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是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两周年。两年来，长沙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是什么状态？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工作到底如何？记者做了一番调查。
流浪乞讨人员直击
7月27日，记者来到长沙市区车站、商业中心、医院、
学校，调查流浪乞讨人员的生存状态。
“那里没钱，而且还没烟抽”
地点：火车站 时间：12点整
火车站前坪广场，并没有发现什么乞丐，是不是由于天气太热，不用“上班”呢？记者满头大汗地来到售票大厅里面凉快凉快，发现大厅里排队买票的人真不少，这时，只见一个头发蓬松、面黄饥瘦的男子拿着个锈迹斑斑的小黄盆，向排队的人群逐个乞讨。此人“赤膊上阵”，年纪在四十岁左右，只穿了条本是蓝色却被泥“染”成黑色的短裤。
“生意还过得去”，在向记者要了根烟抽后，他扬了扬手里大概十多元钱得意地说：现在太热了，也懒得到外面去讨了。“你知道救助站吗？”记者问，“我去过也不想去了，那里没钱，而且还没有烟抽。”他露出两排黄黑色的牙“嘿嘿”地笑了两声，显得满不在乎。
当记者准备离开火车站时，在一个邮政所的门前发现：9个打着赤膊的男子就地而睡，更有甚者，仅用一报遮羞。一环卫工人说，好多人长期就睡在这里，尽管附近保安将他们赶走过几次了，但没几天他们又回来了。每天下午六时许，邮政所门前最为“壮观”，因为那个时候睡在这里的人最多，一般会有三十多个。现在这个时候，他们都外出乞讨了。
方便面盒相濡以沫
地点：南门口至劳动广场一段 时间：下午1点40分
在南门口至劳动广场一带，记者发现乞讨者比火车站的要多。乞讨手法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低着头长跪不起，有的抱个吉他唱起了歌，有的干脆在街道地面上“练起了书法”，大致内容是自己家乡遭遇不测，初到长沙望各位父老乡亲多多关照等等。
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对衣裳褴褛的老人坐在地上，旁边乱起八糟地放着很多袋子。只穿了条短裤衩的老头子瘦得只剩下骨头了，两眼无神。老太婆相比之下显得胖点，此时老太婆正给老头子喂饭，他们的饭盒其实就是一个废旧的方便面盒子，饭盒里面多半是饭，只有少许萝卜干以及几片菜叶子。老太婆耐心地一口一口将老头子喂饱后，自己才将饭盒里所剩无几的饭菜吃完。老头子不知道从哪找来了半截香烟，躺在地上眯着眼睛抽了起来。老太婆则又找出了一个方便面盒子又开始了下午的“工作”。
“救助站？不知道”
地点：开福寺门口 时间：下午3点20分
记者在这里发现4个乞讨者，都是残疾人，他们对过路的行人“置之不理”，对穿梭于寺庙大门的善男信女们“格外热情”。这可能与这里的地理环境有关吧，“每逢初一、十五、大节日来这里要钱的残疾人更会多得吓人。”一名女香客说。在经过记者的一番努力后，一个乞讨者说，他们这一帮人多半来自河南、安徽等地，“救助站？不知道。”记者解释说：“救助站管饭管睡管送回家呢。”而旁边一个年轻点的乞讨者马上插了一句：“我不想去，我靠自己讨钱能养活自己。”
接受救助人员每月约300人
2003年12月23日，在召开一次长沙公安、民政、城管、卫生与宣传等部门的负责人联合会议后，长沙市救助站曾发表了一封《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建议市民不要直接给乞丐施舍金钱。公开信中说明：救助站对所有自愿受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均实施救助，解决其临时生存困难，帮助他们重返家园。
“但是目前仍有不少流浪乞讨者不愿意接受救助，宁愿浪迹街头，以乞讨为生，其中不乏生性好逸恶劳，并不属于救助对象的‘职业乞丐’。他们利用市民的爱心以乞讨为生财之道。更为严重的是，有不法分子利用和操纵流浪乞讨人员，特别是未成年人沿街强讨，占路强要，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交通安全、市容市貌和社会稳定，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长沙市救助站办公室副主任李桓介绍说。
公开信效果如何呢？李桓说，在发出公开信之后，救助站工作人员不断地上街对乞讨者们解释救助站的功能，劝导他们放弃乞讨，接受救助返回原住地自食其力。“但是多数遭到了拒绝。”两年来，每月到救助站接受救助的人员都在300人左右，“基本没有什么波动，甚至春节这样的节假日也一样。这些人中间，我们很难发现职业乞丐。”记者在救助站发现，在这里接受救助的人大多衣着相对整洁。与此相关的数据是，我省共有市、县两级救助管理站68个，每年进行常规救助两万人左右。
为什么政府救助会遭到职业乞丐拒绝呢？“他们都已经放弃了尊严，我们去劝导他们时，多数会遇到‘有钱吗’的反问，他们要的是钱，有的收入比公务员还高。救助站不可能发钱，自然会遭到他们的拒绝。”
救助站成为免费“招待所”
对于流浪乞讨人员，长沙市政府的意图是建立以110巡警联动为核心，囊括相关各部门的“联动救助流浪乞讨人员体系”。目前，长沙市救助站救助的对象，110巡警送来的占很大的比例。
根据规定，能接受救助是有条件的，必须同时符合以下四个条件：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既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又不享受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但是，现在救助站却被一些人看成了免费的临时招待所。”李桓说，来寻求救助的人员中，有上访人员、来长务工未落实工作者、刑释人员、被扒被抢人员、患慢性病者，这几类人中，很多都是不符合四个条件不在受助范围之列的，而且不少是反复求助的，但是很多时候救助站不得不让他们进来并安排他们返程。长沙市火车站甚至发生有人专门以从救助站套取车票牟利的案例。
少年流浪者管理遭遇难题
受助者中一个特殊群体是流浪少年儿童，他们大都由巡警、城管等部门护送到救助站，绝大多数是在街头流浪乞讨和被操纵进行偷盗、或卖花、卖唱等。长沙市救助站办公室副主任李桓介绍说，很多少年儿童一进救助站就闹着要走，但是按规定受助人员中未成年人属特殊困难救助对象，为其安全考虑是不能让其自行返乡的，必须与其亲属或单位联系接回或送回。碰到一些没有地址找不到家人的孩子，就只能滞留站内。
而一些流浪少年被送回原地后仍有危险因素。比如在怀化少年梁攀龙昆明扒机事件中，与梁攀龙一起扒上飞机并摔死的另一少年束清，两人正是在昆明救助站认识并一起跑出随后钻进机场，而束清正是长沙市救助站按照属地原则护送到昆明救助站的。
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按照人性化的立法精神，新的救助办法贯彻的是自愿原则，只要他们没有违反法律，不能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这在提倡社会宽容的同时，也使得一些破坏市容、强讨强要的职业乞丐处于管理的真空地带。从长沙市城管警察支队得到的反馈是，两年来该支队处理的职业乞丐违法犯罪案件非常少见。
流浪乞讨人员可分四类
公安部门透露，在长沙流浪乞讨的人员成分、乞讨的原因非常复杂，但他们多数并不是因生活无着而乞讨。综合来看，目前社会面上的流浪乞讨人员大致可分为四类。
职业型。一些贫困地区的村民早有外出乞讨的职业习俗，家中有田不种，有活不干，专门到大中城市以乞讨为生。
违法型。流浪乞讨人员中不少聚集成团伙、帮派，划地为营，强讨强要，甚至组织、欺骗、胁迫、利用未成年人或者残疾人乞讨。一些流浪乞讨人员，在乞讨时，经常顺手牵羊，偷盗公私财物。在一些繁华街道，经常发生驾驶员在应付乞讨人员时，车上的包或财物被偷走的案例。
临时型。一些盲目来长沙找工作的人，因找不到工作，而所带的钱已花光，不得不就地乞讨。
求助型。一些外地来长沙的人员，人生地不熟，突遇抢劫、抢夺、诈骗或其他突发事件，所带盘缠用尽，只好向路人求助。
本报记者 黄志杰 实习生 周 全 摄影 赵尚渝
责任编辑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