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有人员牺牲。对于同伴的失事，我们在心里都会有些难过，但同样的事情随时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根本无法考虑那么多，只想着能顺利完成任务，赶快赶走日本人”

　　龙启明，1923年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英皇学校。1941年考入香港政府工学院，1942年加入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其 前身即人们所熟知的“飞虎队”)，并于1943年～1944年间，执行“驼峰航线”运输任务，当时只有20岁。

　　抗战胜利后，龙启明进入中央航空公司，1949年，身在香港的龙启明参加“两航起义”回到大陆，1952年转业进入重庆钢铁厂，现退休居住重庆。

　　那段出生入死的日子，对龙启明来说，终身难忘。

　　逃离香港

　　我从小生在香港，长在香港，小学中学都是在香港读的。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我当时已经进入香港政府工学院(现在的香港理工大学)电机工程系。日本人进入香港之后，虐待侮辱中国人，香港的每个街口都有站岗的日本兵，中国人路过的时候都要给他们鞠躬才能通过。

　　后来，日本人开始在香港拉壮丁，我父亲就让我和哥哥赶快离开。就这样，哥哥先我一个星期离开香港。我随后和几个同学一起到了澳门，当时澳门还是中立地区。当时我听说华侨学生到大陆念书不需要交钱，还有饭吃，这个条件对我们吸引力很大，我们就想能够回到内地继续念书。我和两个同学一起先走到当时的广州湾，随后又步行七天到了广西玉林，再转汽车、火车，这样，从澳门出发，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到了桂林，当时已经是1942年6月。

　　在桂林的时候，我去登记考大学，随后考取了广西大学，但没想到念大学并不免费，要交2000多块钱。当时我身上根本没有钱，于是就放弃了念大学。1942年的时候，桂林已经聚集了很多逃难来的香港人，因此桂林也被称作“小香港”。我们这些逃难出来的青年就住在当时的青年会里，那时候住宿是5毛住一晚，7毛一顿饭，生活比较清苦。一天我正无聊地在街上瞎逛，看到报纸上刊登有招收留美空军的消息，自己生活正是没有着落，就想试试看。我把自己的衣服卖掉，才凑够400元报名费。

　　空军的考试有数理化、英文等内容，我小学中学都是香港英皇学校读书，那个学校是当时香港最好的学校，所以我这些学科的基础都很好，这几门考试很轻松就通过。但是还有一门考试内容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就是要考国民党的党义，类似现在的政治课。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内容，后来监考官看我坐在那里一个字写不出来，就把我的卷子收走，让我离开考场。我后来听说，不论其他的科目考试成绩再好，党义不及格，还是不要的。心想这下可全完了。

　　没想到10月份放榜了，一看，我和同学三个人都被录取了。录取之后是体检，我们都顺利通过了，随后就和十多个一起被录取的同学一起被送到重庆去报到，接着又从重庆到了昆明航校，然后又到印度，从印度到美国，结果还没有毕业就提前回来了。

　　飞越“驼峰”

　　当时，中缅公路运输已经中断，向中国输送物资只能靠空中运输。为了输送物资，开辟了中印之间的“驼峰航线”，飞行任务很紧张，中国所有的汽油和军用物资都是靠这条航线。

　　我们当时参加的是第十四航空队，前身即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尽管当时已经被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但队员们还是习惯性地在飞机机身上刷上飞虎的标志。

　　那时候飞行人员太紧张，本应该三人飞的机组只能两人飞，每天一个来回，从昆明巫家坝机场到印度亚山姆省的DINJAN或KEBRUKAASSAM，有时候一天甚至要飞一个半来回，这种生活从1943年3月一直持续到1944年6月。

　　当时的飞机的性能和条件都与现在没办法比，每天100架飞机飞这个航线，几乎天天都要摔飞机。航线本身就比较危险，加之人员不够，根本没时间熟悉航线，就要飞行，很多人是刚刚开始飞行就出事了。

　　在这条航线上，山峰和山谷起起伏伏，远看像骆驼的驼峰，因此这条航线被称为“驼峰航线”。我们的运输飞机只能飞1万英尺(3000千米)左右的高度，而喜马拉雅山向北都是高峰，很多山峰都远远超过我们的飞行高度，当时不是什么雷达控制(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有雷达，但是性能非常不好)，飞行的定位，很多时候只能靠飞行员的经验和判断，飞机只能在山谷中穿行，山谷中气流变化非常快，稍不注意就会撞到山上。

　　如果飞机出现故障，即使飞行员跳伞都没有用，因为下面都是荒无人烟的大峡谷，跳了伞也无法生存。但那时候我们年轻，对自己的生命、身体都没有考虑那么多。包括美国人在内，大家都有一个信念：赶快打败日本人，把日本人赶走了，就能够回家了。

　　我第一次飞驼峰的时候，还比较幸运，有一些老的飞行员带着我，我跟着他们飞了七个班次。然后才开始独立飞。很多新来的飞行员飞过一两个班次之后，就开始独立操作，太紧张了。那时候的口号就是“一滴汽油一滴血” 当时我们国家不能生产汽油，重庆的公共汽车烧木炭，有些有钱人的私家车能用上酒精就算是很不错的，只有军用汽车和首长的车才能用汽油，而这些汽油就只能通过驼峰航线来运输，偷盗汽油是要被枪毙的。

　　我曾经在机舱里拍摄过一张满载汽油的照片，当时一架飞机装24桶汽油，每桶是50加仑。我们飞机本身的耗油量是一小时两桶，一个来回飞行需要6到6个半小时，新飞机一小时需要80加仑，差一些的飞机需要100加仑，这样算下来，我们装回来20多桶汽油，在空中就要消耗10多桶，因此这条航线的运输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空中遇险

　　有一次我从印度起飞到达昆明，我的飞机有8个油箱，每个油箱可以装110加仑，装满880加仑。我们回程是3小时，经常用油量是280加仑，我们回到昆明还剩500多加仑，地面人员再从油箱中把油抽出来100多加仑，于是，飞机再用这剩下的400加仑汽油飞回印度，飞回印度的航线飞机会遇到顶头风，飞行时间会比来的时候长一些。

　　那天我刚刚飞过驼峰，突然得到信息，日本人正轰炸印度的机场，指挥台说我们不能降落。我们是运输机也没有武器，飞机只能在群山中兜圈子，等到30多分钟后，我的飞机油量已经不够了，只能迫降，当时的一点好处是印度北部全部都是茶园，比较平坦，我也做好了一切迫降准备。我还有一种选择是空中跳伞，但是这样一来，整个飞机都会损失，而一旦迫降成功的话，至少还能保存飞机的大部分零件。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接到机场通知，日本飞机走了，我们可以回机场降落，于是我又驾驶飞机朝机场飞，好在当时离机场已经不算太远，飞机勉勉强强飞到了跑道上空，在离地面6公尺的时候，螺旋桨彻底无法运转了，飞机直直地从空中摔了下来，幸亏是空飞机，受损没有那么严重。

　　这一次经历算是我在驼峰飞行中比较危险的一次，但比起其他牺牲的战友来说已经非常幸运了，我有一个外号叫做“幸运星”。我们这里几乎每天都会有人员牺牲，所以对于伤亡大家都已经习惯甚至是麻木了。对于同伴的失事，我们在心里都会有些难过，但在战争环境下，同样的事情随时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根本无法考虑那么多，只想着能顺利完成任务，赶快赶走日本人。

　　由于日本人对这条航线骚扰非常严重，有一段时间总部将飞行时间全部改为夜航。即使是这样，遭遇到敌机的情况还是不可避免，有一次，我刚接到情报说有日机在此区域活动，就看见在飞机的左前方有个黑点。我对我们自己的航线很清楚，知道在那个方向不会有自己的飞机，刚好也是老天帮助，是个阴天，我驾驶飞机赶快钻到云层当中，在云里转了半天，出来再看，敌机已经不见了，总算又躲过一劫。

　　在驼峰航线，一共有几十个中国人，大家见面都很亲切，我的年纪很小，他们都叫我“小龙”或“龙仔”，但是很多战友还是在互不知道姓名的时候就牺牲了。

　　战争与浪漫

　　我们这些飞行员相比普通的老百姓条件要好得多，很多食品和生活用品都是从美国过来的，但也还是比较艰苦。平时我们的生活非常单调，有一个军营里的俱乐部，每次飞行任务结束之后，到体检室，会给你发一杯酒作为完成任务的奖励。就是这杯酒吸引了很多人，也给危险而单调的飞行生活带来了一点乐趣，有些喜欢喝酒的战友即便不是自己的航班，也会跟着那些体检的人，顺便混一杯酒喝。

　　军营里不允许卖中国酒，因为医生认为白酒会对人体产生伤害，因此很多美国兵偷偷跑到昆明城的酒馆里去买中国酒喝，很多人喝了中国白酒都会感觉头晕，像是听到了空袭警报的感觉，因此他们给中国酒起的名字就叫做“警报酒”。

　　当时每周星期六还会安排一个舞会，我就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我的太太，她是从上海逃难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做工。那天她借了朋友的一身衣服来参加舞会，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我开了吉普车到西南联大去找她，才知道她身世也很坎坷，我们在三个月之后结婚，我才20岁。

　　1944年6月，我从运输大队调到轰炸大队，终于可以亲手驾驶飞机打击日本兵。那时候我们执行的任务是轰炸缅甸等地的军事目标。日本人已经将海军和空军的力量集中在南太平洋区域，缅甸上方的制空权已经完全被盟军掌握，所以我们执行的轰炸也成为整个战场上最“舒服”的作战任务。

　　1945年8月，我和其他战友驾驶第一批盟军飞机降落在汉口。后来，我们又执行任务，将抓来的10名日本高级战犯押送到上海，那是1945年9月的事情。经过多年的抗争，抗战终于胜利了，这也是我那些年当中最高兴的日子。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始。次日，中国空军投入战斗，开始了自抗战以来中日两国空中力量的首次交锋。

　　当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机对长江内的日本军舰以及位于上海的多处日本军事目标进行了轰炸，击沉日本驱逐舰一艘，还造成日军人员物资的重大损失。中午时分，日军派出战机对中国进行报复性轰炸，在杭州湾上空遭遇中国空军的拦截，双方在杭州湾上空进行了一场激烈空战。是日，中国空军击落敌机6架，取得了6∶0的战绩。

　　“8·14空战”的胜利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听到陆军方面惨败的消息之后这才发现，原来中国还存在着一支能够承担主动对日攻击，并能取得胜利的武装力量。次日，中国空军的照片和他们的事迹成为中国各大媒体的头版消息。但真正了解当时中国空军实力的人却明白，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面对数倍与己、装备精良的日本空军，年轻的中国空军接下来要面临的将是严酷的报复性打击。

　　在抗战刚刚开始之时，中国方面能作战的飞机仅305架，而日本陆军航空兵力为140个中队，海军常备基地航空兵力为65个飞行队，陆海军共有飞机约2700架。

　　果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中国空军和日军在上海、武汉、南京、杭州的上空，一场场战斗惊心动魄。处于劣势的中国空军凭借自身的果敢，予敌以重创。在“8·14空战”之后的三个多月中，日军损失飞机230架，飞行员被击毙327人。但是中国空军同样也损失惨重，至当年12月，南京陷落时，中国空军力量几乎损失殆尽。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飞行人员多数阵亡，一批空中名将相继陨落。被称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首的空军第四大队队长高志航首开击落敌机纪录，此后更是一人击落敌机多架，被日军称为“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1937年11月12日，高在河南周口机场遭日机扫射，中弹殉国。开战不到半年，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中的另外三位，刘粹刚、乐以琴、李桂丹也悉数阵亡。

　　就在中国空军陷入绝境之时，苏联志愿航空队于1937年12月来华，与此同时，一批苏制战机也运到中国，中国空军由是绝处逢生。1938年，陆地战场每况愈下，空战亦进行得相当惨烈，侵华日军的战机数量越来越多，而中国战机却越打越少。即便如此，中国空军还是集中有限力量对日军台北、武汉、上海等航空基地进行轰炸，甚至派遣飞机到日本本土进行了“宣传轰炸”，散发了上百万份传单。

　　自1939年到1941年期间，中国空军迎来了最为艰难的三年。这期间，中国空军几乎无力再进行大规模作战。同时，日本新式战机 “零式”战机投入使用，中国的落后机型面对这种战机时几乎没有还手之力。1941年3月，中国空军第五大队34架飞机迎战日本12架零式战机，结果被击落13架，击伤11架，而日机则仅有少量损失。第五大队因此被撤销番号，改名“无名大队”，队员胸前要佩戴“耻”字胸章。至1941年夏，中国空军消耗到仅存65架飞机。此时，苏联志愿航空队也奉命撤回，中国空军再一次面临山穷水尽的地步。

　　日军利用空中优势，在重庆、昆明等中国后方军政要地如入无人之境，进行狂轰滥炸，因为日军的空袭，中国军民死伤惨重，甚至发生了因躲避空袭而造成上万人窒息死亡的“重庆大隧道惨案”。

　　1941年冬，美国空军教官陈纳德率领自己招募组建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到昆明参战。开战第一天，已经许久未见中国战机的日本飞机遭到重创。此后，陈纳德的机队屡创空战佳绩，因其英勇神猛而被民间称为“飞虎队”。至1942年7月，飞虎队被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后在滇缅公路中断的危急情况之下，开辟中印之间著名的“驼峰航线”，用空运维持中国战略物资的运输。

　　1942年，也是中国空军的转折点。随着新一批空军培训完毕，同时接受了大批美式轰炸机和歼击机，中国空军重新与日军展开激战，并且逐步取得制空权，1944年，完全取得主动。1945年8月14日，中国空军第五大队飞行员沈昌德从湖南芷江机场起飞，完成了中国空军在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作战任务。次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根据统计，抗战8年中，中国空军共击落击毁敌机1226架、击伤炸伤敌机230架、炸毁炸伤敌坦克车辆8546辆，而自己则损失各种飞机2468架，6164人殉国。 （本刊记者/孙展）

　　(本文写作参考了《国民党空军抗战实录》、《中国空军抗战史》等书籍，特此向相关作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