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为本，将军的生命底色是永不凋谢的鲜红

    杨业功善作古体诗词。他曾仿照唐朝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填写了一首《公仆铭》，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位不在高，廉洁则名；权不在大，为公则灵。斯是公仆，惟吾德馨。”

    熟悉他的人说，这正是将军 的自画像。

    杨业功的清廉在基地有口皆碑，甚至有人说，他太倔，倔到不近人情，从他当旅长起，家门楣上就贴着“携礼莫入”四个字，十几年来，就不曾有过一个人能带着一条烟、一瓶酒走进他的家门。

    杨业功的“倔”事太多。

    他贴在门楣上的“戒条”真的是不知让多少携礼者望而却步，但也确实有人不信，非要往里走，结果不是被拒之门外，就是被“请”出家门。有一次，一个湖北籍干部被提拔后，揣着一个“红包”来到同为老乡的司令员家表示感谢，他没料到，“红包”刚刚放到桌子上，就被杨业功一把扔到了门外。

    基地政治部纪检处至今还保留着一张礼品登记表，那上面登记的是2001年6月29日杨业功退回的一张包裹单，上面标有价值400多元的高级竹凉席和按摩枕，那是一位退伍战士寄来的。

    他的独生子杨波涛结婚，他事先就给身边工作人员定下规矩，不准声张，不准收受任何礼金，仅在基地文化站以茶话会的形式邀请了几位老战友和朋友到场，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瓜子和糖果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几位老战友过意不去，商量后，每人封了一个“红包”，悄悄留在了桌上。可第二天一大早，这些“红包”便被一一退回。

    走进杨业功的家，无人不惊。这位在建设共和国导弹部队事业上成绩卓著的将军，这位有着崇高美好人生追求的革命军人，在物质方面是超乎常人想象的淡泊。房间的墙壁是一抹儿的“大白灰”，家具多是老“古董”：睡的床是4个大箱子拼成的，那是他30年前担任团副参谋长时自己设计的；一张饭桌、一个柜子是20年前当作训处长时自制的；书桌上的台灯座是用一个旧乒乓球拍做的；一只吃饭的搪瓷碗跟了他30多年；衣柜里找不到一件高档衣服，一件腈纶秋衣穿了18年，几件衬衣多处都有补丁……他的家里最壮观的就是装着满满书籍的4个大书橱。

    清廉简朴在杨业功身上真正是一种本色，这种本色包含了他作为一名将军对党和军队事业的挚爱与忠诚。

    那年国庆阅兵期间，有一次因工作需要在宾馆住宿，他便吩咐找个标准间和司机住在一起。司机说：“您是将军，我是战士，哪能和您住在一起？”他却说：“不就是睡觉吗，能有一张床就行了，老是分那么清，你不觉得累呀！”

    还有一次到友邻部队开会，对方给他安排了一个条件较好的套房，他一到就立即要求把套房换成单间，一番推让之后，随行的一位人员悄悄劝他：“司令员，你就住吧，反正是他们花钱接待。”他一听气来了：“花谁的钱不是花人民的钱？”最后还是坚持搬出了套间。

    杨业功的刚硬和不讲情面，曾让很多人下不来台，但是他内心拥有的爱让更多的人感动。

    他爱他的士兵。

    2003年非典时期，一名战士从南方“疫区”归来出现胸闷发烧等症状，疑似非典病例，被送往部队医院隔离观察。杨业功得知后，迅速赶到医院，走进隔离室，握着这位战士的手说：“不要害怕！不一定是非典。即使是，部队党委会采取措施全力抢救你！”他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指示医院领导，要用最快的方法确诊，用最好的药物治疗。这位后来被排除非典的战士一说起这事，眼圈就红：“杨司令员待我胜过我的父亲！”

    他爱孩子们，特别是那些需要帮助的苦孩子。他从小在湖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中长大，他深知对于一个苦孩子，什么是最宝贵的。

    基地驻地附近的山村里，有一个小女孩叫孙丝雨，因为家庭贫困，小学只上到三年级就要辍学。杨业功知道后，立刻寄钱支付了她完成小学学业的全部学费。同时，他在部队发出倡议，开展捐资助学“春蕾工程”，基地团以上干部每人每年捐资400元资助一名失学儿童完成学业。

    杨业功还在湖北老家资助了一名叫宋特伟的失学儿童，他一次性寄去了3000元钱；在他病危之际，还交代家人又寄去了1000元。

    理解杨业功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对世俗的无情和冷落，恰恰蕴涵着他对一种高尚的真情与浓烈。他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欲望如果只是追求金钱，他便永远得不到满足，而不满足便不会快乐。我没有很多钱，但有很多钱买不到的东西，我是一个清贫的富翁。”

    这是一个真正的将军，恪守做人之道，奉献军人赤情，内心滚热，通体透明！

    战斗不息，将军永远在征途中

    39年前，杨业功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这样一段话：“为了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我保证：任何时候个人利益都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

    将军的誓言无声地传递了一生。

    2003年11月，这是一段令基地每一位官兵心蒙阴霾的日子。正在国防科技大学学习的司令员杨业功突然发病，医院确诊为十二指肠腺瘤癌变，且已到晚期。

    临上手术台前，将军笑着安慰家人和同志：“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不必担心，我的命大得很！”

    杨业功的命的确是大得很。他活着的每一天几乎都像在玩命。

    1999年，国庆阅兵回来，杨业功感觉上三楼有些吃力，经医院检查，结果是肥厚性梗阻性心脏病，他做了手术，安装了心脏起搏器。手术第20天，他就回到基地，驱车下了部队，照样一个水壶、一包方便面从天亮跑到天黑。医生急得团团转，一再提醒他：“您这样下去会出事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他则拍着胸膛说：“这不挺好的嘛！有‘本钱’就要干革命，不然要‘本钱’有啥用？”

    2003年6月，杨业功的身体每况愈下，吃不下饭，每次就餐前都要吃一把药。可他并没有停止工作，依旧和官兵一起爬山翻梁勘察阵地。有一次，勘察完毕从阵地回到某旅招待所，准备吃晚饭时，大家才发现司令员在房间没出来，进去一看，他脸色煞白地躺在床上，吃力地向大家挥挥手：“我没事，你们先吃吧，我要躺一会儿。”以后，这样的情景越来越多，甚至在勘察途中，他常常因为太过虚弱，只得躺在汽车的后座上赶路。

    官兵们心里不忍，又劝不住他，就用激将法：“您何苦这样拼命？您不必事必躬亲，工作照样开展啊！”

    他大笑，说：“部队建设当然不会因为少我一个而停滞不前，但是上天也不会因为你卧床休养而延长你的寿命啊！与其躺着休养，还不如爬起来干活。我就是倒下，也要以战斗者的姿势倒下！”

    现实对将军的愿望，兑现得竟如此急促！这一次他真的要倒下了。

    病魔现在成了将军的最大敌人。手术后的杨业功体重降了12公斤，化疗后的脱发、呕吐、疼痛轮番折磨着他。他躺在病床上，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猎豹，焦躁、不安，却又向往、亢奋。

    对每一位前来看望他的人，他问的、说的最多的都是关于部队训练、阵地建设、装备换型等等。他牵挂最多的是基地担负的重要任务。

    他几乎天天要求出院。

    2004年春节前夕，经过再三争取，总医院终于同意他回基地治疗、休养，那天，当他看到出院书的“医嘱”上写着“全休”二字时，一下子急了：“谁说我不能工作？”

    大年初六，春节还没过完，基地就抓紧研究节后的重要工作。这天，杨业功早早起了床，瘦弱的身体裹在军大衣里，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办公楼走去。他走得非常艰难，大口喘气，直冒虚汗。一位老战友见到他，劝说：“司令员，你还是休息吧。”他说：“节后的任务这么重，作为军事主官我怎能在家休息呢？”

    会议整整开了一个上午。会上，杨业功不停地擦着汗。散会以后，他几乎是被人架着走出了办公楼。

    第2天，杨业功又来了。第3天，他依然来了。

    直到第4天、第5天……

    第10天，他再也支撑不住，又一次倒下，被紧急送往解放军总医院。

    癌细胞在杨业功的身体里迅速地扩散，疼痛一天比一天强烈地向他袭来，他常常疼得全身发抖，大汗淋漓。但是他从不喊叫一声，更拒绝用杜冷丁一类的止痛药，因为他怕损害大脑的记忆。他是决不会允许自己没有清醒的大脑的。部队的每一项重要工作，都在他的大脑里装着，他一次又一次给基地和旅团的领导打电话，提醒各种需要注意的问题……

    余下的日子里，杨业功开始出现昏迷，他的嘴里不时地念叨着“操作”“装备”等各种工作术语。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深爱着的儿子，一家人片刻不离地守候在他的身边，他们多么期望即将远行的亲人再对他们说点什么，可是他没有。

    7月1日早晨，杨业功再次陷入昏迷，嘴里不停地发出“一二一，出发……”的口令，两只手无力地却是顽强地挥舞着。从基地匆匆赶来的参谋长高津，深深地懂得司令员的心，他低下头伏在杨业功的耳边轻轻地说：“司令员，请您放心，您交待的任务，我们都已经完成……”杨业功奇迹般安静了，挥舞的双手缓缓地落下。

    “群山巍巍，江河纵横，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部署着我们的火箭军。牢记我军宗旨，坚决听党指挥，一声令下，无往不胜……”

    那将是将军何等幸福的时刻！为祖国的和平、人民的安宁而战，永远是一个军人最崇高的使命。生为此，死亦为此，战士自有战士的人生！噢，将军已经出发……新华社记者张严平张选杰李国利（据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