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苏智良
这张历史照片，目前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它的拍摄时间是1944年9月，拍摄地点是中国云南省的松山，拍摄者是美国陆军滇缅战区通讯队。照片上，是4个作为“日本军妓”而被收容的朝鲜妇女，其中那名表情痛苦、即将临产的年轻女子的形象，成为表现日军慰安妇制度之罪恶的经典写照。
中国慰安妇抗议日判决
2月20日，上海最后一名中国籍原慰安妇朱巧妹老人辞世
图为正在进行拆迁的日军二战“慰安所”地址--南京利济巷2号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在线谈谈慰安妇的问题。
苏智良：各位网友大家好！在庆祝日本投降60周年的时候，和各位网友进行聊天，我也非常高兴。
大部分慰安妇都死在慰安所里
主持人：60年前，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非常大的苦难，其中就有一个是慰安妇的话题，这是一个很惨痛的历史，我们请您过来跟我们谈一下，大家知道您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今天就谈以下几个话题。
第一个“慰安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当时中国从其它方面了解到，中国的慰安妇是最多的，为什么呢？
苏智良：“慰安妇”这个词，实际上是日语名词，在以前也没有这个词，是在战争前夕出现，在战争之后使用非常多的一个名词，是一个血淋淋的词，翻译过来的是“日军性奴隶”，我们希望用这个词的时候希望用引号，因为老太太们是不承认是这样的，认为是被迫害的。慰安妇这个词最初产品是1931年11月，当时日本海军为了给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员提供所谓的安全性服务，在上海设立了四个海军特别慰安所，这是世界上第一批日军慰安所，大规模实施是七七事变以后，在日本侵略亚洲8年当中，在他的部队大规模推广了性奴隶制。
主持人：当年日军怎么样征得这么多慰安妇呢？
苏智良：他是通过几种途径，一种是诱骗，比如说在广东、上海等地张贴广告，报纸上的广告，说招收女工，有一些女孩为了养家活口就去报名，想不到落入虎口，还有一种是掳掠，比方说在日军占据的地方把女性掳掠成慰安妇，还有就是妓女，当日军性奴隶不够的时候，就用政权把妓女强制地送到日军队伍里面去，在天津档案馆里面有记录记载把中国的妓女掳掠到日军队伍里面去。
还有把中国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女战士，或者国民党的游击队员或者女战士抓过去之后，就强逼成性奴隶。
主持人：她们这些人有一些是被骗的，有一些是被强迫、被抓去的，她们到了慰安所是没有希望逃出来了？
苏智良：慰安所也有各种类型，有一种是日军自己站岗放哨设立的，还有就是日本的侨民设立的，还有包括汉奸设立的。无论是怎样的形态，这些慰安所对受害者全部是强制性的，比如说不准自由外出，没有私有的财产，24小时随时会遭到日军的暴行，没有人身的自由，甚至生病、例假都不能免除，非常残暴，因此许多妇女在战争当中就死在了慰安所，这方面我们有大量的个案。
主持人：大部分都死在慰安所里了？
苏智良：对，大部分在战争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主持人：中国幸存的慰安妇，我看到一些资料，说你走访很多的地方，获得的资料，大概有多少？
苏智良：我们对中国慰安妇的调查已经进行了13年，调查了20来个省、市、自治区，在最多的时候，我们找到的个案有100多个，但是随着岁月的过去，现在我们找到的幸存者当中，大部分又有离开的，所以我们准确的知道中国大陆数字只有35个人。比如说最年长的幸存者是朱巧妹在上海崇明含冤病故，所以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时间很紧迫，100多，现在只剩下35个人。
主持人：您走访了幸存的慰安妇，也采访了很多人，那么你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觉得这些幸存的慰安妇，她们现在的境况怎么样，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
苏智良：她们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他们平均年龄80岁左右，能够活到这个年龄的，已经进入到老年了。由于日军的暴行，她们身体上都留下了很多的创伤，比如说山西的万大娘，她的耳朵下面的肉当时被日军士兵扯掉了，还有李大娘身上、手上都有日军的刀痕，除了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有的老人至今还在做恶梦，恶梦的情境还是在慰安妇遭受强暴。我在北方调查的时候，发现很多的受害者有着严重的精神疾病，所以她们非常不幸。
另外在慰安妇里面经过长期的蹂躏以后，丧失了生育功能，这样对她们来说非常不幸，因为她们大多生活在农村，在农村没有后代，又丧失了劳动力，那种生活境遇就是最弱势的人群了。
主持人：您调查幸存的人是35个人，还是一部分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曾是慰安妇？
苏智良：对，实际上现在幸存者远远不仅不止35个人，有一些人不愿意开口，很多人来自社会和舆论的压力不愿意承认，我自己也碰到过，明明这个人是受害者，但她就不愿意承认，我也无能为力，这种情况在各地都有碰到过。
主持人：是不是我们国人对她们也有歧视的心态？
苏智良：在战后60年最初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比较封闭，当时还是在明国或者在新中国的初期，有一些人不理解，所以歧视她。有的受害者在自己的村庄，在自己的乡无法嫁出去，无法嫁人，她们的父母只能把她嫁到100多、200多里以外的地方去，这就表明了当时她们受到的压力。
甚至包括上海的受害者有的还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和形象，生怕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伤害和压力。过去也确实发生过有个别的受害者，人们知道她受害的情况，非但不同情，甚至有人因此而落于劳改的情况，这就更不幸了。我们这几年和媒体共同的宣传，现在的国人应该说非常宽容了，大部分人这种压力已经减轻了很多。
主持人：你刚才说她们很多人都是很封闭的，我想他们心里肯定也有阴影，也有不甘，那她们会有途径去声讨？
苏智良：对，她们心里是不甘心的，所以1992年山西的万大娘非常勇敢地出去揭示了日军的罪行，她是共产党，15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她是第一个揭露中国日军的暴行，之后又陆续有人站出来，向东京的日本法院起诉日本政府，之后又有山西的受害者、陕西的受害者，还有台湾的受害者到日本的起诉，她们的目的就是让日本政府谢罪，让他们承认曾经在中国曾经有的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