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对学员进行模拟答记者问训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副局长陈晓林：一定要处理好突发事件时的信息发布
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郑明：研修是领导干部提高处置突发事件水平的有效途径
民政部救灾减灾司司长王振耀：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突然事件要及时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机制
□本报记者戴敦峰
“突发事件有内部程序和规定，可是媒体总希望尽快了解，在事件没定性时，怎么应对媒体呢？”贵州省六盘水市的一位副县长，向讲台上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发问。
这是8月8日在昆明举办的“突发事件处置及媒体应对高级研修班”里的一幕，白岩松是讲师之一，他的“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一共135人。
这已是第三期的研修班，第一期在北京、第二期在上海，前两期已经毕业的学员，一共180人。
他们研修的重点，是在突发事件中如何与媒体打交道，以及如何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
中国官员关注突发事件处置
7月4日，研修班第一期在北京开幕，“研修班是根据当前各类突发事件频生的客观形势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举办”，国新办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晓东告诉本报记者，突发事件频发，但政府和企业都缺乏处置突发事件和媒体应对的经验，“我们的培训就是要及时跟上这个形势。”
报名出乎意料地火爆，短短一个月内，一共有72个单位的相关负责人递上了申请。
7月22日，研修班第二期移师上海，学员增加到120多人，到第三期时，已经增加到135人。
“这说明基层对此的需求十分迫切，”胡晓东分析，“也反映出全社会越来越重视突发事件的预防、处置及媒体应对。”
从学员名单来分析，三期学员包括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级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其中政府官员约占
2／3，记者看到河北廊坊市市长王爱民，北京市交委副主任周正宇，云南省思茅市副市长丁艳波、临沧市副市长马迎春，中石化、中石油等企业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均在学员名单之中。
研修班的“讲师”，则邀请了国务院新闻办、国家安监总局、民政部的相关领导以及来自北大、清华的学者和著名媒体人士，诸如国家安监总局宣教中心主任金磊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磊等，媒体人士则主要来自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
“真的很受用，将来记者采访时会应对得更好一些。”第一期研修班学员、来自中石化总公司的张兴华经理说，从国新办和安监总局的领导，到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以及著名记者的讲课，从不同角度教给他许多处置突发事件的技巧。
除了讲座与问答外，还有模拟现场这样灵活的教学方式。
“再偶然的突发事件也会有预警信号，再难处置的突发事件也有最妥善的处置办法。”胡晓东说，研修主要是提高学员应对的能力，应对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事件处置的进程和结果，而应对不好甚至会酿成新的事件。
国新办此次与国家安监总局合办研修班，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我国已经进入“突发事件多发期”。据媒体报道，2003
年，我国因生产事故损失2500亿、各种自然灾害损失1500亿元、交通事故损失2000亿元、卫生和传染病突发事件损失500亿元，共计达6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损失我国GDP的6％。
透明好于隐瞒
“为什么政府要设新闻发言人？”白岩松在讲台上问学员们，“因为社会在进步，隐瞒消息已不可能，你不用正确的信息占领传播空间，就会有不正确的信息占领。”
在谈到突发事件的公布时，白岩松的观点是，不能等到定性时才一次性发布，要采取“滚动发布”原则。“第一时间发布的信息，不一定全面。这没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信息，滚动发布，对过去由于情况不清晰而发布的不准确的信息要立即纠正，这一点记者也会非常理解的。”
“接受白岩松这种观点的政府官员，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一位专家告诉本报记者，例如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就曾说，在突发事件的新闻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出自政府发布的新闻，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不求全，只求快，但必须准。
白岩松提供了一个案例，也非常有代表性。2003年SARS期间，有个小伙子拿着炸药包冲进了某国际通讯社驻京办事处，说要引爆炸药。北京市公安局的新闻发言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散在外围的国内外记者都聚拢在他身边，并听到了统一的声音，避免了记者们在焦虑等待中发出猜测、不准确的报道。如果没有新闻发言人，各路记者将会把猜测的、支离破碎的报道发往世界。北京市公安局在这件事上处理得非常好，这个非常容易引起不良结果的事件没有引起大的波澜，很快就波澜不惊了，国际上也没有出现大的不利报道。
“但是有的媒体会断章取义片面报道，给宣传工作造成巨大损失，政府部门应该怎么办呢？”四川一位官员的提问，在现场引起不少学员的共鸣。
“对于媒体不应当躲避而是面对，一定要有真诚的态度，的确有少数责任感不强的媒体，但负责任的媒体还是大多数。公开透明远好于隐瞒，”白岩松回复说，“你面对的其实不是记者，而是记者身后的社会、公众，甚至你的各级领导，政府部门应当通过媒体寻求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除了帮助学员们建立面对媒体的“心态”，研修班也传授“技巧”，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鲁健在上海的研修班上告诉学员：突发事件发生时，面对媒体采访要做到“目光坚定，侃侃而谈”。
“‘法宝’是自信，‘武器’是口径。”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王惠，则这样总结面对记者提问时的心得。
“对媒体冷落甚至隐瞒，是很错误的。”国新办新闻局局长郭卫民在二期研修班上讲到，突发事件发生时，要保持畅通的媒体应对通道，做好报道安排，应及时成立新闻中心，统一口径，用一个声音发言；注重掌控事件处置的第一手信息，及时发布，有效引导舆论。
“研修班提高了我们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理论水平与能力，对突发事件的媒体应对有了新的认识，学会了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增强了应对媒体的信心。”一位学员表示。
二期研修班学员、浙江省司法厅副厅长陈志忠认为，他通过研修得出的结论是：不必害怕报道，及时让公众知道实情，可以避免新的危机；如果避开主流信息传播渠道，让小道消息流传，反而更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不做准备将会患于灾难”
8月8日下午，研修班的授课专家是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他讲的一个小故事，引起了学员们的兴趣：在一次火灾中，住在同一层楼里的十几个年轻人都没能安全逃脱，只有一位老汉活了下来。为什么老汉能在火灾中幸存下来呢？老汉说，我以前在农村烧东西的时候都知道烟是往上跑的，所以只要趴在地上就不会被烟熏到。
“为什么有的火灾会死那么多人？就是因为在灾难发生之前做的准备和预案不够，许多人根本不知道灾难发生时该如何应对。”王振耀说，对个人而言是这样，对政府而言也是这个道理。
“抓突发事件，要从源头抓起。”一位学者在讲课时这样提出。在研修班的课程中，对学员进行危机管理的培训，让学员们了解公共危机的基本管理体制以及处理公共突发事件的工作原则，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
但在一些政府官员的观念中，进行灾难演习等，会造成社会恐慌，针对这一心理，白岩松告诉学员们，“把最坏的事情考虑到，才能想出应对的办法，比如搞地震演习，可能一开始有人会觉得恐慌，这就好比有人过敏，你就要给他不断强化达到脱敏的效果。万一到了灾难发生，大家都知道如何应对，损失会减少很多。”
“在不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就有了面对的预案和准备，这才是最最重要的。”白岩松在讲课时说，要善于在苗头出现时就使其烟消云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做准备就是灾难，尤其是对政府而言。”
从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危机管理机制，今年2月25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曾宣布，全国应急预案框架体系已初步形成，这意味着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中国政府将有一整套科学有效的机制，确保百姓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
“最好的危机管理就是避免危机。”清华大学教授彭宗超在研修班上建言，建立公共安全管理机制，建立监测、预警管理体系，做好预案演练可以有效降低公共和安全生产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
专家透露，中国目前已经完成了国家总体应急预案、25件专项应急预案和80件部门应急预案。按照不同的责任主体，设有国家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地方应急预案、企事业单位应急预案五个层次。
同时中国政府还根据风险分析结果，将可能发生和可以预警的突发公共事件的严重程度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政府要求对发生的特别重大或者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不得迟报、缓报、瞒报和漏报，并要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
“有很多做法都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一位授课专家告诉本报记者，“在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透明发布上，中国已符合国际惯例，所以四川发生的猪链球菌事件不会造成大面积传播，也不会引起民众恐慌。”
“从SARS到猪链球菌事件，可以看出政府的长足进步，”这位专家认为，“在突发事件的处理中，具体的执行人是各级政府官员，让他们树立正确的观点，掌握有效的技巧，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从这个角度上讲，此次研修班的最大意义正在于此。”
编辑：林彦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