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主席今年4月在雅加达会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时指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扭转目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局面，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继去年7月2日推出“提问中日关系”讨论专版之后，《国际周刊》再次约请中日两国专家学者探讨中日关系。本期所探讨的四个问题也放在人民网上，请网
友发表看法（回帖高达2900多条）。目的在于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推动两国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本版集纳了来稿的主要观点予以刊登。
问题1：去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秘鲁会见小泉首相时指出，当前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困难的症结是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小泉首相在日本国会答辩时说：“我参拜靖国神社与日中关系无关”。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江新凤（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研究员）：
当前中日关系走进低谷的最直接原因是包括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历史教科书等在内的历史问题。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实质就是美化侵略历史，推卸战争责任，这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而小泉首相执意参拜供有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更是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民的心。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日本缺少一种换位思考。在二战中，日本既是加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但最终使日本受到原子弹轰炸的根本原因，正是日本发动了欲称霸亚洲、主宰世界的侵略战争。日本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完全割裂了这种因果关系，往往更多地强调受害者的形象，尽可能地抹煞加害者的形象，他们很少站在中国等亚洲国家这些真正受害者的立场上正确思考历史问题。无论小泉以何种所谓的“理由”参拜靖国神社，都会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如果日本多一点换位思考，多从受害国的角度认识历史，就能够理解中方为什么把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看作是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困难的症结，就不会出现在历史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刺伤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从这一点讲，目前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困境的主要责任在日方。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日本领导人立即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做到言行一致。如果日本在言行上不能对侵略历史作出正确而深刻的认识，那么不仅中日关系的发展将会失去推动力，而且日本也永远难以成为取信于亚洲国家的政治大国。
三谷太一郎（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给日中关系带来重大影响的重要因素，大概首相自己也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小泉首相最近强调参拜不是作为首相而是基于个人信仰而为。但是，也许中方很难理解小泉首相传达的这种信息。因为中方大概不想接受停止参拜以外的信息。就日方而言，在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内部也出现了不少意见，要求小泉首相为了国家利益稳定日中关系，在任期内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不断密切的今天，停止参拜论是多数日本人的意见。
但小泉首相执意参拜的理由还在于小泉政权的性质。小泉政权不是靠自民党内部派阀之间的合作，而是靠舆论调查所表现出来的对首相的高支持率来维持政权的。只要舆论调查对内阁支持率不大幅减少，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首相就会继续参拜。另外，美国在占领日本期间曾指示废除国家对靖国神社的支持，但是，现在他们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未提出特别的批评。我想，这对把“对美协调”放于最优先位置的小泉首相的态度产生了影响。
盛邦和（上海财经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
小泉纯一郎不应该参拜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他认为“我参拜靖国神社与日中关系无关”的论点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发展中日关系，不能也无法回避历史问题。正确对待历史，才能把历史的重负化为前进的动力。当前，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成为两国政治关系的症结，问题出在日本领导人身上。日方必须妥善处理这个问题。时间拖得越长，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伤害就越大，也就越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中日关系在发展中出现的困难，必然会使双方合作受到制约。我们希望从大局出发，加强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只要中日双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文件的原则和精神，巩固两国友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中日关系就能长期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吴广义（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与中日关系不是无关，而是关系重大。中国人民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和摧残，痛苦的记忆至今仍然留在中国人心中。仅从1931年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就造成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战争消耗与财产损失达6000亿美元。中国人民从来都认为，在那场不幸的战争中，亚洲人民，包括被迫走上战场并失去生命的日本士兵在内的日本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对发动这场战争的战犯，中国人民是深恶痛绝的，理所当然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参拜战犯。小泉首相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蔑视与伤害。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决不是孤立的事件。日本政要森冈正宏、久间章生等人相继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显然是在为甲级战犯翻案。因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和尊严，关乎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影响到东亚的稳定与和平。
人民网网友孟尚华：
一个国家采用何种方式纪念阵亡将士本是其内政，但是，如果这种纪念方式公然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甲级战犯招魂，不断伤害邻国特别是历史上受其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感情，那么，它就超出了一国内政的范围，就不能不引起周边国家和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人们有理由担心右翼势力的恶性膨胀会使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扩张之路。
问题2：中日两国政治关系的障碍给两国经济交流与合作带来了哪些消极影响？如何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五百旗头真（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我没有预料到日中关系会遇到如此困境。很明显，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对方抱有抵触情绪。但是，两国都希望在国际体系中求得经济发展，合作对双方都有利。这一点两国政府及有识之士都非常清楚，因此，两国国内即便存在敌对情绪，最终也会受到抑制，我对日中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日中之间的关系决不应陷入一种互相猜忌的关系。两国应从大局出发，理性思考，迅速恢复以伙伴关系而不是以对手关系为基轴的双边关系。
江瑞平（外交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教授）：
中日政治关系的持续冷淡，正在导致中日经济关系也随之趋于冷淡：先看中日贸易。2004年中日贸易仅增长了25．7％，比2003年降低了5．4个百分点，更比同年中国外贸总增长率整整低了10个百分点！今年头几个月更是如此。按中方统计，1—4月日本对华出口仅仅增长了3．4％，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1个百分点。10年前对日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为20．5％，今年第一季度已降至14．0％。长期位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日本，去年已退居第三位，而在今年1—3月，中日贸易仅分别相当于中欧和中美贸易的87．5％和94．5％。具有明显地缘优势的中日贸易，还不及中欧和中美贸易增长快，显然已受到中日政治关系趋冷的影响。
在日本对华投资方面，2004年中国实际引进外资比2003年增长了13．3％，而实际引进日资仅增长了7．9％，低了5．4个百分点。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6月7日发布的一项紧急问卷调查表明了事态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准备扩充已有在华业务或开展新业务的日本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比重，比半年前下降了32个百分点。
村田忠禧（日本横滨大学教授）：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时代特征，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问题都可以和平、友好地加以解决，因为大部分问题都是由于相互不理解而产生的。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聪明与才智，防止有损双方信赖关系的行为发生。为了加深相互之间的信赖与理解，应特别重视培养发挥桥梁作用的人才。日中双方要特别重视派遣留学生的工作，有必要大力完善能使留学生专心学习的奖学金制度和住宿设施。对留学生的支持仅靠政府不够，社会各团体特别是企业也应对此做出积极的贡献。
人才培养不仅仅是留学，也可以利用暑假进行短期培训，另外还可以采取多种灵活方式，如在本国读大学期间可以短期出国留学一年等。教员的相互派遣、课程的相互交流应更加活跃，有必要开展跨国教育。应该重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之在日本和中国蔚然成风。
人民网网友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在与日本发展经贸关系的过程中，应防止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突然出现紧张局势而导致经贸关系恶化。目前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经济贸易合作伙伴。中日经济发展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今后，在继续发展与日本经贸关系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其他国际市场，通过发展与欧盟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减少国际贸易风险。
问题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对于中日关系来说是个重要而又敏感的年份。有一些日本学者和政要指责中国进行“反日教育”。中日双方在相互认识上存在哪些误区？中日两国如何解读对方的战略取向？
蒋立峰（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所长、研究员）：
目前，中日关系的发展处于困难时期。究其原因，并非如我国有些人所言是缘于“强强对立”。就政治、经济、技术、军事而言，中国对日本仍是弱对强的局面，日美同盟关系的巩固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局面。何况强强相对并不一定成为双边关系必然变坏的理由；更非如日本某些人所言是缘于“中国作为迅速崛起之大国必然要挑战国际秩序、扩张权益”。须知中国作为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不是要挑战国际秩序，而是要参与改造国际秩序，以使国际秩序更合理、更公正。
但在中国方面有一些人将日本领导人与民众视同一律，将日本政治“右倾化”视为日本民众的“右倾化”。其实，用“右倾化”一词规范日本政治的发展现状并不准确，用来概括日本民众的思想倾向就更不准确了。近年来，民族保守主义日渐成为日本政治发展的要素，日本民众的多数跟着走并非难以想象。从总体上说，日本民众仍然是我们努力争取的对象，而且是必须努力争取的对象。因此，对于日本民众，不应以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正确与否划线，而应以是否愿意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划线。当代日本青年与日本近代史上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毫无关系，完全没有必要搞“父债子还”，让他们为父辈的罪恶认罪道歉，而应鼓励他们站在正义一边共同声讨日本军国主义。他们对历史问题一时认识不清，可以等待，这不应妨碍他们成为我们的朋友。即使对中国抱有成见者，只要不以敌待我，就要通过工作化解其成见，以扩大友好阵营。其实，对以敌待我者也要做工作，日本右翼也不是铁板一块，同样可以争取多数，孤立少数。
近年来，日本政界一些人动辄攻击中国进行“反日教育”，甚至造成声势，影响很大，使得相当多的日本民众也以为如此。这是日本民众认识上的误区。如果说中国进行“反日教育”，此乃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之教育。中国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有充分的权利进行这种教育，同时也有必要进行这种教育。日本军国主义也曾危害日本广大民众，如果不愿重蹈近代覆辙，则在日本也应认认真真地进行这种教育。但是，日本个别领导人以及一部分政客、右翼文人、某些传媒所鼓噪的中国进行“反日教育”并非是认识上的误区，而是出于对中国政策的故意歪曲。他们欲借此在民众中扩大影响，抬高身价，或转移视线，以对中国政策的歪曲来诠释其国内政策的一意孤行。对他们而言，此类作法也许会得益于一时，但不会有效于长久。日本领导人应该及早改弦更张，使中日关系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
永野茂门（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理事长）：
日中两国相互如何进行战略定位？首先，在考虑世界安全保障问题时，排除美国因素是不现实的。保持日美中的合作态势是维持东亚和平的底线。因此，三国之间有必要切实地加强联系。其次，日中两国有必要以“向前看”的姿态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第三，最近，日中关系冷冰冰的，令人寒心。从安全保障的角度出发，我们希望今后能够进行军人以及自卫官之间的交流。为了建立未来更良好的日中关系，我们想更有效地运用政府与民间的基金。最后，为了维护日中友好关系，我们都应以大局为重，这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尽的职责。
人民网网友wsb：
中国的爱国教育不等于反日教育，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中国犯下的罪行，中国政府有责任让自己的国民知道。日本政府也不应该对自己民众隐瞒历史，更不应该对中国的爱国教育说三道四。
方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
在中日关系中，日本的军事发展走向是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不仅中国对此高度关注，周边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对日本发展军事力量也持激烈批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日本在一些敏感的军事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其中许多涉及中国。
去年年底，日本公布了《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对其军事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第一，日本将军事战略方针从“专守防卫”转向先期遏制性的“主动先制”和“海外干预”，这一战略调整在于强调“先发制人”。日本明确提出其军事力量承担“本土防御”和“应对周边危机”的双重使命。这是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重要战略步骤，也意味着提高对“周边危机”的干预能力将成为日本军事力量建设的重点。第二，大肆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并第一次在防卫大纲中将中国列为主要威胁。第三，将有效应对所谓“新型威胁”作为日本军事力量运用的基本方向。事实上，在上述文件公布前，日本已经开始对其兵力部署进行调整，将防御重点由俄罗斯转向朝鲜和中国。
去年5月，防卫厅就通过媒体透露，它已制定向冲绳派遣7200人的兵力以应对台海地区可能出现军事冲突的战略计划。“新大纲”公布后，日本军方又制定了所谓“西南岛屿防御计划”，将中国领土钓鱼岛明确划入其防御作战范围。日本企图以军事力量干预台海形势、不惜动用武力争夺我领土主权，将严重损害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进程中，其国内政治正在滋长一种在保卫安全的口号下企图以军事力量挑战国际关系准则的倾向。我们必须对未来日本军事发展的走向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方面出于重视中日关系大局的一贯立场，在历史问题上一直采取克制态度。几乎每次都是日方首先在历史问题上挑起冲突，如否定南京大屠杀，政府审议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等，中方大多都是在出现这些问题以后才表明本国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
中国的历史教育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和培养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我们的历史教育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基础，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与人文精神为主线，并没有刻意贬低日本或其它哪个国家。近代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西方列强掠夺中国大量领土等等，都包括在中国历史教育内容之中。同时，我们还歌颂黄帝、炎帝，介绍四大发明等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中国的历史教育重视厚德载物，重视正义与宽容。但是，近代至二战结束，日本是给中国带来深重民族灾难的侵略国家之一，中国在进行历史教育时有责任将这些历史真相告诉下一代。特别是在反法西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告诉日本和世界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残杀的不仅仅有法西斯德国统治下的犹太人、苏联人等，还有大量中国人遭到东方法西斯国家———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残暴虐杀。
在历史教育上，中国特别注重把军国主义国家、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我们不禁要反问，难道当今指责中方历史教育的日本政府和某些人，要为当年军国主义国家张目，要把自己同当年的军国主义分子画上等号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日本政府就没有理由反对我们这种尊重历史事实，包容日本人民，有区别的历史教育。
人民网网友（IP地址：58．22．120．）：
今天，很多媒体喜欢用“亲日”、“反日”这类字眼来贴标签，我认为是很不科学的。实际上“反日”、“排日”等词语，都出自战前的日本媒体，目的无非是要把对日本国策赞同与否的是非问题转变成民族对立，或国家利益的冲突。对于日本与亚洲邻国的主要矛盾与冲突，我想首先应归因于其对侵略行为之不反思，及当前力图修宪派兵，令人难以放心。中国的崛起，也许会加强日本的“危机感”，但战后日本的历史翻案风及其力图推行的扩军路线，与中国国力的盛衰、中日两国力量强弱之消长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把问题的焦点单纯地解析为日本不让“中国崛起”的心态，其实是模糊了是非的界线。有些日本人将中日关系解释为“两强”的利害冲突，如果陷入这种以力量强弱变化分析问题的逻辑，原本与中国人、韩国人有共同惨痛经历的东南亚人会认为，今天中日间的历史观摩擦，并不是是非之争，而是两头巨象之间的角力，我们小国应避之为好。“强弱论”之陷阱，就在这里。
人民网网友（IP地址：59．66．141．）：
我觉得无论中日之间的战略冲突有多么尖锐，民间交流还是不应当停止的，双方民众完全可以本着平等交流的心态了解对方，消除隔阂。我主张对日本人民友好，虽然有些日本人对中国不一定友好。
人民网网友（IP地址：222．51．128．）：
日本政府表示，日本的教科书不是由国家制定的、政府不能规定特定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也难以就具体的历史教科书发表评论，这是借口。如此不负责任的对待历史教育问题，就说明日本政府是不负责任的政府！
问题4：您对中日关系的前景有何看法？如何妥善处理中日两国间存在的分歧？如何避免中日关系大局受到新的干扰和冲击？
井出敬二（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新闻文化中心主任）：
当前日中两国的经济关系非常好。在日本在华企业工作的中国人（包括间接雇用和直接雇用）超过了920万人。日方非常希望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所有的领域与中方发展关系。对于日本民间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如果中方有了意见或者是各种看法，可以在学者、研究人员和普通市民之间进行广泛的意见交流。关于日本政府对战争的认识，在1995年著名的村山首相谈话等场合已明确阐述过。
发展日中关系是我们强烈的愿望，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例如日中两国应该在能源、资源、环境等方面合作。另外，我认为在援助全世界贫困地区、有纷争地区方面，日中两国也可以合作。改革开放以来，日中两国已经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成功。今后在全球稳定和繁荣方面，日中两国也应该合作。
松本健一（日本评论家、丽泽大学教授）：
在全球化即世界趋向同一的过程中，理所当然地，世界各国也在这个同一的世界中，不得不采取“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的国家战略或方针。这导致所有的国家“向内”，民族主义倾向增强。
就日中关系而言，近年来出现许多对立。如围绕尖阁列岛（指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本版注）主权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而形成的对立以及历史教科书问题等，这一切都与“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战略有关，就连与所有问题都有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也不例外。应该保卫的“自己的国家”到底是什么？这就涉及到确立国家的主体性。
日本到了小泉时代，追随美国的姿态不断增强，侵略亚洲的历史记忆日渐淡薄。另外，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的发展大国意识增强，至少有一种取代日本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的愿望。结果导致日中关系因双方各自确立和强化自己的国家主体性而产生激烈的对立和冲突。就目前而言，还找不到解决日中关系紧张的方法，至少在外交谈判上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如果说还有什么办法的话，那就是两国各自实施内部的变革，在此基础上，两国争取站在亚洲主体性的角度，为未来的亚洲提出构想。为达到这一目的，几年前我就曾经提出设立“亚洲共同家园”这一常设机构。
王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日本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中日关系在困境中缓行。半年多来，日本对华外交表现出明显的挑衅性和非连贯性。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地位的确立，日本开始渴望提高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从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总决算”到小泉纯一郎的“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追求日本民族的“主体性”，整合国民意识成为新保守派政治家的执政理念。考虑到日本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被占领”状态，我们对日本社会内部出现的要求成为“正常国家”的诉求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然而，小泉上台后却“超常发挥”，甚至一意孤行。他不仅要保卫“自己的国家”，还要和美国一起把别国的领土作为“共同战略目标”。
“新日本主义”是小泉的执政理念：它表现为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文化上的“新民族主义”，军事外交上的“新现实主义”。近乎走火入魔地参拜靖国神社是小泉“新民族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小泉的目的是让日本独立，结果却将自己捆绑在美国战车上前行；他将平衡式现实主义外交改为扩张式现实主义外交。小泉搞内政焦头烂额，搞外交捉襟见肘。小泉政治已近尾声。
小泉的执政理念直接地影响到中日关系的走向。他在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上的不当决策，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台湾情结”与“日美同盟”将是影响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致命点。日本如果继续在战略上视中国为“威胁”并与之抗衡，中日关系则难以改善。我们希望日本未来的执政者能汲取小泉的教训，与亚洲兄弟国家携手共进，完成近代以来亚洲人的“兴亚”夙愿。
同时，我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也不要急于求成，要相信大多数日本政治家和人民能够进行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当然，对于一小部分别有用心的政客与右倾文人则另当别论。作为邻国，有矛盾和摩擦是正常的，我们有信心也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日关系能够走出困境，迎来曙光。
徐万胜（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在导致中日关系困难重重的各种因素中，既有“老”问题，也有“新”问题。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战略取向则正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新”问题，并刺激“老”问题处于显性状态。
首先，中日关系中的“老”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日本国内的结构性政治障碍，一时难以消除。目前，执政的日本自民党在是否支持小泉继续参拜的问题上一分为二，并有相当部分的日本民众难以理解中国方面缘何将参拜靖国神社视为“问题”。这表明中日双方消除上述分歧的努力将是长期的、艰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得这种分歧与矛盾处于隐性状态，防止其“外溢”影响到中日关系发展的全局。为此，我们主张大力加强中日两国政治、学术精英间的对话，提高双方在决策领域的相互认知程度，从而进一步探索彻底消除分歧的有效途径。
其次，中日关系中的“新”问题应放在多边关系的框架下予以考虑。日美同盟是日本争当政治军事大国的重要途径与主要平台，日美同盟的强化也是日本小泉内阁执政长期化的国际性战略支柱。以驻日美军整编为契机，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又有所上升，日美同盟的“涉台”倾向加强，并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重大消极因素。因此，包括台湾问题在内，我们很难单独与日本之间寻求问题的解决。相反，中日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可以采取“迂回”美国的间接方式寻求解决。另外，中国的发展是与东亚一体化进程紧密相连的，中日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可以在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得到缓解。
最后，我们应呼吁社会传媒、特别是日本传媒在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良性作用。事实上，一方面，对于20余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许多日本民众在心理上一时难以接受；另一方面，随着中日两国间经济合作关系的加深，经济领域的摩擦也必将不断涌现。对此，中日两国的传媒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客观报道，不要随波逐流，更不能为了满足一小部分人的心理需求而恶意炒作。
人民网网友王秀华：
我在今年4月下旬曾经去日本几家医院参观，其间接触了日本政界、新闻界和社会团体人士，感觉到日本民间蕴藏着改善中日关系的强烈愿望。一个叫高桥的日本人表示，他的一些亲人曾经参加侵华战争，他曾经到卢沟桥看过，心情非常沉重，直到见到周总理和田中首相握手的照片，心情才开朗起来。另一位日本人佐藤孝认为“日中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可见日本民间在两国关系上是非常理性的。后来日本翻译告诉我，其实在日本民间，渴望保持两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人非常多。
人民网网友（IP地址：221．119．202．）：
据朝日新闻民意调查，52％的日本国民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暂不说日本人民是不是伟大，但作为两国政治上的矛盾不应该无限扩大到那些无辜的甚至是友好的日本普通民众身上。我积极倡议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要盲目地去恨，先学会去调查，去了解，日本是怎样一个国家，日本人民到底是怎么想的，然后再决定该不该恨，如果该恨，那么是全恨，还是区别来恨。我在日本留过学，动不动就搞对立，我不赞成。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也受到过很多日本朋友的真诚帮助。中日这两个一衣带水的国家，如果互相搞民族仇视，只能两败俱伤。（本版日本专家学者的文字由王屏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