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星（右二）在记者陪同和安慰下准备自首

    “我挣扎了这么久，就是想和他们（同村的砍手党成员 ）不一样，可是一不小心，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了。我害怕跟他们一样，也想避开他们。可是我好像逃不开这个网。”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打工者都会比较看不惯一些不可一世的城里人，有时候很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

　　“农村的生活不习惯了，像我这种在城市里打了五六年工的年轻人，都不可能再习惯农村的生活。”

　　编者按：20岁的深圳打工者阿星来自一个偏僻的小山村，7月8日晚，他激愤之下杀了工厂主管。

　　这本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件，他的血腥已给被害人家属带去无尽的悲痛。但是，这又不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件，它折射出复杂的原因。

　　阿星只是一个单一的犯罪人，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但阿星的背后，许许多多的新生代民工，有着相似的困惑与挣扎。消弭这些矛盾与困惑，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阿星出事经过＞＞＞

　　“我完了，我杀了一个人”

　　“傅记者，我完了，我杀了一个人，潮阳工厂里的主管……”7月9日傍晚6时30分的电话里，阿星颤抖的声音把正在北京出差的《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一下子吓住了。

　　阿星怎么会去杀人？在记者的印象中，这似乎是个懂得是非的广西籍打工者，他此前一直在广东东莞、潮阳等地打工，记者曾经采访过他。

　　“傅记者，我真的杀人了。你现在能过来吗？我想要你陪我去自首。”

　　“不管是判死刑还是无期，我都认了。我只想把事情报道出去，这样自首才有点价值。我还想要他们看到报道后，不要再干那事了，收手吧……我已经完了。”阿星说的“他们”就是“砍手党”成员，目前已被深圳警方抓了100人左右。

　　很快，《南方周末》记者成功和《南方都市报》4位记者赶往阿星所在的深圳市郊公明镇。

　　一气之下，他砍死了主管

　　9日晚上9时许，在公明广场的一间公用电话亭旁，记者找到了阿星。

　　接下来两个小时，他很冷静地讲了杀人的经过。他杀的是他打工的工厂———潮阳市峡山镇南里村一家织袋厂的主管郑炳荣。

　　因为喝老乡小孩的满月酒，他酒醉后旷了一天工，被主管开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资不给（打工四个月挣了2000多元，可是工厂只发给他600元）。7月8日晚上9时许，他在宿舍收拾衣服准备离开，主管来了，骂了很难听的话。一气之下，他接连操起宿舍里的4把刀，砍在了主管的脖子上。杀人后，他搜走了主管身上的400元现金。

　　阿星说，在比较熟悉的记者的陪同下去自首，心里会塌实些。

　　午夜1时35分，警察赶来了。

　　阿星是什么人＞＞＞

　　打工，他活得很窝囊

　　记者认识阿星是在今年1月份。

　　去年年末，深圳宝安区连续发生“砍手党”案件（以砍手砍脚为犯罪特征的抢劫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4年就有40余名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青年被深圳、东莞、佛山、汕头、云浮等地警方抓捕。所有这些人都小学未毕业就辍学打工，但因学历极低，很难找工作，已在深圳活动数年的“砍手党”便把这些年轻人拉入犯罪组织。

　　正是在这个小山村调查期间，记者遇到了阿星。阿星高个子、长发、牛仔裤，帅气的脸，更像一个城里男孩。但那时的阿星脸色蜡黄，带着一种20岁的年轻人不该有的沧桑和疲惫。他和在深圳抢劫“犯事”的一些同村人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但没有像他们那样去“混黑社会”，而是做了一名辛苦的打工者。

　　从15岁到19岁，阿星一直在东莞一家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但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300多元。”对此，他有点难为情，“每年过春节，我都没钱给爷爷奶奶送礼物，觉得活得很窝囊。”

　　打工，为不卷入“砍手党”

　　阿星记得，那一批在“干那种事”的温江村人，去年曾数次来东莞找他，想找个住的地方，他们的生活过得像流浪汉一样。“厂里管得太严了，我根本没有办法给他们安排住”，但出于老乡义气，阿星拿出身上仅有的七八元钱，买了四碗米粉给他们吃，他们都吃得狼吞虎咽。“我对他们很好，他们对我也很好的，从来没有要求我一起和他们干，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

　　阿星自认为是村里少数几个正经打工的年轻人，不想去伤害别人，不想走不归路。

　　但他仍然无法摆脱与砍手党的交往。他早在15岁时，就为砍手党做饭烧菜。去年有一段时间他找不到工作，团伙里的老大还收留了他，他也看过他们抢劫砍杀的场面。所以，他又非常担心自己身不由己，卷入其中。“老乡是一张网，你摆脱不了的”。阿星在找工作、困难时接济生活等方面，除了老乡，他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

　　阿星今年从东莞到潮阳打工，他说就是为了摆脱“砍手党”等不良老乡的阴影。结果到了汕头，他就跟别人说，老乡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后来用于杀人的刀，就是工厂宿舍里的一位老乡准备抢劫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