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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野岛毒气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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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８月，戴着防毒面具进入上海的侵华日军
6月26日，经过国内历史、考古、军事等专家学者实地考察、测量后认定，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汗地区有一处面积近110平方公里的侵华日军生化武器实验场，这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大的、保存最为完好的毒气实验场遗迹。
物证在一次次寻找与考证中不断丰富，任何对历史的狡辩都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巴彦汗的有力证据再一次将侵华日军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芳草下的罪恶
中外专家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行的化学战进行系统研究后证实：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生化武器实验，并在中国战场上进行了化学战。而巴彦汗生化实验场就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的最大的生化武器实验场。
夏日的内蒙古鄂温克草原到处弥漫着青草与野花的芬芳，汽车在广袤的草原上飞驰，车窗两旁不时闪现一群群悠闲吃草的牛羊。
6月26日，当本刊记者跟随由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两省(区)专家组成的考察组，驱车赶往距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东南30公里的鄂温克草原深处的巴彦汗时，沿途的草原风光令人感觉似画中游，这里与战争毫不沾边。
巴彦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行政区域内，处于巴彦汗山(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最高山”)西部。
长期以来，一些中外专家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行的化学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证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生化武器实验，并在中国战场上进行了化学战。其中，日本关东军所属的731部队、100部队及516部队曾多次在呼伦贝尔地区进行细菌、毒气实验，并在诺门罕战争中实施了细菌和毒气战。而巴彦汗生化实验场就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的最大的生化武器实验场。
中国专家的调查
车行约半个多小时后，平坦的草地上出现了三五个均匀排成一线的直径约1米大小的坑。哈尔滨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呼伦贝尔市的侵华日军细菌毒气战研究学者徐占江告诉记者，我们已经进入了侵华日军巴彦汗生化实验场，那些小坑就是日军实验时留下的炮弹坑，由于草原上雨水冲刷较弱，这些炮弹坑以及其他实验场遗迹在60年后还都保存较完整。
再走出五六分钟的车程，一条长百余米、由数十个长方形大坑组成的壕沟展现在记者面前。接下来的走走停停中，各种各样的坑、壕不断出现，许多地方集中连片，有的仅能容下一人，有的能开进一辆汽车……专家组在现场还发现了一处壁厚60厘米，四面有射击孔及出入口的混凝土碉堡残迹。
此行的专家组组长、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鲍海春告诉记者，自2000年以来，哈尔滨社会科学院便将此实验场的调查与研究列入重点课题，不断加大调查与研究的力度，多次派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研究所所长金成民等研究人员前往考察。一些国内外专家学者也陆续前来巴彦汗生化实验场考察。日本的战场遗迹学学者菊池实、伊藤厚史和学者远藤纪子及中国日本问题著名学者步平先生等都曾来此地考察研究。2004年9月，徐占江率领的由呼伦贝尔军分区、呼伦贝尔市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会、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等单位组成的考察组分三次考察了巴彦汗毒气实验场。
专家组经过考察、分析和鉴定，最终认定：这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二战期间最大的、保存最完好的生化实验场遗迹。目前已探查的范围内有土筑遗构千余处，分布在近110平方公里的草原上。由于实验场位于草原深处，无人为损坏及当地植被良好，而没有被风沙埋没。根据生化武器实验的需要，日军在实验场构筑了型制各异的工事。这些工事主要有堑壕、交通壕、汽车和坦克掩蔽部、单兵坑、指挥所、大小牲畜及小动物坑等20余种。比较集中分布的遗迹群有6处，其中西南部多为单兵坑、交通壕及部分堑壕；在北部、西北多为能容纳汽车和战车的大坑和其他型制的大坑；在东北部是一片较大连片的堑壕、交通壕、能容纳汽车和战车的大坑、单兵掩体等；在东南高地，则是一个单独的连片实验工事，有多种型制。
日本学者的考证
这个实验场是不是侵华日军所遗留下来的呢？
对此，伊藤厚史等日本学者早在2000年对巴彦汗考察后就给予了定论。
日本学者在巴彦汗调查测绘结果发现6种类型遗迹。伊藤厚史等日本学者考证，根据测定来看，从形态上讲，相似于日本陆军野战阵地的掩体和掩护壕，实际上是野战演习用实验场，可以认定C、D型(研究者以A-F区分6类遗迹)是马用掩护壕和车辆用掩护壕。参考当时的日本关东军阵地图，这个阵地决不是用于实战的野战阵地，是模拟掩体、掩护壕。
对于在这里进行实验的原因，伊藤厚史等认为是因为这个地区是草原地带，是以当时的苏联为作战假想敌的实验场。
伊藤厚史等回到日本后找到日本陆军省在1943年制定的工事建筑标准，再次认定位于巴彦汗地区的遗迹同“标准”中规定的工事形状制式是一致的。
中国知情人证言
由于日军的实验极为机密，加上时间已经过去了60多年，极少的几个中国知情人多已辞世，目前已知的一位名叫阿必德的老人因年事已高无法接受采访。
即使如此，记者还是从阿必德10年前的证言中了解到了部分情况。
阿必德1920年出生，1940年在当时的海拉尔车站当售票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政协副秘书长。
他在证言中叙述：海拉尔建市那年(1940年)，就听说有个代号叫“五四三”的日军部队。当时我在海拉尔车站当售票员，经常接触这支部队的军属人员，他们都穿着文职服装，不是从日本或者从哈尔滨来，就是回到日本或者返回哈尔滨去。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省级、将军以上的官职人员才有资格乘坐一等车厢。这个部队最高官衔是少佐级军官，但他们来来往往不但都乘一等车厢，而且都持四折车票，因此我断定他们可不是一般部队的人员。
“五四三”部队的军医有时候他们和从哈尔滨来的人一起坐着大汽车到海拉尔北部和东南的大草原去，几天后才返回，不知道他们搞些什么活动。1941年秋季，从巴彦汗来了一个蒙古族人，他向我透露一件秘密事儿：1940年冬季，有一伙日本军人去了巴彦汗。巴彦汗位于海拉尔市东南30公里，那里有一座山包，山南是日军的要塞碉堡工事，山北是一片大约36平方公里的开阔地。日军把蒙古牧民赶跑，在开阔地四周用草绳子圈上，隔不远就插一面小红旗，并布上岗哨，不准中国人靠近。据说从海拉尔接来一条电缆线，日本人在开阔地里挖了不少1.8米直径的大坑，把用汽车运去的人安置在每个大坑里。接着日本人既投细菌，又施放毒瓦斯弹。1941年春雪开化后，一遇到西北风，巴彦汗的牧民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大家知道日本人在那里放了毒，谁也不敢到那里去放牧。到了秋天，刺鼻的气味消失了，牧民们借放牧的机会到那里看，发现有日本人留下的铁器、木头等一些东西，人们不敢出没，但还能闻到特殊的气味，刺激得人们直流泪。有的牧民在那里转悠，一不小心就掉进伪装的大坑里。就在这年，巴彦汗地区的许多牲畜都发生了瘟疫，有的接触实验场的人受到毒气感染。
关于这段证言，本刊记者在日本明治大学大学院博士松野诚也于2005年2月出版的《日本军的毒气武器》一书中得到了证实(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邸春光先生提供翻译)：
1940年9月在中国东北、呼伦贝尔平原，(日军)用30吨的“茶剂”在数分钟内一齐释放进行实验，“确认了茶剂的流动效力距离，即2公里以内实验动物全部毙死，4公里以内马匹也毙死”，“实验动物”(特指人)全部死亡(防卫厅技术研究所编《本邦化学兵器技术史》)。这是一场假定在国境阵地内对远东苏联军队作战时用氢氰酸毒气将其歼灭，从而使日本军(关东军)一鼓作气突入苏联境内的战争实验。
更为直接的证言来自一位日本老兵的文章——《满洲雪原上的恐怖的化学战》。
“11月，我和岩田接到命令，要我们到海拉尔参加一个月的毒气演习。”
“演习的第一晚，园部中尉在帐篷里对我们说：‘这次演习是毒气演习，以检验毒气在极寒地带的效果。演习结束后，即使你们回到新京(长春)，也绝对不许向别人讲这件事。我们气象队的任务是检验在什么样的气象状态下毒气的效果发挥得最好。因为天气特别冷，一定要注意不要冻伤。’听说在华北的山西，日本军队已经使用了催泪性的毒气。所以一旦日本同苏联开战，当然要使用毒气。研究在极寒地带使用毒气的方法，恐怕是关东军的重要任务吧。”
“作为这次毒气演习所利用的实验材料，除了人以外，还有通信鸽和军马。演习的第一天，前往距离帐篷村数公里的雪原，进行催泪毒气的实验。……催泪毒气罐高约20厘米、直经约10厘米的，由士兵将其与风向成90度角排成一列，长达1公里。排列好了以后，用电线把罐的导火索联接上，各种准备完成后，中队长一声令下，按电键通电后点燃了导火索，一排火花闪烁，发出‘咝咝’的声音。不一会，火花消失了，随即黑烟在1公里的沿线升起，毒气罐开始放射毒气。一两秒后，黑烟越来越浓厚，像波涛一样翻滚，黑烟的前端像云层一样有细细的白色的边缘。……尽管戴了防毒面具，但是我们的鼻子立刻嗅到了强烈的化学物质的气味，‘哎呀不得了太呛了’我们都拼命地向前跑，想冲出毒气区，但是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了出来，在黑黑的浓烟中，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毒 源
日本二战期间化学战有三架“发动机”：登户研究所、习志野学校、大久野岛。
本刊记者曾从日本毒气岛历史研究所所长山内静代女士手中获得这样三张照片，其中两张分别是进攻上海和长沙的侵华日军戴着防毒面具作战，另一张是进入上海的日军戴着防毒面具。
这些照片已成为侵华日军对华化学战的铁证。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战争双方使用毒气，导致了惨重的伤亡。此后，各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承诺不再使用毒气。但在二战中，唯有日军在中国及东南亚战场上大规模使用毒气。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化学武器，也没有化学战的能力，因此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化学战更加肆无忌惮。
对于当时中国的化学战能力，侵华日军第一野战化学实验部193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
“中国军队几乎没有防毒服、消防粉，几乎没有防护糜烂性毒剂的能力，在野战防守时也几乎见不到防护毒气的设施。”
资料表明，侵华日军在我国山西、武汉、南昌、长沙的多次战役中大规模使用了化学武器。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对中国军民使用毒气在2000次以上，施毒地点波及18个省区，造成中国军民9万人以上伤亡。
日本侵华战争中大量使用的化学武器，毒源究竟在哪？
随着一些调查的深入和秘密资料的公开，许多人包括日本人知道了在日本的濑户内海有一个曾经在日本地图上消失了的岛——大久野岛，这个被称作毒气岛的地方曾经是日本在二战中生产毒气的根据地。
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与毒气岛形成一个完整的化学武器链条的，还有研发和教育机构，这就是日本陆军登户研究所与习志野学校。
日前，在中日学者的帮助下，本刊记者了解到了日本二战期间化学战的三架“发动机”——登户研究所、习志野学校、大久野岛。
秘密战基地
日本广岛学院讲师、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中野胜告诉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虽然没制造原子弹，但是对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制造，并使用于实战中。这一切通过哈尔滨的731部队和齐齐哈尔的516部队已经被世人所了解。其实在日本国内曾更有系统地更大规模地进行过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特殊武器的研究。其基地就是“陆军登户研究所”。因为这个研究所是秘密地组织起来的，所以除了有关人员以外连当地的日本人也不知道它的存在。
据中野胜介绍，日本陆军早就有了研究武器的机构。1903年设立了陆军技术审查部，1919年改为陆军技术本部，研究全面的武器。同时设立了“陆军科学研究所”，开始进行军事科学技术的基本研究。这就是“陆军登户研究所”的前身。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陆军开始研发毒气的实际应用。
日本明治大学大学院博士松野诚也在2005年2月出版的《日本军的毒气武器》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邸春光先生提供翻译)
松野诚也在书中记述，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第三部在1932年7月接受了陆军科学研究所组织改编的命令，改称为陆军科学研究所第二部。当时，与承担物理武器研究的第一部“停滞”的状况相比，“科研第二部在陆军中承担所有的化学武器的研究，很多研究人员拥有巨额的研究费用，显得很活跃”(原陆军大佐齐藤有“特殊武器研究的全貌”)。
同时，为了设置承担毒气弹专门教育的学校，在1933年8月1日，设立了陆军习志野学校(位于现在的日本千叶县习志野市)，以后，该校承担了毒气战教育与毒气武器运用研究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在中国战线上使用了催泪瓦斯。从1938年4月开始使用了喷嚏性、呕吐性毒气(红剂)。另外从1939年5月开始，使用了糜烂性毒气(黄剂)。日本军在以中国军队为对手进行的战争中积累了大量的毒气武器使用经验。
1939年5月，在苏联和伪满边境爆发了诺门汗事件，并发展成为关东军与远东苏联军之间真正的战争，展开了激战。诺门汗事件是日本陆军第一次体验到的现代战争，关东军的第一线部队受到了以战车为主力的苏联军队的猛攻，几近全歼，遭受巨大打击。该事件以同年9月15日的停战协定收场，以后陆军加速了对苏毒气战的研究。
事件以后，虽然参谋本部与关东军司令部的相关人多数被问责而更迭，但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稻田正纯大佐于1939年秋到陆军习志野学校任职。后来以他为中心，在中国东北开展了假定对苏作战的大规模毒气战演习。稻田大佐认为，与苏联战争的开始阶段突破苏军坚固的阵地对于日本军来说至关重要。为此，需要大量的炮弹，“在今天看来与之功效相当并能以其打开困局，想为有毒物质是也，即使用瓦斯并细菌”，在重视毒气与细菌武器的基础上，从“满洲国”东部向苏联境内进行侵略进攻作战中，发挥毒气的威力“是绝好的机会”。稻田大佐对即效致死毒气的大规模放射与芥子气弹的大规模集中射击等毒气用法进行论述，在“化学战对国军至关重要”的基础上，在大规模集中急袭的攻势的实用方面进行了建议。(稻田大佐《化学战概论》)
根据中野胜先生和松野诚也博士的研究可以看出，侵华日军通过登户研究所与习志野学校实现了其在二战中的化学战研究与教育，当时的中国成为了“魔鬼”的实验场。
毒气岛
关于日本侵华战争中毒气的产地，日本毒气岛历史研究所所长山内静代女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介绍，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使用的化学武器，主要源自日本一个名为大久野岛的毒气岛。毒气岛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建在日本本土上的一个毒气制造基地。为掩盖其生产毒气的秘密，这个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地图上曾一度消失。日本用于战争的毒气有90%在这里生产。从1929年研制生产到1937年大量生产，直至1944年迫于外界压力关闭，这里共生产出氢氰酸、催泪瓦斯、糜烂性毒气、吸入性毒气等共6600吨，半数以上运往中国。在二战期间，日军总共生产了700多万发毒气弹，7400多吨化学武器，这些毒气弹大部分都在中国战场上使用。
昔日生产化学武器的大久野岛，如今已成为日本的国家级度假胜地。如果没有当年毒气生产的厂房、毒气弹储藏库等遗迹的存在，人们很难将其与“人间地狱”联系在一起。
1929年，日本昭和天皇亲自下令在大久野岛建设秘密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之所以在这里选址，因为大久野岛离本州岛很近，坐船只需十多分钟，便于联系和运输。同时，岛上原来的居民就很少，便于对他们进行迁移。战争期间，大久野岛上拥有庞大的毒气生产线、发电厂、储存基地和其他附属设施。岛上的士兵和工人，在最多的时候达6700余人。
曾经在大久野岛亲身参与过毒气生产的藤本安马与村上初一因无法泯灭的良知，在多年之后揭露了毒气岛上的那段罪恶生产史。
“亚砷酸的毒性很强，摄入0.5克就会令人死亡。我做的工作就是将亚砷酸与食盐混合，全部是手工操作。两个人手持搅拌铲子将混入大箱子中的亚砷酸和食盐进行混合搅拌，然后用细网进行过滤。因为过滤物很细小，粉末飞起容易被作业的人吸入，所以必须戴防毒面具。酷暑中无法戴防毒面具，我们只好用纱布口罩和头巾替代。结果亚砷酸透过织物缝隙被吸入身体，影响到中枢神经。那时从身后看，(工人)身体在不由自主地晃动，就是中毒影响到中枢神经的表现。”(藤本安马)
1938年5月10日，中国国民政府代表顾维钧在国际联盟第101届大会上，提交了日军使用毒气作战部队将领的名单，揭露日军使用毒气的罪行。1941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日本在中国或者其他盟国继续使用这种非人道的战争武器，我国政府将把此行为看作是针对美国的，并给予同样而且充分的报复。”至此，日军的毒气战才有所收敛。
接受记者采访时，山内静代女士认为，“制造毒气这一行为违反了国际公约，日本政府应承担责任。”
贻害无穷
贻害无穷——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侵华日军遗留在华的化学武器、炮弹对中国人的伤害也许再合适不过了。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遭受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日本政府估计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有70万发，我国政府估计有200万发)所害的中国人达2000人以上。
一位学者曾这样总结侵华日军的化学战：它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
(记者 李泽旭)编辑
穆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