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下午，记者见到了83岁的王楚英先生。这位当年国民党新六军第14军司令部的少校作战科长，今已满头华发。但老人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对自己从14岁开始的征战历程一一道来，犹在昨日。

　　“最早的日军投降仪式，其实是在芷江举行的。整个过程我都参与了，每个细节发生的时间，我可以精确到分钟。”

    【投笔从戎】14岁当上娃娃排长

　　“上课时听老师讲到卢沟桥事变，我们气愤不已。放学以后，我就直接报名参军，上了战场。”那一年，王楚英14岁。

　　1937年8月22日，王楚英随部队到达上海南翔车站。当时张治中已经发起四次进攻，旅长黄梅兴已经牺牲。“村庄、城市被炸得不成样子。淞沪抗战中，我主要在罗店参加战争，总共发起四次战斗，两次占领，两次失守。第一次见如此惨烈的情形，我很紧张，手脚都发抖，可看身边的首长们冒着枪林弹雨从容镇定，我很羞愧，后来就不顾生死了。”

　　罗店激战中，特务排排长周大鹏中弹牺牲。王楚英奉命代理排长继续作战。这是他第一次指挥作战。“我们炸毁了敌人两辆装甲车，消灭50多个日军。但我们也牺牲了10多人。”此次战后，王楚英被14军军长罗卓英称为“不怕死、会打仗的娃娃排长”。

　　崭露头角的王楚英从此不断受到提拔任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王楚英被军委会驻滇参谋团长林蔚选为机要参谋，并协助参谋处少将副处长侯腾工作。后奉命组建华侨抗日志愿队并任指挥官，1942年1月13日，志愿队在缅甸帕罗士设伏，打死来犯鬼子28人，这是中国军队在缅甸抗日的第一战。

　　1943年3月，史迪威来缅，调19岁的王楚英当他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至1944年10月，因史迪威与蒋介石不和，王楚英被召回国，调任新六军第14师司令部作战科长。

　　“1945年8月15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当时我正在昆明接受美军参谋指挥学校的训练，军长廖耀湘急电召我由昆明飞到湖南芷江，说要随副军长舒适存参加“中国陆总”前进指挥所，到南京从事对日军的受降工作。能够亲眼见证我们的民族收回胜利果实，这太难得了！”如今提及，王楚英仍掩饰不住兴奋。

    【芷江洽降】投降命令读了77分钟

　　“很多人只知道南京受降，却不知道芷江洽降。作为警卫负责人，我见证了洽降的整个过程。”

　　“中国陆总”决定了驻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到芷江来受领日本投降事宜后，王楚英于8月17日由昆明飞回湖南芷江新六军军部。“至18日，萧毅肃率主要人员也到达芷江，我随廖耀湘、舒适存等人在机场接待，并安排驻地和警卫通信事宜。”

　　18日，蒋介石以发布命令的形式赋予“中国陆总”司令何应钦在芷江受降的12项任务。其中第3项为：“对中国战区内敌军最高指挥官发布一切命令。”

　　8月20日，日军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8人的住所被安置在机场北面的小山旁。8月21日，何应钦率“中国陆总”全部人员到达芷江，并于当天下午举行了洽降仪式。“主要是何应钦宣读投降命令，整个过程历时1小时17分钟。”

　　下午3时20分，新六军政治部副主任陈祖贻少将带着今井来到洽降会场。木质的大厅长约20米，宽约8米，右边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半身像与国民党党旗，两边贴着先生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几张桌子排成弧形，铺着白桌布，有如法庭的审判台。对面有另一张小桌子与四把黑椅提供给投降代表。而新闻记者已早早等候在会谈厅的另一端了。

　　“现场所有人都盯着今井他们脱帽入室，他们获准佩带军刀，但4人走过空位时，均对萧毅肃深深鞠躬，然后肃然默立。萧让他们坐下，开始介绍自己与其他代表，然后查询今井等人的身份，验明之后，洽降才算正式开始。”

　　自8月21日至南京谈判正式开始之前，‘中国陆总’通过今井武夫给冈村宁次相继发布了23份备忘录。

    【准备受降】整个过程紧张而幸福

　　芷江洽降结束后，王楚英等人又紧急投入到南京受降的准备工作中去。“整个过程紧张而幸福，从战火中走过来，还能亲身经历如此重大的历史时刻，对我来说太幸福了。”

　　8月27日上午9时，王楚英一行分乘7架飞机由芷江机场起飞。14时，飞机在南京大校场机场陆续着陆。“当我乘坐的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时，我凭机窗俯瞰南京全城，山河虽然依旧，景物却甚凋敝。不尽的长江水依然滚滚东去，却不见悬挂中国旗帜的船舰；中山先生的陵墓也很冷落。这片在日军铁蹄践踏下满目疮痍的土地让我感慨万千。幸好孙桐岗上校已经在机场塔楼升起了迎风招展的国旗，让我一下子自豪起来。”老人讲到此，把身体挺得板直。

　　“我们一下飞机，附近正在忙活的农民丢下农具，舞着毛巾草帽从四面跑来，冲过机场外壕，把泥水溅到了我们身上。大家南腔北调地含泪叙谈，每个人的表情都一样，不知是笑还是哭。”

　　布置受降的会场，也是一项繁重的任务。至9月9日一早，由黄埔路口到中央军校礼堂门前，沿柏油路两旁每隔50米就竖一根漆着蓝白红三色条纹的旗杆，上悬联合国旗。旗杆旁并排着新六军的武装士兵与宪兵，他们头戴钢盔，脚蹬皮鞋，身着笔挺的制服，戴白色手套持冲锋枪庄严挺立。黄埔路口有一座以松柏枝叶扎成的高大牌楼，上缀“绿色和平”四个金字。中央军校门外牌坊顶端则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象征着胜利。其下方贴有一行金字：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

　　礼堂四周也彩饰如新，正门与其他出入口均有新六军战士与宪兵把守，礼堂正门上悬中、美、英、苏等国国旗。堂内圆柱与廊柱上，也绕以蓝白红三色布条，并插中美英苏的小型国旗与联合国旗。面对正门的墙壁上，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与国民党党旗、国旗。礼堂正中则以淡蓝色布拦围成“匚”形状，在中山先生像两方分设规格不等的桌椅，供受降方与投降方代表落座。

　　那一天，王楚英很早就到了会场。“从7点到8点，我带着美军工兵专家一道检查了3次。之后我又检查了东西两边的休息室，东边是我方休息室，西边是冈村宁次的休息室。8点52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4个大型水银灯突然放光，何应钦在全场瞩目中缓步进入，全场迅速肃立致敬，摄影记者抢着拍照，大厅里顿时活跃起来。”

    【签字仪式】冈村的手一直在发抖

　　8时58分，由军训次长王俊中将引导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及小林浅三郎等7人，自大礼堂正门步入会场。他们成纵队走进布栏后排成横队，冈村居中，一齐向何应钦脱帽鞠躬致敬，何欠身示答。

　　“按照事先的约定，日方7人中只有冈村一人可以将帽子放在桌上，其他人则只能放在自己膝上，而中方所有代表均将帽子放在桌上。从照片上也可以发现这一点。”老人指着照片给记者看，“不过我也注意到，一向狂妄傲慢的冈村那天从踏进大门开始，他的心肯定就在滴血。他一直低着头，哭丧着脸。”

　　此后每分每秒里发生的细节，深深烙进了王楚英脑海。“那天我负责场内场外的警卫工作，就站在何应钦的左后方，离他约有3米远。所以受降会场的一切尽收眼底。”

　　“9：04,冈村宁次把日本政府出具的签降代表证书给何应钦看，以证明他的身份。9：05至9：06,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交萧毅肃持交冈村签字盖章。冈村双手接过，低头展阅。小林则在一边替其研墨。冈村阅毕，取笔欲蘸墨，却盯着毛笔怔了起来，手也颤抖起来。后来可能是为了掩饰紧张，他顺手捏下了笔头的几根羊毫。签名后，他伸出双手解上衣右上侧口袋的扣子，解了半天，取出方章来，如举千钧，蘸了红色的印泥，终于抖抖索索地盖到了投降书上。”

　　此时是1945年9月9日9时7分，“小林将降书呈交何应钦，桌子较大，小林太矮，何应钦只好站起来接过降书。何审阅后一一签名盖章，举起来又看了一下。这时我一眼瞟到投降书的两个鲜红的印章，其中何应钦的那个方正正，而冈村的印章则盖歪了。恰值此时，冈村起身肃立向何点头示意。当时我就想，冈村这一点头，不单是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道歉，同时可能也在为他把章盖歪了而道歉吧！”王楚英注意到，此时时钟指向9时9分。

　　领过一份日文版的降书后，何应钦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第一号令交给冈村。冈村展阅后，即签署命令受领证，交小林浅三郎呈送何应钦。“这第一号令的内容，是要求侵华日军总司令部自签降时刻起，就更改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由冈村任部长，全国16个受降区各设分部。”

　　至9时15分，手续完毕，何应钦令冈村等退席。历时15分钟的中国战区120余万日军投降签字仪式，至此全部结束。何应钦发表即席讲话，由鲍静安用英语译述直播至全世界。略云：“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这对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从此开始新的纪元。我们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讲话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历时八年的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至此胜利结束。（快报记者吴聪灵 实习生李梦雅）

    王楚英

　　1923年出生于湖北黄梅，现任政协南京市委员会专员。

　　1937年，14岁的王楚英参军抗日，后任排长。1938年升任18军军长黄维的警卫连长，旋调任军委会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的机要参谋。12月15日，随中国印缅军事代表侯腾入缅，奉命赴毛淡棉英17师任联络参谋，组织“华侨抗日志愿队”任队长。

　　1942年1月率队在泰緬边境伏击日军，三战三捷，歼敌百余。3月被史迪威指名调任其联系参谋兼警卫队长，随其征战两年余。1944年调任新六军14师作战科长。

　　1945年日本投降，随冷欣到南京受降。后在14师任营长、师参谋主任、团长、师参谋长等职。

　　1952年考入台湾国防大学受训，1954年自香港起义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