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部署上应有梯队配置，并明确规定战斗分界线和进攻目标。主要攻击方向应选择敌接合部，或翼侧（如关家垴）便于我隐蔽接近之处。

    ……

     凡对整个战局有关之高地，或要点，必须控制之。柳树垴之高地失去，影响整个战斗极大。

    上述评论均摘自《129师百团大战总结》，此外，据当事人回忆，刘伯承还在关于关家垴之役的总结报告中说：

    “陆军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在战场上指挥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甚至一个排，都摆布不开，而我们在实际战争中培养出来的军事干部指挥几万、十几万人，都能摆布得开，并且指挥部队有机地互相配合着进攻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

    关家垴战役基本结束了晋东南地区的反“扫荡”战斗，基本结束了华北方面军统一部署的“毁灭战”（11月2日结束），使根据地减少了损失。从此，部队逐步进入休整阶段。

    2、另一种打法：将敌人挤出去

    阜平，晋察冀根据地的中心。军区、省委、边区政府都驻扎在这里。

    1940年11月，日军3000人从东西北三面合击阜平，于18日占领了这座只需15分钟就可走遍全城的空城。

    日军曾两次占领阜平。

    第一次是1938年3月，这次，日军在阜平放了两天火后，就退走了。

    第二次是1939年11月26日，几天后又退走了。

    这次，日军决定：“采取常驻态势，揳入中共势力圈内。”

    日军不敢在阜平久驻，最重要的原因是阜平原来不通公路。因此，这次侵占阜平，从开始进军之时起，就大修公路，仅不高崖工地，就集中了5000名民工开山修路。到11月25日，曲阳至阜平的公路终于修通。

    公路一通，日军就决心在阜平常驻下来。兵力增至5000人，物资运来430辆汽车，还派了一名伪县长带着警察于11月25日进入阜平城。

    阜平城本身并不十分重要，但如果让敌人常驻下去，东面连接河北曲阳，西面连接山西五台，晋察冀根据地就会被拦腰切成两大块。

    当然不能让敌人如愿！怎样才能把敌人赶走呢？

    军区使出了红军的传家宝———敌驻我扰。而且决定袭扰到保定去。你占领我们的军区驻地，我就去扰乱你的师团司令部驻地。

    闹保定的任务交给了一分区锄奸科。

    原定目标是想炸掉保定的军火库，但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个内应又临时变卦，不干了。聂荣臻指示说：“军火库不好炸，就找其他目标。保定日军疯狂得很，一定要炸一炸他们。”

    11月26日，4名便衣进入保定城。

    当天，日军正在一个剧场开庆功大会。我侦察员刘长贵化装成赶集农民，手提三罐“老白干”，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还坐到军警席上去了。

    台上，日军官员叽里呱啦地吹嘘“扫荡”胜利，台下，刘长贵悄悄地把“老白干”塞到座位底下。听了一会，他又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会场。不久，“轰隆”一声巨响，庆功会场变成了血肉飞溅的爆炸现场。另外三名便衣也采取了行动，将保定城的供电系统加以破坏，使全城陷入黑暗之中。

    因爆炸现场在军警席区域，日军便怀疑是军警中的“内奸”干的，左清右查，最后杀了5名“嫌疑犯”，还将他们的头挂在城墙上示众。这5人都是从根据地逃出来的叛徒，人民见了，拍手称快，而伪军汉奸队伍则人心大乱。

    类似的袭扰还在满城同时进行，八路军在那里丢了几颗手榴弹，炸死了日军的宣传官、翻译官，还顺手牵羊，在宪兵司令部抓了几名日本俘虏，其中一人还是一个经理。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驻地北平，也响起了枪声。

    1940年11月29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高月保中佐和乘兼悦郎中佐骑马上班，竟在大街上遭到枪击，高月保被打死，乘兼悦郎身负重伤。

    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对反“扫荡”进行了统一部署。其对军区方面的安排是：

    （1）主力妥为休养，准备坚决地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

    （2）129师以不少于3个团的兵力逼近并破击正太路，120师以4个团之兵力破击雁门关南北的同蒲路，冀中部队破击平汉路，平西部队向南配合作战。

    但军区方面，遇到了一个特殊情况。聂荣臻在10月12日的报告中说：“这次整个战役伤亡在二千以上，加以今年边区的疾病流行（民军均同）现在全区伤病员在万人以上，因为药品的缺乏，治疗工作亦差，部队减员甚大。”故聂荣臻计划在年底以前，部队以休整补充为主，“以便应付未来的任何事件与更大的战斗任务”。因此，军区在10月20日部署：“各分区应加紧主力部队的休补与掩护……各分区之游击队应不疲劳的，坚决的，全部摆出去打游击，破坏敌之交通运输，掩护我主力休整与迅速完成征收公粮的计划，以便充分实现积极的反‘扫荡’准备。”

    这样，当反“扫荡”开始后，军区就采取了另一种打法，将游击队及小部队“全部摆出去打游击”，用“广泛的游击战逼退阜王线之敌”。其中：

    从12月3－13日，军区向敌袭击与袭扰16次，破坏公路26次，伏击5次，击退敌人的小股进犯16次，共作战57次。共毙伤敌军190余名，破坏公路120里，缴步枪28支，毁汽车5辆。我军仅牺牲7人，负伤39名。

    12月14－20日，军区又进行大小战斗62次，其中主动出击32次，击退敌人小股进犯30次。另破路30余次。共毙伤敌军150余名，破路30余里，毁汽车4辆，夺下堡垒5座。我军伤14人，牺牲9人。

    从21－26日，又作战15次，破路7次，毙伤敌人60余名，破坏公路20余里。

    由于敌军对我袭扰战术采取“置之不理”的对策。我军又分别在12月14日，12月21日和12月27日发动了三次较大的战斗。12月14日的战斗，我军试图以猛烈的攻击收复东庄据点，未成功。

    12月21日，我军以约一个半团的兵力攻击王林口，毙伤敌军120余人。

    12月27日，我军又对一股1200余人的出击日军进行阻击，共毙伤敌军七八十名。

    在我军这样外线大举破路，并袭扰中心据点，内线又反复不断地以小为主，忽而又来一次大的战斗的袭扰下，敌军极为恐慌。有的将据点区的民众全部赶走，有的吃饭时不准附近有民众，有的一到晚上，就将电话线收走，运输队的兵力在50人以下，就用飞机掩护。汽车队或以50辆为一队，或以一个小队以上的兵力沿途掩护，或以飞机掩护……

    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疲惫到了极点的日军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

    从12月29日开始，日军用120余辆汽车和100余头驴子做工具，开始分期分批从阜平撤退。

    1941年1月1日，最后一批日军200余人从阜平城退出。我军一个连立即进城。

    1月4日，阜平附近的敌中心据点王快镇的日军也全部撤出王快。当即被我2团进驻。

    在敌撤退期间，我军曾于1月2日进行过一次阻击，毙伤敌四五十名，我伤亡68名。

    这也是一种打法，这种打法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42年，中共晋绥局代书记林枫（书记关向应在延安养病，由副书记林枫代理）去延安汇报工作，在请示对策时，毛泽东指示说，“把敌人挤出去”。晋绥区的干部听了这个指示豁然开朗，在1942年11月4日举行的地委、分区以上干部会议上，与会者还你挤我，我挤你，理会这个“挤”字的含义。很明显，晋察冀军区1940年底用“广泛的游击战逼退”敌人的打法，就是这种“把敌人挤出去”的方法。

    总之，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灵活地变换斗争策略，战略战术，这才是永操胜券的法宝。有力量，当然是“打出去”好，力量不够，那就“把敌人挤出去好了。（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