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科打诨”并非贬义词，据《辞典》上解释，系“指戏曲演员在演出中穿插些滑稽的谈话和动作来引人发笑”。引人发笑可谓插科打诨的最终效果。舞台上专事发噱逗笑的一般都是丑角。过去西方宫廷里都养有侏儒小丑，专司此职，以调剂活跃气氛使紧张严肃的生活变得轻松愉快。

     ;其实，我们生活中不乏爱“插科打诨”的人。他们观察生活很敏锐，常常抓住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言与行的某些特点，几句话就能概括或模仿出来，在嬉闹逗乐中引人发笑。一般来说，插科打诨并不使人讨厌，反而招人喜欢。“文革”十年的沉闷环境，是会让人窒息得发疯的。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插科打诨来那么一下，开个玩笑，就能让人放松片刻。它仿佛是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的调味品，高明的厨师纵有山珍海味的原料，少了调味品也难操办色香味俱全的宴席。

    因此，不论舞台上或生活中的插科打诨者都一样受到欢迎。当然，这些人的品位和档次会有差异。有的人生性幽默，到哪儿都能将轻松和欢笑带到哪儿；有的人凭着油嘴滑舌，甚至油腔滑调，荤一套，素一套地将人逗乐。

    由此我们明白了逗人发笑，也有三六九等。一种是引发人会心的笑，一种是使人警策的笑；或带有悲剧色彩的笑，或不屑又无奈的笑，或死乞白赖玩庸俗噱头赚人廉价的笑。

    比插科打诨高一层次的是相声。相声是笑的艺术。一串笑料，顿时引发满堂笑声。插科打诨将逗人发笑当作目的。对于相声，逗笑则只作为手段，目的在于让人笑过之后，得到某种生活的告诫，人生的启迪，深层的思考，哲理的警悟。即使没有这些，让人捧腹大笑之后感受到一种机智、聪慧、敏锐和愉悦，也不啻是难得的高雅的享受。五六十年代颇为轰动的相声如马三立《买猴》中的马大哈，侯宝林《夜行记》中那辆除了铃铛不响、什么部件都响的破旧自行车，《醉酒》中两个比试攀爬手电筒光柱的醉汉，以及马季《打电话》中那个一边唱“刘三姐”一边叫对方看表情的打电话者，尽管过去了几十年，这几个形象在人们头脑中依然不会忘却，甚至成了生活中常用的词汇，比如“马大哈”。

    然而，现在的相声已没有当年的轰动效应，相声界已有“九斤老太”在唠叨“一代不如一代”了。几乎连高雅的幽默让人会心一笑的相声也很难听到，更不用说笑后获得启迪的高品位之作了。刻薄一点说，已经等同于不惜用荤的素的油滑之词专以逗人发笑为目的插科打诨了，或专事讨人便宜，或讥人生理残疾，或自嘲自渎，或怪模怪样软硬兼施不择手段，恨不能挠人痒痒触人笑神经以博人一笑，让人实在难以忍受。

    相声，难道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份儿上了？

    生活里不能没有使人轻松愉快的有意味的笑。人们期盼着柳暗花明的新的相声景观早日到来。相声艺术，不该沦为靠玩噱头博笑声的插科打诨。尽管插科打诨不是贬义词。    黄东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