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家庭之二王英（化名，清华大学退休职工）

　　孤儿媛媛：北大西门立下志愿

　　女儿建议参加活动

　　认领47号艾滋孤儿媛媛的是家住颐和山庄的清华大学退休职工王英。

　　8月10日下午，记者来到王英位于颐和山庄的家中。王英指 着女儿李婧屋里的两张单人床说：“我们家亲戚里女孩很多，来我家就让她们跟我女儿祝这次正好让媛媛住在这里。”

　　王英上个月刚刚从清华大学接待中心退休，她的丈夫李勇是位出租司机。李勇每天早上7时出门，无论运营情况如何，下午5时他都会准时回到家中，他每个月的平均收入不到两千元。

　　王英说，她是在女儿李婧的建议下参加此次活动的。李婧今年21岁，刚从首都经贸大学毕业。她是先天性三级肢残。王英说，李婧出生后，他们一家曾经感受过来自社会的温暖。“她能想到关心别人，我们很高兴。”

　　“高考就考北京的学校”

　　媛媛今年14岁，身高1.7米，肤色较黑，体型偏瘦。她的母亲于2003年6月因感染艾滋病而去世。

　　昨天上午11时左右，参加完夏令营开营仪式的王英一家带着媛媛来到天安门广常

　　前往天安门的路上，王英一家和媛媛聊着家常。媛媛话不多，在被问到问题时才说话。

　　在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旗杆前，王英一一为媛媛拍照留念。在走向奥运会开幕倒计时牌的路上，王英问道：“2008年你上高三，面临高考了。高考就考北京的学校吧。”

　　“嗯。”媛媛低头看着脚下，抿嘴笑了笑。

　　在得知媛媛的成绩在班里80多个学生当中总是排在前三名后，王英拉着媛媛的手，连声说：“有希望１她说：“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必须加倍努力才行。”

　　媛媛看着王英，用力点点头。

　　“你在北京已经有家了”

　　午饭后，一家人又来到清华大学。从清华大学校门开始，王英一家带着媛媛仔细地游览了清华校内的各处自然和人文景观。在清华大学工作了20年的王英对每处景点介绍得都很详细。媛媛时而点头，时而低头，若有所思。

　　在北大未名湖边，媛媛说她很喜欢学历史。王英说：“回去之后好好学习，先考一个好的高中，再考好的大学。经济方面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说。要以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为目标。如果上不了北大清华，也尽量来北京上大学。毕竟你在这儿已经有家了嘛。”媛媛点了点头。

　　下午6时左右，一家人来到北大西门。王英拉着媛媛，问道：“你喜欢文科还是理科？”

　　媛媛低头想了想，说：“文科。”

　　王英高兴地说：“既然你喜欢文科，以后就来北大上学，好不好？”

　　媛媛扬起脸，笑着答道：“好１

　　心家庭之三何景琳（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京办事处项目官员）

　　孤儿田田：她是个漂亮的妈妈

　　新华书店里挑选图书

　　开营仪式结束后，田田走进了这个北京的家。一家人匆匆吃过麦当劳后，来到了位于北礼士路的新华书店。

　　这是何景琳一家常来的书店。田田对那些装潢精美的书很感兴趣，可是当何景琳问她想要买什么书时，她就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拿起一本又放下一本，有时还会注意书上标的价格。好不容易她挑了一本书，叫做《看我青蛙变王子》。

　　何景琳为田田想得很周到，一家人逛商场时，她给田田买了衣服和鞋，想到要带孩子去游泳，还买了泳衣。一路上，何景琳询问田田读书和生活的情况。跟孩子说话时，何景琳的声音总是很轻柔。

　　渐渐地，田田的话开始多起来，她偷偷地告诉记者：“她（何景琳）是个漂亮的妈妈。”

　　初来乍到“有点害怕”

　　来自安徽阜阳的11岁女孩田田被安排由39号“爱心家庭”何景琳一家“认养”。

　　田田说，她是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才知道将单独住到“爱心家庭”中，她“有点害怕”。

　　在开营仪式上，她给濮存昕叔叔递去了一封自己写的信。在信里，田田告诉濮存昕：爸爸劝架时被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流了很多血，必须要马上输血，没想到输的是坏血，2004年7月去世了。

　　田田未来两天的“妈妈”何景琳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京办事处的项目官员。她的丈夫王洪源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副教授，他们有一个7岁的女儿萱萱。

　　萱萱为田田准备的礼物是一条刻着“一生平安”的项链。

　　“希望他们不再害怕”

　　按计划，何家晚上将把田田带到位于回龙观的家中，她将和萱萱睡在一间里。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她们还要去游泳和在家里做手工。

　　记者离开时，田田说，她现在已经没有夏令营刚开始时那么害怕了。

　　这次带着田田来北京的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发起人张颖告诉记者，田田是个很懂事的孩子，每次说起爸爸她都要掉眼泪。

　　“她很会唱歌。”张颖说，“田田平时话很多，是个很开朗的孩子，经常唱唱跳跳的。”

　　何景琳对记者说，一般家庭的孩子需要什么，这些艾滋孤儿也就需要什么。她希望田田把这里当自己家，不再“害怕”。

　　■对话

　　过于关爱也是一种歧视

　　昨天下午，就如何对待艾滋孤儿等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京办事处项目官员何景琳女士。

　　记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简称规划署）在中国如何与政府合作开展工作？

　　何：这个规划署是由联合国10家机构联合组成的组织，现在只有8个人，目前主要是做协调工作，包括联合国内部和与中国政府的协调合作。我们的工作包括5个领域，一是政策开发和倡导；二是促进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等的伙伴关系；三是促进国际国内信息交流；四是对项目的督导评估；最后一块工作是资源的筹集，包括资金的筹集和人力资源的开发等。

　　记者：此次夏令营你们做了什么工作？

　　何：这次我们并没有直接地投入工作，但是我们很关注，因为长期受到艾滋病影响的主要是儿童。他们的活动需要我们帮助协调和推广。

　　记者：对艾滋孤儿来说比较好的救助模式是什么？

　　何：救助孤儿的方式很多，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是让艾滋孤儿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得到支持。比如说，让家庭就地领养，但有时候达不到，比如当地很穷没有合适的领养家庭，这时就需要外界的力量，或者其他地方将其领走，送到孤儿院或是其他地方。比较理想的还是回到社会中去，回到家庭中去，而且不离开他生活的地方。因为孩子要换一个地方对其心理是个很大的影响。有一些例子是将孤儿带到一个地方生活、读书，最后他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使他面临一个更加难以选择的处境。但是如果当地没有能力解决，就只能送到外地去。这个问题只能因地制宜，不要一刀切。

　　记者：在某些环境里，比如夏令营，周围人过多地关注这些艾滋孤儿，会不会对他们产生不利影响？

　　何：过于关爱其实也是一种歧视。我们只要像对待一般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就够了。但是有像夏令营这样的机会，我们又会想机会难得，所以尽量地让他感觉到爱心。这时候把握的尺度就比较难。但是作为爱心家庭，一定要掌握这个度。过于关心也会在他的心里投下不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