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陶喆要在首体举行第一场北京个唱，歌迷奔走相告票房高涨，而四年前著名的工体“5·27”大拼盘中，他以新人亮相却遭遇满场嘘声，观众不知道陶喆是谁，他们要看罗大佑。 时过境迁，短短四年华语歌坛男歌手已成周杰伦、陶喆、王力宏三分天下之势。但无论是跟周、王横比，还是跟整个歌坛纵比，陶喆都是个异数：28岁出道、36岁大红，名副其实的大器晚成；酷爱电影，却阴错阳差半路进了音乐的门，常常自嘲“我是个不该红的人”；从幕后到台前，表面风光顺利，实则经历不堪回首的两大“黑暗期”……陶喆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自我

　　总结说，“我的路跟别人不一样”。

　　■遇到贵人王治平，从编曲、写歌到制作人很快“升官”

　　总被说成是“大器晚成”、“晚熟”的歌手，陶喆把原因归结为一直没很有企图地做歌手、音乐。虽然高中时也开始玩音乐，但电影却是他心中真正的梦。“可能是我电影的梦想太大了，超越了音乐和其他一切，那时只看得到电影，所有东西都被电影蒙住了。”

　　时光倒回到20年前的美国加州，读高中的陶喆开始拍实验性短片，大学也主修电影，毕业后做过警察和一些零工，在一家跟电影有关的公司工作了几个月，又转到乐器行，从职员升到经理，“觉得离电影越来越远”。1994年发生的一件事让陶喆跟电影彻底没了关系———他在逛乐器行时碰到台湾著名制作人王治平，他到美国帮当红嘻哈饶舌组合洛城三兄弟制作第三张唱片，陶喆在给他翻译时偶然得知王治平曾帮其父亲做过音乐，“听你父亲说你也有自己写音乐，下次给我听”，王治平对陶喆说。没想到两周后王治平果然打来电话，听了陶喆的小样后当场选了三首歌，说“我要了”，陶问“你要了是什么意思？”“我要买啊！你能不能用一周时间编好曲？”一周后，赶鸭子上架的陶喆竟真的做好了编曲直接带到录音棚，“我记得他当场数给我现金大概1500到2000美金，我想，哇，一个月的薪水一个礼拜就赚到了，当时才意识到音乐也可以是一个饭碗。从那天起，我就开始一直做音乐了。那是11年前，我25岁。”

　　“王治平他是我的贵人、恩人、大哥，我觉得在台湾只有一个音乐人，是那么宽容、大度、没有私心，很多制作人都是非常保护自己的东西的。他一直给我很多机会，给我很多案子做”，于是从编曲、写歌到制作人，陶喆很快就“升官”了。为了工作方便，他想必须离开美国住到台湾。于是做完陈淑桦《盛开》专辑后正式定居台湾。

　　■正式投身音乐就遭遇第一个“黑暗期”

　　原本下定决心在音乐上大展拳脚，没想到回到台湾后陶喆并没有万事如意，相反，一个意想不到的“低潮”浪头向他打来。“我从高中开始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习惯有自我空间、房子和车子的生活;在台湾一下就很不适应，那里空间拥挤、有压迫感、速度太快，不知如何跟这样的社会互动;刚开始跟父母住，做音乐非常不方便;最要命的是在美国一直在阳光加州生活，而台湾阴雨连绵，我的过敏症就异常严重，清早一出门可以莫名其妙连打20多个喷嚏，直到鼻子流血……”描述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时，陶喆的面部露出整个人很不舒服的表情，似乎那种痛苦的感受又回来了。

　　没有人知道陶喆生活和肉体的苦，合作伙伴都非常满意而愉快，陶喆说都是强撑下来的。总之，陶喆的第一段“黑暗期”历时七八个月，但他表示很珍惜那段生活，“没有它我不会懂得珍惜现在拥有的这一切。”

　　■第一次上电视节目的感觉只有两个字：想死

　　做幕后阶段，很多人听过陶喆演唱的歌曲小样知道他会唱歌，1996年前后，很多唱片公司开始问他是否想转向台前出唱片。但是陶喆都没有答应，理由却有些滑稽：“当时，我对外表极没有信心，觉得自己长得很不行，虽然我没跟人家明说，可的确是我一大障碍。”

　　转机出现在陶喆一直合作的R&B团体LABOYS(洛城三兄弟)跳槽台湾本土公司金典唱片后。“金典老板娘旧话重提，谈着谈着竟然拿出合约来，我想如果这次不做可能永远都不会做。”其实，除了金典的极大诚意和宽松空间，推动陶喆最终下决心的还另有重要因素，即帮别人做专辑开始感到疲惫，“坦白说太多歌手不会唱歌，进录音棚听他们唱那种感受简直是，‘我的妈呀’！挣钱同时还要磨损我的耐心和耳朵，很残忍，或许我想得太严肃了，很多人就是只管闭着眼睛赚钱的，而且这些人今天也还在，但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不对的。”所以陶喆和金典签了约，决定少做些案子自己出唱片。

　　唱片发行后的宣传期被陶喆称为从事音乐后的第二段“黑暗期”：“我做的第一个电视栏目，那种感觉就是两个字，‘想死’，整个人完全失调，话也不会讲，连自己的名字都快忘了，要唱的歌歌词也不记得，全部乱七八糟。当然后来慢慢好起来，可回头去看真的非常痛苦。”记者问陶喆是否后悔走到幕前的选择？他并没有犹豫就给出否定答案，“我的路跟别人不一样，和我差不多年龄、量级的歌手中属于走得比较慢、比较稳，或许再过十年会看得更清楚。反省这几年的事业也常对自己说，其实我是个不该红的人，早应该被淘汰掉，因为我做的所有事都是打破传统的，两三年才发一张片，很少做商业代言广告、很少曝光，即便这样还可以做得不错。所以我相信真的有认真听音乐的人在。”

　　■希望歌坛可以有很多主流，惟有内地市场有望做到

　　陶喆真正得到内地市场认可已是第三张专辑《黑色柳丁》，再次体现了“慢热”的特点，去年的《天平盛世》终修成正果。如今华语歌坛男歌手俨然已成陶喆、周杰伦、王力宏三人此消彼涨、三分天下的局面，不过陶喆似乎毫无兴趣流连于媒体把他们相互比较、评判的游戏，他更愿意把眼光放得更远些来关照整个华语音乐。

　　例如，陶喆有一段颇有责任感的话让记者回味很久，“内地市场很大、很多元化，《老鼠爱大米》、韩红、刀郎、罗大佑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歌迷族群，卖得很好。但港台市场则越做越小，低龄化、商业化，罗大佑现在的东西在那里就不像过去销售那么好了，最后变成非常单一的、只在卖一种音乐，就是低龄、流行、偶像派的东西。什么是主流我也不知道，我只希望未来的华语音乐可以有很多主流，所有的音乐类型可以共存，这在香港、台湾很难，但内地有可能”。放眼中生代、新生代的歌坛顶梁柱、未来主人翁们，谁能说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话？！

　　■罗大佑把他的理想、精神都传给了我

　　如果说王治平是把陶喆领进行的头号人物，那么罗大佑则是他身处风潮翻涌音乐圈的一枚“定海神针”，而上述他的责任感、使命感与罗大佑联系紧密。“我十岁就欣赏他的音乐，那时很多听不懂，可是能感觉到这个人与同时代的歌手是不一样的——他有话要说，对我有一种莫可名状的震撼力。”

　　“后来跟大佑哥相识，他跟我讲过很多有独到见地、有深意的话，让我相信为了做音乐可以放弃商业的东西。”“大佑哥曾给我写过一封信，用酒店信纸写成，字迹乱七八糟，我有保留，将来留给我的小孩看，告诉他罗大佑是非常重要的音乐人，他也是改变中国人的一个音乐人。信中写到他正在做一张专辑，主要是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痛苦、挣扎、坚持以及一些鼓励我的话。”

　　陶喆看完信非常感动，感觉有一股力量充盈全身——“罗大佑把他的力量、精神都传给了我，叫我不要放弃、继续去做。他写到中国人的音乐不容易做，在这个旅程中虽然自己很渺小、像一个棋子，但不要因此而放弃”。回忆到罗大佑那些见字如面的文字，陶喆情不自禁激动起来，“大佑哥对我，就像前面让我站在他肩膀可以看到更远的一个人。其实每一代都需要这样的音乐人，如果无法让后来者看到更远，进步必然就停滞了。遗憾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认为罗大佑是一个肩膀，而看到的人我认为他们是幸运的，希望当你成功跳过去后也要做好准备、担当别人的肩膀。不仅音乐，电影、绘画、艺术各领域都需要罗大佑这样的人物，如果没有，中国文化艺术就有危机了。” 　

　　陶喆说他并没有什么具体而远大的音乐目标，只是有时候会想着，不知现在某个城市角落，是否也有个十岁小孩在听陶喆的音乐，和自己当年听罗大佑有着同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