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安徽省政法委为一名县公安局长特批了2万元的困难补助金，这笔补助金是由省公安厅出面申请的。

　　据了解，这位局长为了给妻子和母亲筹集巨额医疗费，不仅卖掉了房子，而且举债30多万元，安徽省公安厅领导在了解这一情况后，特别为他申请了困难补助金。在一般人看来，县公安局局长是个“有权有势”的位 子。当局长的竟会穷到需要困难补助，到底是真是假？

　　为了探明实情，记者日前与这位局长取得联系并要求采访。电话那头，局长沉吟了一会儿，态度温和语气坚定地回答说：“欢迎你们前来交流，但是我不能接受你们的采访。”由于他始终坚持“只交流、不采访、不报道”的原则，因此本文只得以“局长”来代替他的姓名。

　　采访车开到局长任职的那个县时，记者向一名交警打听了这位局长。从交警简单的描述与脸上的表情来看，这位局长在当地人缘和口碑都挺不错。走进县公安局局长办公室，里面正在开会。记者问：“哪位是局长？”一个中等身材、腰杆笔直的大汉微笑着走过来伸出大手：“我就是。”

　　“局长为什么就不能困难？”

　　“县公安局长为什么会生活困难？”记者单刀直入。

　　“县公安局长为什么就不能生活困难”局长机智地反问。

　　正当壮年的局长，16岁当兵，7年后转业进入公安系统。半年前，他妻子病重准备手术期间，正赶上县级公安局长交流任职。为了不误工作，他让女儿提前从部队退伍回来照顾妻子，自己则接受组织安排，从邻县调任到此任县公安局局长。在全省公安系统最近开展的“开门大接访”活动中，他的工作受到了省公安厅的肯定；与此同时，他一直隐瞒的生活困境才始为人知。省公安厅领导了解其情况后，破例向政法委为其申请了政法干警困难补助金。

　　“我爱人生病十多年，医药费花了几十万，母亲的身体也不好，一个公务员的工资怎么承受得起？不借债才奇怪。”局长深深地吸了口烟，沉默良久后说：“大前年我母亲的心脏手术花了10万元，去年我爱人的肝脏手术花了30多万。现在我爱人每个月光吃药就要两三千块，儿子还在上大学，而我现在一个月的全部收入加起来也就两千来块。你帮我算算，我该不该负债？”

　　“有人不相信公安局长会负债，是因为他觉得公安局长应该还有更多的‘隐性收入’。在有些人看来，县公安局长是一个很有实权也应该很能赚钱的位子，局长靠工资生活似乎不合‘常理’，工资只能算局长开支中的‘小费’。其实，这是一种可怕的社会误解。社会舆情对领导干部的这种误解，常常令人深感不安。”

　　“我不否认，在公安系统内部，确实存在极少数腐败分子。他们奉行官场潜规则，以权力兑换金钱。对这种潜规则，我不是不懂，恰恰因为我懂，所以才不敢接受。”局长的眼睛并不大，沉思的时候双眼会敛成一条线；但是当他深思熟虑后突然睁开双眼时，就会放射出一种炯然有神的光芒。“我算个清廉的局长，而我的‘清廉’并不是故意作秀或固执己见，我只是在忠实地实践着我自己的为人做官原则。”说着他拿起了桌上的一包“红皖”：“这烟是朋友送的，十几块钱一包。我一般不收别人的礼物，但是有时候普通香烟是例外。一来我自己要抽也要请别人抽，二来在与工作原则、组织纪律无关的情况下，亲友之间收条把烟好象也不算受贿吧。人际交往都崇尚礼尚往来，我也不例外。如果我例外，倒会让人觉得假正经了。我是个忠于职守、坚守原则的人，但不是个六亲不认的人。”

　　局长自设的“警戒线”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进派出所，局长至今已经在公安系统干了20多年。他说，自己“从未走过歪路。”

　　“十几年前当户籍警察的时候，转一个户口收费5000多元，我经手过那么多户口，但从来没有收人钱财，违法办理过。后来职位升了，就觉得责任更大，行事也更谨慎。有一年春节有人给我送来一箱子烟花爆竹，说要给孩子玩，我说孩子怎么能放这么多爆竹？硬是让他给扛回去了。我爱人有个本子，把那些趁我不在家硬放下来的礼物都记录下来，过后再退回去。在邻县公安局干的那几年，退回去的礼金就有十多万。有3万元礼金后来找不到主人，我就上交到局里了。我是农民的孩子，也许我身上至今还有泥巴的痕迹，但我敢说，我做官很干净。”局长认真地说。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有人做官有自己的潜规则，我也有我自己的规矩。”局长说着向记者伸出两根手指：“我做人做官最扣紧的两大规矩是：不贪钱财，不贪女人。钱和色是腐蚀官员的两大毒药，一陷进去就铁定完蛋。不贪钱、不贪色、按原则干好分内的事儿，这是我不变的底线。”

　　说到这里，局长向外面看了看，窗外杂乱的树叶后是一排还没完工的红砖平房。“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里的环境比较特殊。”局长欲言又止，似有弦外之音。他指着办公室内自己的座椅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刚进公安系统算起，坐过我这个位子的多位前任，有的被免职，有的被判刑。”说着他向记者详细叙述着那些前任局长的任期、业绩和落马原因及如今下场。“这些人的事情就像古代惩治贪官的‘人皮鼓’，时时刻刻在我耳边敲响。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能包得住火吗？坐我这个位子就像在山崖上走路，两旁是花红柳绿，但脚下却是万丈深渊，如果被五颜六色迷了眼，就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从家庭角度说，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全家完全靠我一个人支撑。扛着重担走路，腿就更不敢打颤。何况作为领导威信第一，指挥全局上下这么多人，如果自己作风不正还怎么服众？”

　　解读局长的“清廉原则”

　　局长为官原则中，显然考虑到对自己和家庭基本利益的维护。我们能不能只从洁身自好、明哲保身的角度，来理解他的“清廉原则”？

　　局长沉思了一会儿答道：“不。我虽然读书不多，但几十年来我始终记得一句话：‘俯仰无愧天地’。做人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作为农民子弟，我能干到今天这个位子，已很不容易。穷人做官，往往能坚守穷人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我的家人对我影响很大。即使是最困难的时候，我爱人也常对我说，现在的日子她很满足，让我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不要有其他想法。去年我到这里赴任的时候，老父亲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现在是堂堂正正地出门，要光明正大地回来啊，不要搞歪门邪道给父老乡亲们丢脸。”

　　局长自称是个“没文化又爱文化的人”。只有初中文化的局长，说话时既伴着民间俗语又夹着古代名句，显然这是他几十年来坚持手不释卷的结果。他家里有一个装满书的大书橱，里面多半是政治和历史类书籍，如《史记》、《诗经》、《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读书对我影响很大，让我从历史人物和事件中汲取为人做官之道，正所谓以史为鉴。”

　　谈到自己欣赏的古代清官，局长首推明代深得民心的“能廉者”况钟。“我推崇况钟主要是欣赏他两点，一是做官30年未添置田产，他看重勤俭超过聚财；二是他不但‘能廉’而且‘善廉’，在吏治腐败的明代中后期，做一个同时能让政府和百姓都满意的官员，实属不易。但况钟却能在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同时，又能巧妙周旋于官场而不至于被排挤陷害。我是个俗人，没有那种‘文死谏’的勇气和觉悟，只希望坚守自己的原则做好本职工作，只希望对组织、对人民、对家人和自己负责。”

　　“我还不完的债，有儿子还”

　　局长只身一人到县赴任，家小都留在原地。目前他的“家”仅是县宾馆里的一间普通客房，在这里，他已单身住了半年。他和另外一批交流干部被安排住在这里。

　　打开房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挂在墙上的一套熨得平整的警服，屋子不大但是窗明几净。室内的墙壁、椅子和床铺都一片洁白，屋里的陈设也很简单，只有床头柜上一只色彩鲜艳的牡丹花彩碟格外引人注目。局长轻轻弹了下碟子说：“这是一个做工艺品的朋友给的。房间里有了它就鲜活不少。”碟子旁边摆着几只白色的小药瓶，细看上面有“卡托普利”等字样。局长解释说：“没办法，到了这个年纪身体总得出点问题，我有点高血压，现在也天天吃药。”

　　妻子久病不愈，母亲患白内障几乎失明，女儿退伍在家待业，家里连房子都卖了，自己又身体欠佳，还负债30多万元，在远离家庭和亲人的地方，每天面对着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目睹此景此情，记者的眼睛忽然感到发涩。

　　但是面前这个和蔼而从容的中年男子，说话时经常发出爽朗大笑。记者称赞他坚强乐观，他笑着回答：“我不乐观又能怎样？该来的都要来，抱怨有什么用，整天哭丧着脸岂不是还没开战就认输？不管是为公为私，我都必须挺直腰杆往前走。”

　　“何况现在家里情况比前几年已经有所好转。至于家里债务，多半都是找亲弟弟和内弟借的，他们不会逼我，暂时不着急。就是我还不了，还有我儿子可以还。再说我出身穷苦，自身条件也有限，能够干到今天这个位子、拥有今天的待遇已经很知足了。虽然思想一歪，也许我就能马上弄钱来还清债务，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但我永远不会这样做，我绝不会对不起提拔我的党组织与信任我的上级领导。”

　　局长的“难言之隐”

　　在长达一整天的交流中，局长一直不允许我们记录；直到最后告别时，他也没有答应我们在报道中公开他的真实姓名。他说前段时间“大接访”的时候央视来采访，市里的领导都劝了，他也没有答应受访。显然，他是在刻意回避。

　　为什么他对媒体的采访报道如此排斥？是否有什么苦衷？记者就此与这位“贫困局长”进行了对话：

　　记者：为什么你如此排斥媒体的采访？

　　局长：我并不是排斥媒体，只是觉得没有必要。我只是一个尽职本分的民警，并没有特别高的政治觉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迹，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报道的。其实和我一样的干部大有人在，只是他们不张扬罢了。

　　记者：你为什么对媒体报道有种种顾虑？

　　局长：清廉是为官的本分。同为市民，由于家庭背景不同，自然会有穷有富。因此，认为当了局长就不能贫困，这显然是一种可怕的误解。腐败官员不仅毁了自己前程，也深刻影响了社会对政府官员的片面评价。我不希望你们报道我，是因为我不想成为别人关注的对象。这其中的苦衷，可能是你们无法理解的。 本报记者　王俊

责任编辑 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