴建地级市，以求政绩，现在省款直拨，可以杜绝此类现象；三是，强县富省，减小地区发展不平衡，构建和谐社会；四是，调动了县级党政干部的积极性。

　　“我也想在基层好好干，但希望‘省管县’的第三个配套政策，就是关于干部行政级别改革的政策，也能早日出台。”一位粤北地区的县委书记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我来这里当书记前，在市里工作，因为财力宽裕，我的各项月收入是3500元，现在我当了这里的一把手，责任大了，我的月收入只有干巴巴的职务工资1450元，而我的前任调到了省里的某交通部门，月收入是7000元，在这样的环境下，谁不想去市里？而且省里的干部来我们这里交流，我们能不能双向交流，让我们基层干部也去上级部门挂挂职？”

　　“现在关于干部行政级别制度的改革也在进行，其思路是将干部的行政级别与职务分开，也就是可以有厅级的县长，只要你的年限和业绩到了就可以，而不一定限定你当县委书记到头也是处级的现象，同时也将对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干部的主要收入由其行政级别而定，而不是由职务而定，好让县领导们全心全意地做好本职工作。”王利文说。

　　但上述来自粤北的县委书记却并不如王利文那样乐观，“虽然放权了，但其实我要负责的对象仍是市里的领导，决定我的升迁的仍是市委，省委组织部仅是备案而已。我盼着早一点看到，我们广东有厅级县长的出现。”(本报记者王佴发自广州梅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