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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勇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他是建川博物馆的副馆长，自荐文物的电话，这些天让他应接不暇。
建川博物馆是一座以抗战、“文革”和四川民俗为主题的博物馆，尽管尚未开张，却
早已声名鹊起。
博物馆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郊区的大邑县安仁古镇，占地500亩，设计共有25座分门别类的小馆，分成抗战、“文革”和四川民俗等3个系列。
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这里将对外开放抗战系列的8个博物馆，即共产党抗日军队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援华美军馆、四川军队馆、日军暴行馆、中国抗俘馆、汉奸馆和众志成城馆，还包括一个壮士广场。
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均出自世界一流建筑师之手。一名设计师介绍，例如“国军馆”由中科院院士彭一刚设计，他是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相关代表作有山东刘公岛甲午海战馆等。
再现抗战场景
共产党抗日军队博物馆是一个桔红色的方形馆，位于主道路最前方，是游客参观的第一站。它占地面积3700多平方米，是建川博物馆内最大的一座。
馆内部装修已见雏形，共产党抗日军队戎马生涯的许多老照片已经镶嵌在洁白的墙上，馆中央是一根18米高的柱子，象征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这18米的数字代表抗战时期的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柱子上刻着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共5万多字。
其中一个展厅专门仿造了一截地道，让游客能够亲身体会当年地道战的光荣岁月。
共产党抗日军队博物馆的馆名，由抗日名将吕正操将军题写，他今年已整整100岁。
馆的背后，正在筹划增加一个红色广场，突出博物馆的气势。
“国军馆”位于共产党抗日军队博物馆旁，取意两党携手抗击日军之意，建筑面积1299平方米，是一座素白色的方形建筑。与相邻的美军馆、战俘馆相比，“国军馆”显得中规中矩。设计理念透出“简洁、敦实、厚重”。
除了文物之外，“国军馆”将用大幅浮雕的方式，按照时间顺序展示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22个战役，诸如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等。展示内容分成抗战缘起、正面战场和空中御敌3个单元。
展厅中最特别的是一幅士兵像。这是用数千枚国民党军队徽章制成的画像，长宽3米左右，士兵头戴钢盔，神情肃穆、悲壮。
展厅尾声没有文字，只有一幅出征军队的背影浮雕。在一排远去的士兵背影中，一名士兵别过头面对当时的相机。“
看完所有展厅之后，观众收获一定不少，所以尾声没有必要再说明什么。留下空白，看看这个士兵的眼神，观众自己会思考。
”负责文字设计的员工认为：整个抗战博物馆都是通过平铺直叙的方式，反映抗日战争这段历史。
除了即将开放的抗战系列，博物馆还有“文革”系列的陈列馆，以及“记忆(1966-1976)”雕塑广场。
整个文革陈列馆群与抗战系列分馆一起，形成一个百年博物馆群。
樊建川说，藏品的分布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不以编年为顺序，也不会像传统的博物馆那样严肃，这里更为关注的是普通生命，整个建筑群落会试图营造出一个真实的场景，再现社会生态。
世界最大的私人博物馆？
从大邑县城到安仁古镇有9.4公里。以前只是一条狭窄的小路，不久后将是6车道的宽阔公路，大邑县为此投入资金数千万。
在建川博物馆落户安仁后，成都市成立安仁文化产业项目领导小组，另外还成立一个现场指挥部，负责各种配套设施建设，如电线下地、铺设青石路等。
建设资金主要来自樊建川，他是成都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资产10亿之巨。这座规模宏大的博物馆建设资金5亿多元，另外前期收购文物，还花了1亿多。
25个博物馆的文物来自樊建川26年的收藏，大到30吨重的日军碉堡，小到分量只有几克的徽章。他对外公布藏品有200万件，但实际上远远不止此数。
建川公司成立于1994年初，是四川省房产综合效益十强民营企业，未来公司产业定位于文化旅游博物馆产业。
美国媒体曾报道过建川博物馆。在那次报道中，建川博物馆还被冠以“世界最大的私人博物馆”称号。但是不是“世界最大”，尚无权威机构认定。
数年前樊建川已经在筹划建设博物馆。他曾经在上海、广汉、都江堰等地选址，最初确定在都江堰，已经购地签约，后来又机缘巧合认识了安仁古镇，随即“移情”。
安仁镇是近代风云变幻之地。民国时期，这里不仅出了大地主刘文彩，还是西南军阀聚集的地方，有“三军九旅十八团”之说。曾经割据一方的风云人物留给了安仁遍布全镇大大小小的公馆。
2003年，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和与四川著名建筑设计师刘家琨完成了博物馆的规划大纲。两人约集了一批世界级的建筑大师，请后者进行博物馆的建筑设计。这些建筑师没有索求高薪，非常乐意地应承了任务。
在第一期抗战系列的博物馆中，“国军馆”为世人瞩目，樊建川告诉本报记者，设计方案顺利地通过了成都市委宣传部的审批，没有出现波折。
“我们以前多次做过抗战文物的展览，”樊建川说，“这不是展览国民党，也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国民党的抗日军队。”
8月15日，抗战系列博物馆将对外开放。何新勇觉得5亿多的投资收回遥遥无期。目前博物馆的预计收入是门票和 “卖可乐”等等，门票价格尚未确定。
“一个人的抗战”
建川博物馆大门不远处堆放着数个齐肩高的混凝土残块，厚度约半米，有些残块上保留着状如瞭望口的小洞。在混杂的施工路面上，这堆残块像是建筑垃圾。
这是樊建川最大的一件藏品，重达30吨，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日军碉堡。樊建川在天津发现后高价购下运到这里，运费就花了数万元。他准备把残块拼接还原，在碉堡上栽花，摆放在大门口正中最显眼之处。一则表示日军侵略被炸得粉碎，二则象征和平。
樊建川的藏品包罗万象，主要有抗战、“文革”和民俗3大系列。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是在收藏“历史的细节 ”，在完成一本“历史启示录”。
他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满脑子却是这些蒙着历史尘埃的文物。“其他人有钱了，玩高尔夫，收藏唐宋元明清的文物。我喜欢的是这些。”他躲在淡黑眼镜背后的眼睛露出笑意。
樊建川1957年生于四川宜宾，9岁时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经历世态炎凉，他从小显得老成持重。高中毕业后他当了两年知青，随后参军。1979年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任教，教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酷爱历史。
1991年他出任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两年后弃政从商，“带着500块钱来到成都”。开始樊建川在一家外企打工，不到半年自立门户，创办建川公司，成为众人羡慕的大老板。
这48年的岁月里，他曾经是农民、民工、知青、军人、老师、政府官员，现在是商人，但在他心中，有一条主线一直没变——对近代文物的钟爱。
樊建川的父亲和岳父都曾经参加八路军，他获得的第一件抗战文物便来自父辈。“有八路军的背章、水壶、望远镜。
”随着时间积累，他的收藏品慢慢增多。“我已经记不得第一次购买文物是哪一件了。慢慢地，我就发现自己的藏品多起来了。”
2000年，他精选500件抗战文物图片和资料集结成书，名为《一个人的抗战》，此书后来被评为第13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他的一位朋友解释，取这个名字还有一层寓意：“即使只剩一人，也要抗战到底”。
父辈是樊建川的抗战历史启蒙。以前他获知的历史主要来自电影、电视，在收藏过程中，他渐渐发现每一件文物都在向他倾诉一段历史故事。有一个想法在他心中慢慢坚定下来：他要为这个民族搜集历史的细节，避免后人集体丧失记忆。
他一个人搜集多年，后来感到力不从心，开始发展线人。现在他已经织成全国400多人的淘金网络，重点在东北、江苏、云南、四川等地。“去年我就买了238集装箱文物。”
近年来樊建川把“战火”烧到了日本。他在日本搜集了大量的画报、明信片，获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目前日本有识之士也在努力搜集这类文物，樊建川称这是“没有硝烟的抗日战场”。
现在樊建川拥有国家一级文物14件，他的藏品锁在市区一处偏僻的库房里。
本报记者曾进入过库房，打开铁门，窗帘遮住了阳光，借着缝隙中透进的光亮，隐约可见一排排陈列架灯光闪起。眼前的一切让人感到震惊。白晃晃的日光灯下，无数的胶片和幻灯；100多台唱片机；2000面“文革”镜鉴。铺天盖地的小报、照片、雕塑、像章……
何新勇说，第一次来的人，感觉像是掉进了一片淤积了几十年的泥塘，想说，却说不出话来。
“做这件事情的人，要有股傻劲。我只是替国家保存记忆，这些东西是我私人搜集来的，但它们更属于这个国家。”
樊建川说，“我立下了遗嘱，如果出了意外，所有藏品交还给国家。”
他常常有种幻觉，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藏品会用方言和他交流，讲述发生在它们身上的故事。
他藏有“文革”时一个国民党老兵为证明清白特意烧制的瓷碗。碗面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我坚决打到底，没有下(
火)线。”落款为“1966(年)9月15日”。
“我想做一个信史，对这个民族有所交代。”樊建川说。（本报记者 何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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