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争端有深刻背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朱国栋/上海、宁波报道

　　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毅的名字已经很少出现在中日媒体的头版了

　　关于中日恩怨的故事，典型的版本是——日本人对当年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的历史不肯悔改，中国人对此的愤怒日益增加。

　　近来 两国的东海油气争端，却部分改变了故事的内容和方向。

　　中日关系不顺的新因素

　　7月14日下午，刚刚从中国大连参加完WTO非正式小型部长会议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忽然召开紧急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授权日本最大的天然气公司——帝国石油公司，在东海海域的中国专属经济区试开采石油天然气。

　　仅仅在一天前，中日两国还决定将原定于7月中旬在东京召开的东海油气田问题第三轮磋商推迟到8月份。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渥美千寻，向日本政府批准企业试开采东海油气田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日方的这一行为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和侵犯。也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崔天凯对渥美千寻说。

　　当天，日本共同社刊登了一篇题为“日本批准东海油气试采是埋下祸根？”的文章，称日本一位政府人士强调，“日本方面若真的开始试采，估计中国可能会派遣舰船至附近海域进行示威”。

　　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黄大慧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中日历史问题原本早就可以解决，但这一页却怎么也翻不过去，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日益复杂。如今，东海油气纠纷凸显中日现实的利益冲突，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的孙伶伶博士也认为，历史问题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非理性的特点，短期内很难解决。而现实问题，尤其是在钓鱼岛和东海划界问题上的冲突，涉及领土主权归属和国家根本利益，存在矛盾冲突激化的可能。

　　不可思议的是，一直声称让东海成为“合作的海”的小泉首相，在中日关于东海油气磋商的进程中，却一反常态。7月16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日本经济产业省已经给这3处油气田命名，分别是“白桦”、“楠”和“桔梗”。

　　日本似乎想为中日经贸降温

　　“政冷经热”一直是近年来描绘中日关系的最合适词汇，其中代表的美好期待是——中日两国经济的迅速融合能消除过去的仇恨。毕竟，从2004年开始，中国开始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对华（含香港）贸易额实现了22.7141万亿日元。

　　但日本政府最近的举动似乎想为红火的中日经贸降降温。日前，日本经济产业部发表本年度的通商白皮书，警告日企：投资中国有风险！

　　白皮书重点分析了中国投资热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包括将带来严重的电源的不足，资源、能源价格将会提高，以及房地产价格和租金的上升等。

　　在分析中国投资热潮时，白皮书也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问题泼冷水，称“中国虽然取得显著的经济增长，但是贫富悬殊，乡村与都市的经济差异也越来越明显。目前，已经浮现了失业、坏账等问题。”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产业省还提醒日企：“为了日本企业今后的竞争能力，必须密切留意中国的产品研究开发以及收购外企的情况。”这是日本首次以文件形式来针对中国市场，可能会影响日本企业今后考虑投资中国的热诚。

　　与此同时，日本正警惕地注视着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动。法新社今年4月刊登了一篇名为“日本对中国和拉美建立更密切的经贸关系感到忧虑”的文章。

　　文章中，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次官渡边博史称，他已经告诫在美洲开发银行工作的一些同僚，当心中国经济力量带来的威胁。“我对他们说，在从原料供应到零件组装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制订更加明晰的分工计划，否则中国可能垄断整个流程。”渡边说。

　　在金融领域上，特别是人民币汇率上，首先对中国指手画脚的是东京。

　　早在2002年底，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就提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谬论，要求人民币升值。当时，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

　　一个月后，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2003年2月，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西方7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主张通过一项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

　　尽管在多个经济领域，中日之间存在争议与分歧，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季风研究员认为，中日两国目前仍处于“政冷经热”的现状。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日经济关系不能单看一两年，而应看长远。根据我的统计分析，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中，8项数据中，只有两项数据是下降的，主要就是贸易比重和投资比重份额下降，但总额还是处于较快的增长。”

　　讲究和平合作才会占有主动权

　　对日本外交很有研究的社科院日本所的姚文礼研究员认为，从本质上讲，中国和日本都是正在崛起的国家。中国是从政治大国向经济大国崛起，日本是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崛起，在地区发展的主导权上，可能存在一些冲突的因素，但两个邻国的同时崛起并非意味着冲突，可以合作和“双赢”。

　　“然而，问题是在地区合作上，中国是比较积极，日本却犹疑不定。”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犹豫也罢，强硬也好，其实背后隐藏着日本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目前在日本，政界人士对对华强硬兴头十足，为的是表明他们是在捍卫日本。”设在华盛顿的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伯特·迪雅里克说。

　　日本“捍卫”的就是所谓的“地区主导权”，东京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对此早有解读。他们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处于主导地位，日本在20世纪处于主导地位，但在21世纪，两国将首次平起平坐。

　　按照目前的情况看，日本经济几乎没有增长，而且预计日本人口将减少。与此同时，中国经济25年来年均增长率达到9%。“照此下去，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日本。”美国的一项最新统计称。

　　黄大慧称，从经济方面看，日本失去的十年，正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日本人一方面对自己国家的信心下降，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发展出现了危机感。“一个100多年来弱小的中国越来越强大，或许以后还有超过日本的可能，这个让日本危机感强烈，所以增强了遏制中国的动机。”

　　7月底，中国外长李肇星会启程参加“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本届会议上，将最终确定参加今年年底马来西亚首届“东亚峰会”的成员国国家。早在两个月前的东盟“10＋3”非正式外长会议上，东京强烈主张扩大东亚峰会的参加国，要求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峰会。

　　5月7日的日本《东京新闻》称，日本之所以要求让中国的“对手”印度，以及让与日本关系比较深的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参加东亚峰会，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金熙德注意到，2001年11月举行的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10+1）上，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个月后，小泉就巡访了东盟五国，提出了加强彼此间一揽子经济合作的建议。中日领导人先后访问东盟的时间上的“巧合”，当时便引发了外界对中日是否在进行“东亚主导权之争”的猜测。

　　其实日本曾是最先提倡亚太经济合作的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一度是日本的既定方针。90年代初，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对东亚经济合作一度变得十分谨慎。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后，日本对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积极性重新高涨。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美国的牵制，日本开始对建立“自由贸易区”和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问题消极应对。

　　在看到中国积极行动之后，东京急忙跟进，加快了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步伐。自民党成立了“推进FTA特别委员会”，外务省出台“日本的FTA战略”，提出将FTA与政治、安全战略挂钩。

　　2004年5月18日，日本成立了“东亚共同体评议会”（CEAC），这是个研究机构牵头、政府部门做后盾的战略研究机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担任该会会长，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滕宪一任议长。金熙德认为，该机构设立的宗旨，是为改变日本在推动东亚合作方面的落后局面出谋划策，以期重新确立和强化日本的“主导”地位。

　　“客观地讲，中日两国，确实是亚洲两大强国，但只要还有友好合作的空间，就不应该迎头相撞，避免最坏的、两败俱伤的方法。”金熙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的观点是，在国际舆论、话语权上，谁讲究和平合作，谁就会占有主动权。“赤裸裸显示实力的外交，其实是很愚蠢的，我们决不采取主动激化矛盾的做法，我们还是要走和平外交的道路。”

　　打开中日问题症结的钥匙在日本

　　自日中两国间摩擦升温以来，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学者，都为化解两国的矛盾，维护中日友好大局做出了种种努力和尝试。

　　在中日两国摩擦不断、高层互访中断之际，被誉为“日本通”的原外交部副部长王毅，2004年9月10日，抵达东京出任新一届中国驻日本大使，被寄望突破中日僵局。

　　在东京，王毅马不停蹄地与日本朝野各政党、日本各个团体进行接触，拜会日本各界友好人士，希望多方面地加强同日本的沟通渠道。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毅的名字已经很少出现在中日媒体的头版了，中日关系还是照常阴云密布。这恰恰说明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中日“交恶”的局面并非一个大使的努力就能扭转。

　　在黄大慧看来，中日关系摩擦增加有具体的国际背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日比较友好，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在国际上中日能在战略上相互借重抗衡前苏联，中美日三方有共同利益。“但冷战后发生了变化。日本不把苏联作为威胁，日本眼中的危险开始南移，除了朝鲜半岛外，就是中国。”

　　特别是，中日两国国内情况这10多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超出了日本的想像。因此，日本越来越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手，作为一个威胁，设法对中国进行遏制。不仅在政府层面上遏制中国，而且媒体还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话题。

　　黄大慧认为，一般来说，公众对外交一是不感兴趣，二则所知的信息有限，所以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众的看法。日本政府对华的强硬和不信任感，加上媒体的渲染，日本公众近年对华的好感也在降低。

　　除了中国崛起让日本增加戒备外，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也很重要。从1955年一直到1993年，日本国内政坛一直是冷战状态，也就是保守和革新、进步和反动的对峙，沿用的“保革对立”，当时国内的对华政策往往有很大的争论和争执。

　　冷战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革新进步势力变弱，导致日本政坛保守派的对华政策缺乏限制和牵制，这也是日本政坛总体上保守化，右倾化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黄大慧说。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资深编辑罗伯特·沃德撰文指出，中日双方对立的理由，表面上看是历史认识问题，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政治和经济实力正从日本向中国转移，日中之间正在进行力量关系的重新调整。

　　他眼中的中日对立，不仅在过去，还会在未来。这种对立在实力关系调整的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虽然双方会因此感到痛楚，但这却是一条必经之路。

　　平心而论，中日两国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多利益交汇点，比如在经贸上，可以利用经济互补性扩大两国合作。吴寄南认为，中日两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这是遏制两国关系趋向恶化的强大“制动器”。尤其是两国的经贸交流，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两国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但打开中日问题症结的钥匙在日本。关于这一点，金熙德有独到的解释，“中日之间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中日东海问题，是由日本单方面炒作而来。”

　　历史问题同样如此。金熙德认为，不是中国人纠缠着历史问题不放，而是日本执政势力纠缠历史问题不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对侵略战争的反省，以及日本军队在抗战时犯下的滔天罪行，都已盖棺定论了，中日两国政府和民众都接受了这种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