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依照学术界通常的国货运动开始于1905年的说法，那么，到今天就正好是100年。实质上，从1905年后，此起彼伏的爱国运动无一不是以抵货为重要表现形式，通过抵货，商人和 普通的消费民众，结成了同盟。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发现，抵货运动这个看得见的敏感标尺，成就了许多商人，也埋葬了许多商人。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商业前辈，就是在一波又一波的国货运动的洗礼中，创造了财富传奇，也铸造了独立性格。

　　在青岛，早期的抵货旗舰，是一家以国货命名的联合公司，抵货的对象，则始终是试图一次又一次控制这个城市经济命脉的日本商人。

　　青岛国货运动的发轫，是在1925年掀起的新一波国货浪潮中。在全国性的抵制洋货呼声中，1930年成为了本地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民族主义年份。当年，青岛国货运动委员会在自己编写的《提倡国货歌》的渲染下，公开亮出了拒绝洋货的旗帜。

　　就是在这时，国货公司出现了。在迎合了国人自尊的同时，青岛国货公司也迎来了这个商埠城市大商业的短暂春天。

　　然而，最早的国货公司，却并不在后来人们熟知的中山路上。依照普通的理解，作为一条商业大街，商场应该是不可缺少的。但有些奇怪的是，在中山路建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条大街上除了一家时装店和几个小型商店，却不曾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大型百货商店。相关的回忆印证：在30年代前后，中山路南段多是一些银行、商行、机关、团体，只有北段的北京路、天津路和四方路、海泊路、高密路、潍县路、胶州路、博山路、冠县路等一带才是“商店林立”。

　　然而，“林立”的是小丘，不是山峰。

　　很长时间里，在当地中国人聚居的地方，这些密密麻麻“林立”的商店，遇到的都是一个强大的东洋对手。这个对手的背后，有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支持。

　　在青岛，这只手的力量非常强大。

　　于是，在很多恭顺的本地商人那里，这个对手最终就成为了合作者。这是一场看不见光明的较量：和服与马褂之间，利益终究是最重要的砝码。在我们的搜索的视线里，在那个非常的年代，我们这个城市并不是没有抵抗者，但是，用不了多少时间，这些抵抗者的命运往往就被指引到了两个方向：破产，或者屈服。

　　1914年12月5日，刚刚成立的共和政府农商部向各省发出饬文，指出欧战“未始非工商发达之转机，凡各省种种实业，俱应切实整顿，所有大小工厂悉予竭力维持，一面趁外货入口稀少之时，改良土货，仿照外货”，已经在军事上控制了青岛的日本人显然没有理会这些微弱的声音。1天后，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接管胶海关，23天后，青岛向日本本土居民开放。史料显示，此后，来青设厂开店的日本人蜂拥，致使日货充斥市面。就是在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青岛后，这样的局面也没有被根本改变，数万留住这里的日人仍然享有特权，市面日货依然充斥，本地商人与日商交易，“久已成习”。

　　但是，变局也就在“久已成习”的交易习惯中完成了酝酿。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青岛，改胶澳商埠局为青岛接收专员公署，随后，国民政府确定青岛为特别市，由行政院直辖。1929年11月11日，特别市市长马福祥到任。在马到任前的7月21日至11月27日，本地日商各厂工人爆发了联合大罢工。8月上旬，联合罢工工人已经接近2万人。

　　终于，本地商人的联合对抗行动也开始了。

　　1930年2月7日，经过推举的青岛各界国货运动委员会成立，接收了原胶澳商埠局在河南路东莱银行兴办的商品陈列馆，将其改为国货陈列馆，并同时在天津路开设了国货商场。1930年7月，青岛举行了第一次国货展览会，41家厂商参加了这个显示尊严和力量的展览。此后，国货商场以举办国货展览会的形式与厂商结成利益同盟，参展厂商由初期41家，迅速扩大到173家，陈列商品7300种。与此相呼应，本地的一些民族资本工业企业，如冀鲁针厂、茂昌公司等等，也获得了快速成长的机会。

　　在1931年的秋天，连续出现的两个有计划的事件，则更将本地的国货运动深化了：8月16日，青岛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成立，议决对日经济绝交，禁绝日货入口；1个多月后的9月19日，由本地商人组建的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在齐燕会馆开业。后来，日本驻青领事以物品证券交易所影响了中日合办的青岛交易所的利益为理由，向青岛政府提出了交涉，要求阻止新设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但是，这一次，青岛方面明确拒绝了日方的要求。1933年6月13日，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经国民政府实业部核准登记，随后，集资40万元的物品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与此同时，更大规模的行动，也在准备中。1933年，地方当局集本地官、商和银行的资金，决定在国货商场的基础上，组建青岛国货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2月，这个开历史先河的国货股份公司开始营业。史料显示，青岛国货公司的组建资本20万元，年销货款70至80万元。

　　青岛国货公司的真正突破，发生在和中国国货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联合之后。九·一八事变后，各地纷纷公布敌货目录，查禁日货，上海工商界先后组建了中华国货产销协会、国货介绍所和中国百货公司中国国货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最后，集官商资金，组成了中国国货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在全国50个城市建立分公司。

　　1934年，上海的织造、化学、珐琅、钢精、电扇、织绸、织布、制帽、暖瓶、赛璐珞厂联合派人到青岛，在中山路101号开设上海国货公司青岛联合营业所，简称“青岛国货联营所”，随后又有上海的牙刷厂、螺钉厂、瓷砖厂参加。联营所开业后，优质的鹅牌绒衣，三星牙膏及化妆品、蚊香、味精、立鹤牌搪瓷面盆、口杯、盖杯，五星牌钢精锅等日用商品都以廉价畅销，逐渐占领了青岛本地的城乡市场。

　　1936年，青岛国货公司与上海联营所合作，在河南路组建了青岛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明确规定：运销我国各地货物；经销全国国货工厂产品；有关国货事业之开发与介绍；发售本公司自制货品；承办代理购销国货业务。公司推举1931年12月就职的青岛市市长沈鸿烈为董事长，青方股东代表王新三为经理，沪方股东代表柏坚为副经理。当年，公司完成营业额80余万元。与此同时，公司委托建筑设计师许守忠在中山路和胶州路的拐角处，设计了一个新的营业大楼。当时，这里已经开始成为本地最繁华的地段。1937年4月，公司迁到了许守忠设计的这个新营业大楼。然而，不幸的是，这精心设计的棋局，显然错误地估计了对方的力量。因为，这时离日寇重新占领这个城市，已经不远了。

　　资料显示，1938年初青岛沦陷，国货公司解散，营业大楼先被日本海军机关占用，继由日商白石洋行接收，开设银丁百货商店。至此，轰轰烈烈的国货运动，已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国货联营公司派柏坚来青岛，办理公司复业事宜。1947年举行股东创立会，推举中国银行孔士谔为董事长，柏坚为经理，资本总额为法币2.5亿元。1947年4月4日，公司正式复业开幕，当时的情形，被形容为“顾客盈门，盛况空前”，五天时间，这里的营业额达3亿元。当年，公司实现营业额130亿元。

　　1948年4月，因物价上涨和经营发展，国货资本增至20亿元。公司派专人常驻上海，采购那里工厂的产品。济南、天津、北京、广州、九江、武汉等地工厂的产品，则或派人采购，或委托各地国货公司代购。

　　这时的国货公司，已成一条商业大鳄。大鳄的内部，管理有序，结构完整。我们从《青岛国货公司股东会议记录、公司决算报告、经销各大国货工厂产品办法》和《青岛国货公司关于寄奉驻员月份考勤表及外任职员服务待遇规则等函件》这些文件可以看出，经过了一个相当的过程后，中山路149号上的这条商业大鳄已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管理、财会制度以及服务规范，并摆脱了一般商业长期沿袭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以董事会代替了家族经营，以推选的经理代替了店东管理，以练习生制代替了学徒制。这其中的理性意义，已远远超越了国货运动初始时的情感了。

　　现在看，早期国货运动在青岛的命运，和城市寻求自治、自立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一个艰难的时刻，我们的先辈艰难地书写下了一段共同维护民族自尊的历史。可以说，在非常的年代，国货运动完成的，也是非常的使命。（编辑　穆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