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炳信

　　人物：张超，原广东省饶平县侨联副主席，“中国性学第一人”张竞生之子时间：2005年6月24日地点：广州童心路5号聊斋吧

　　大凡人群中，总有先知者，总有先行者。往往先知者不被后知者理解，往往先行者被后行者嘲弄、讥笑。这似乎也是人世间的规律。

　　广东上个世纪初出了一批先知者和 先行者，广为人知的有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像高山流水，大漠孤烟为世人仰慕。鲜为人知的则有张竞生，被人误读、误解了一生。时光的海水退潮后，礁石还是礁石，贝壳还是贝壳，海沙还是海沙。现在国人都承认，张竞生不仅是中国倡导计划生育第一人，也是中国性学研究第一人，在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的第一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卢梭《忏悔录》的第一位中国译者，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学科概念的学者。

　　可在当年，张竞生因一部《性史》被赶出学坛，那是张竞生的悲哀，更是那个社会的悲哀。

　　台湾名嘴李敖说：编《性史》的张竞生与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视作“三大文妖”，可时代的潮流终究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

　　时间会让一切归位。我在广州见到了张竞生的儿子张超。和我聊起父亲的一生时，他眼神里透出的，是一种无奈和苍凉。

　　复活新闻

　　他在报纸上撰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被传统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父亲曾感慨地说：山格夫人主张节制生育而被待为上宾，只因她是美国女人；我主张节制生育被视为神经病，是因为我是中国男人鲁迅先生不无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张竞生说哲学家从来不得好死，苏格拉底等人都是这样他每天闭着眼睛背四书五经，人家还以为他背毛主席语录

　　图：奇人张竞生。

　　致信陈炯明主张节育避孕

　　田炳信：你父亲生前有许多头衔，“性教父”、“性博士”、“留法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同盟会会员”、“中国现代民俗学先驱”，他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坛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作为后人，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父亲？

　　张超：我父亲可说生不逢时，被世人误解了一辈子。就是现在谈性都不容易，何况在距满清王朝刚被推翻没几年的中国，那可是犯了大忌，捅了大马蜂窝。

　　他被世俗的马蜂蜇了个鼻青脸肿，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田炳信：你父亲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博士，在那个年代可说是凤毛麟角。

　　张超：是的，我父亲原名张江流，学名张公室。1912年底赴法留学前改名张竞生，大概是受了达尔文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影响。

　　田炳信：你父亲是怎么去法国留学的？

　　张超：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也可以说是他青年时期人生的一个转折。1910年4月，汪精卫因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入狱。当时父亲正在北京京师大学读书，才22岁，他假扮成汪精卫的亲戚，在革命党人和监狱中来回传递信息，这给汪精卫留下了深刻印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汪精卫出狱后亲自给孙中山写信，推荐我父亲担任南方议和团的秘书，参与与北方清政府的谈判。1912年10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选派一批青年人以官费生名义到东洋、西洋留学，在第一批的25人名单中，我父亲名列榜首。

　　田炳信：我看史料记载，这批同去的还有宋子文、杨杏佛、谭熙鸿等人。

　　张超：这批人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

　　田炳信：你父亲当时完全可以从政，最后却成了一名学者，而且是被误读了一生的学者。

　　张超：这与他留学法国时受到当时的思潮影响有关，那时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素的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都出现了，但最让父亲感兴趣的还是卢梭的学说和孔德的情感社会学。1919年4月，他就是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的研究》通过论文答辩，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初，从法国留学归来的他被聘为潮州金山中学校长。归国途中，一腔热血的他写了一份报告，递给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兼督军陈炯明。

　　田炳信：报告写了什么？

　　张超：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搞计划生育。父亲主张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多者受罚。

　　田炳信：陈炯明接受吗？

　　张超：怎么可能接受！陈炯明自己就子女成群，从他个人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看，这种提法都太超前了。

　　田炳信：中国人做事讲“天时、地利、人和”，你父亲当时可是一条都没沾着。

　　张超：陈炯明很不高兴，背后说他是神经病。父亲出任金山中学校长期间，移风易俗，提倡男女同校，因此得罪了地方豪强。他在当地的报纸上撰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被传统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这是他第一次在封建礼教面前碰壁。

　　田炳信：也是被社会误读、曲解的开始。

　　张超：对。由于在潮州干不下去，当年10月，他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北上受聘该校哲学系教授，奏响了他学术生命中短促但最华丽的乐章。

　　田炳信：那是他比较开心的几年吧？

　　张超：算是吧。在北大，他讲授的主要课目有行为论、论理学（后改为逻辑学）、风俗学、相对论、孔德学说、社会主义学说和唯物论等。他很有见地地将当时译为“名学”（严复）、“因明学”（林纾）的西方论理学更名为“逻辑学”；又率先讲授性心理学，向青年灌输科学的性知识；还最先把卢梭的《忏悔录》译成中文出版。

　　田炳信：1922年4月，美国著名的生育节制专家山格夫人（MRS.MargretSanger）访华，应邀到北大讲学。校长蔡元培特地在《北京大学日刊》以头版头条刊登启事，并亲自主持报告会，由胡适任翻译，又特请了一贯主张节制生育的令尊作陪。

　　张超：我父亲曾感慨地说：山格夫人主张节制生育而被待为上宾，只因她是美国女人；我主张节制生育被视为神经病，是因为我是中国男人。山格夫人这次访问对我国的节育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在北大的讲演对知识界的影响更大。为了国家富强，我父亲也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原因之一就是人口太多。直至在上世纪50年代“阳谋”甚嚣尘上之时，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骨气，他仍敢秉笔直书。由于这个，再加上解放初期曾上书中央指外交“一边倒”不妥的旧账，他被“内定”为右派分子，后来是因为周总理及时指示在文史馆和参事室停止“反右运动”，他才没被揪出来。

　　田炳信：耿直执着的性格和坚持科学的精神，让他一生吃了许多苦头吧？

　　张超：他对人生许多事，从哲学的高度看得很透。在《性史》风波前的1922至1927年间，北大的国学研究所（国学门）下设有5个研究会，父亲发起并任“风俗调查会”主席，研究风俗，首创并开讲“风俗学”课程，该会与周作人任主席的“歌谣研究会”成为我国民俗学的先驱。

　　掀起中国首场爱情大辩论

　　田炳信：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活跃的学术中心，你父亲倡导的节制生育当时虽因不合国情而受到抨击，可是在北大这块土地里，他还是很如鱼得水的。

　　张超：这段时光不长，当时他在北大讲授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育以及有关的社会学说，倒是颇受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人物的称赞的，我父亲将这些学说统称为“美的学说”。1925年，他出版了《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当时，我父亲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的“爱情的四项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该文刊出后，包括梁启超、鲁迅、许广平等60多位读者撰文参加讨论。持异议者居多，也有拍案叫好的，颇为轰动。

　　田炳信：这场辩论可说是中国第一场爱情大辩论。

　　张超：可以这么认为，这些观点即使放到今天也不能不说是超前的，我父亲就是要让当时的人们明白，数千年的封建礼教亵渎了神圣的爱情，须知爱情的精髓是情感，那些以为一纸婚书在手，男的就可以视老婆为私产、女的则“嫁鸡随鸡”之人，实不知情为何物。只有用进化的爱情观对待，才能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才会有美满的爱情。最好的夫妻是永远的情人。时至今日，“爱情定则”的内容早已被实践并大大丰富。

　　出版《性史》举国震动

　　田炳信：可以说，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你父亲的思想是没有机会闪光的。

　　张超：这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连鲁迅先生都不无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这只能说明他的思想太超前了。

　　田炳信：哪些主张你认为是超前的？

　　张超：比如他在《美的性育》一节中指出：“美的性育的精髓是要达到天人之间的灵肉一致的奇妙效果”，直言不讳性爱的首要功能已进化为享乐，但反对登徒子式的纯肉欲消遣，也即现在常说的要先有情才有性。他的社会哲学思想则完整地反映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中，认为经济上应当学美国的组织法；纪律上应学日本军国民的组织法；思想上必须有一个美的、艺术的、情感的组织法，而且应当放在首位。如提倡实行以男女情爱为根本结合条件的情人制代替婚姻制。他还大胆断言，婚姻制压抑了人性，造成无数怨偶，因此婚姻制必定逐渐消亡。

　　此外，他还提出“新女性中心论”，以美治代替法制，用爱与美的一致来反对迷信及重塑国民性，生活尽量返璞归真，热爱自然，晚婚晚育及限制生育等。这些构想明显带有他推崇的思想家卢梭的痕迹，也有西方乌托邦思想的影子。这些主张在8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觉新鲜和有现实意义。

　　田炳信：《性史》一书的出版可说是当时社会多种力量运作的结果，却令他身败名裂。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年？

　　张超：1925年寒假，父亲在《京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则新奇启事：《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破天荒地公开征集个人“性史”，一时轰动京华学界，响应者不乏其人。他从数十篇来稿中挑选了7篇，配序并为每篇加上科学的按语，编成《性史》第一集，于1926年4月由“性学社”印行。这是一本不足150页的薄薄小册子，作者都是当时北京的大学生，坦述自己性知识的启蒙和性爱经历，是供科学研究的资料性读物。现在国内已无法找到原本，倒是在美国一些著名学府还能找到其踪影。日本于20世纪30年代将其译成日文，并称之为“中国真正的性史”。

　　田炳信：你父亲想到过后果吗？

　　张超：爱情定则的讨论只是投向封建堡垒的一支小小投枪，富有科学创新精神的父亲，决心冒险闯入几千年来最被人忌讳的性禁锢雷区，但结果下场比他设想的要惨烈得多。他在编撰此书时早有预感：一是会被误为淫书而遭到查禁；二是奸商会仿制牟利，因此他在序言中“这部《性史》不是淫书，乃科学及艺术的书———因为所写的皆是事实。就事说事，这是自然的事，这尤其是自然的妙事，它所写的乃许许多多的妙人所做的无数无数的妙事———把这些妙事再变成为极有价值的科学材料了，又有些点缀起来就变成最艺术的事了。”他指出性的事实，不论正常与变态，仍是性心理学研究的范畴。

　　田炳信：他在书中提出的“第三种水”是当时被人攻击得最狠的一个观点，而性在当时仍是可做不可说，那种影响和冲击力可想而知。

　　张超：“第三种水”是他在为“一舸女士”的《我的性经历》写的按语中提出，女性达到极愉快的性高潮时有的人会有“第三种水”射出的大胆假设，此后多年被卫道士们以及性医学家斥之为无稽之谈。直到1958年，德国女科专家格莱芬堡通过科学手段才予以证实，及后还出版了专著《格氏点》（又称“G点”）。

　　田炳信：《性史》的出版等于在中国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张超：舆论一片哗然。有人描述其效应是：“正人君子摇头叹息，而又在暗中读得津津有味；封建卫道士更气急败坏，活像掘了其祖坟。”《性史》出版后未及半年，首先在天津南开大学遭到查禁，京津两市相继禁售。由于非议铺天盖地，他只得取消了继续出若干集的计划。市面上也果真冒出了许多“性史续集”及完全杜撰的真正淫书，如《性史补》、《性史补外补》。直至上世纪80年代，海外的华文书店仍有“性史第18集”在卖。由于这些淫书泛滥，谬种流传，国人也多无法用科学态度看待《性史》，“卖春博士”的恶名由是而起，后来以讹传讹，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田炳信：当初他显然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

　　张超：没想到有这么严重。《性史》的出版使我父亲的命运出现重大转折，这是他向封建礼教冲击遭到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一时百口莫辩，干脆沉默了。但沉默并不表示放弃，他仍我行我素，不改初衷。

　　性格耿直自省不合时宜

　　田炳信：你是哪年出生的？张超：我1936年生于广州，是家中老大。田炳信：你跟你父亲一共生活了多少年？

　　张超：23年，从出生到20岁一直和他在一起，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患了水肿申请回饶平我们才分开。

　　田炳信：之前他在广州做什么？张超：他是广东省文史馆的馆员。田炳信：他在哪些方面对你影响比较大？

　　张超：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性格非常耿直，带有叛逆思想，无论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随波逐流，很多情况下不管人家怎么压制他，他都敢力排众议。

　　田炳信：这种性格很不适应这个社会吧？

　　张超：他自己都说哲学家从来不得好死，还常跟我和我母亲说要做好思想准备。他说苏格拉底等人都是这样。所以上世纪50年代搞运动时，为了保全他，当时的广东省副主席方方就派人劝了他三次，最后还是母亲以死相迫，才把他劝离饶平到广州来。

　　田炳信：有文章说你父亲对政治不感兴趣？

　　张超：我父亲不关心仕途，但关心政治，他以前常骂国民党腐败。抗战时，汪精卫几次打电报让他出任一个要职，他都把电报给撕掉了。

　　田炳信：你父亲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张超：他认为他一生就失败在编《性史》。田炳信：为什么是失败呢？

　　张超：因为不合时宜嘛，利用的形式也是不太适合，他曾对此进行过反省。

　　田炳信：他小时候怎么教育你？

　　张超：他学的是外国那一套，要让孩子的天性得到充分施展，很少管我们，但中学以后他就要求我们除学校规定的课以外还要学一门艺术，陶冶情操。

　　田炳信：他的日常生活如何？张超：饮食要求很普通，都是粗茶淡饭。田炳信：家乡人怎么看你父亲？

　　张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饶平绝大多数人都视他为名人，也不喊他名字，就叫他“博士”，他是当时饶平惟一一个博士。听说“文革”时曾有两场针对他的批斗会都没成功，因为造反派提的一些问题让他一解释，大家都笑了，没法批斗下去。

　　田炳信：这些年你有没做些有关他的研究？

　　张超：没有。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收集他的著作，然后出版。“文革”以后，父亲在家里没留下一个字，都被抄走了。

　　田炳信：现在找到没有？

　　张超：文集的95％都找到了，但偏偏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没有关于他一个字的东西，大概北大已经不愿意再提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教授。

　　田炳信：你父亲算是中国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的吧？比马寅初还早？

　　张超：不能说他最早，他也不以此自居。后来作家张培忠在查考了各方面的资料后，刊文提出我父亲是中国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认为他有三个第一：中国计划生育第一，中国性学第一，中国爱情问题大讨论第一。

　　三段感情各有精彩

　　田炳信：你对自己父亲的婚恋了解多少？

　　张超：父亲在和我母亲结婚前，曾和一个叫褚松雪的女学生在北大同居过几年，我现在台湾的大哥就是他们的孩子。褚松雪还有一个名字叫褚问鹃，笔名是一舸女士。他们直到1927年才分开。1935年，父亲与我母亲结婚。我母亲是广州光华法学院的学生。

　　田炳信：他和褚松雪是怎么认识的？

　　张超：褚松雪是大名鼎鼎的才女，他们的介绍人是邹鲁，一个国民党要员。《中国现代史》讲到国共合作时，就有她的名字。当时有三个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府里当部长，毛泽东是宣传部长，谭平山是农民部长，她是妇女部长。

　　田炳信：他在老家时有过一段包办婚姻？张超：对，一位姓刘的女士。

　　田炳信：褚松雪当时也是名花有主了。

　　张超：对。褚松雪当时是北大的旁听生，据《性史》里讲，她家是江南一个世家。父亲后来跟褚松雪分手是因为两人政见不合。

　　田炳信：那你父亲的“名声”对你的工作、生活有什么影响？

　　张超：首先是“出身不好”，对我们的升学、就业都有很大影响，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这个阴影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消去。我一个弟弟考到华师大，就是因为家庭不好被搞到燕塘劳动，当时学校还对他说：“你是因为照顾才录取的，毕业以后要取消你的广州户口，分配到两县（指从化、花县）去。”我当时在学校里教书，“文革”时也不让干了。

　　田炳信：现在国内外研究张竞生的人多吗？

　　张超：海外的不太清楚，国内比较有系统的不多，现在有几位在准备写《张竞生评传》，一位是张培忠，一位是陈有昇。还有一篇文章也写得比较全面，是上海交大的江晓源教授写的。

　　田炳信：你怎么看别人叫他为“性教父”？张超：老实讲我非常反感。田炳信：那叫他“中国性学研究第一人”呢？

　　张超：也不恰当，因为他绝对不是第一人，应该说他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倡性教育的人。张培忠的文章根据资料提出我父亲是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这个还可以，其他的都不能说是第一人。

　　田炳信：你本人担任过什么职务？

　　张超：我担任过广东省六、七届政协委员，任职是在饶平县侨联，最后退休时是侨联主席。社会上对我父亲有些误解，这些误解在上世纪80年代落实政策后已经逐渐明朗了，但后来因为一本《张竞生传》又搅混了，书里扭曲了我父亲的一些情况，主要写他在法国时的个人生活如何乱七八糟，说他有很多情人之类的。

　　田炳信：其实客观地讲，你父亲首先是一个哲学家，其次是一个对社会、对人生很有责任的人，并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

　　张超：对，我父亲的私生活还是很严谨的。他原来由父母之命定的妻子没在一起生活过，所以不算。后来在北大遇到了褚松雪，一起生活了好几年。1927年两人分手后，他就到法国去了。1932年回国，1935年和我母亲结婚。在1934-1935年这段时间，他回到饶平开公路、办学堂、办苗圃，期间他有一个情人，是个小学教师，也是个共产党员，内战时被杀害了。

　　设想小岛上试验“一国两制”

　　田炳信：你觉得社会对张竞生的误解在哪里？

　　张超：他是哲学博士，不是“性博士”。

　　田炳信：换句话，你父亲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人用“性”作了扭曲。

　　张超：我父亲主要的两部著作就是《美的人生》和《美的社会组织法》，都是哲学著作，书中他提出了人生、社会、国家发展前途的纲领，包括“一国两制”这种说法，认为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同思想观念的人和不同的社会制度都可以共存，可以用一个小岛去试验不同的社会制度，试验成功的就推广，试验不成功就拉倒。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和善于思考的人，经常思考中国的富强，但却恰恰被人误解了。鲁迅和梁启超说过，张竞生的思想毫无疑问是超前的、前瞻的，但这种超前性在中国的文化里是没有适当土壤的，它面对的就是一批愚民。这些愚民把一些很严肃的问题当作笑料，当做插科打诨。

　　但最关键的是，解放后出版的《鲁迅全集》里有个注释写道，“张竞生是资产阶级的无聊文人”。于是，几乎所有人都根据这个注释来界定我父亲。解放前有《性史》问题，解放后有《鲁迅全集》问题，所以他一辈子都被人误解。

　　田炳信：你父亲后来是死在饶平吗？

　　张超：对，是1970年，脑溢血。那时他经常中午去农民家吃饭，那天农民一直没见他来，就去找，发现他已经坐在椅子上捧着书去世了。父亲每天都看书，吃完饭就散步，散完步就看书。他散步坚持定时定路线，不管刮风下雨都要走，下雨也不打雨伞。他常说康德也是这样，康德散步到哪里人们便知道是什么时间了。

　　田炳信：他去世前状况如何？

　　张超：我1969年去看过他。他说红卫兵每天要他背语录，他背不出来，红卫兵就要打他，但见他年纪大了也不敢真打。他总是说：“别的地方都可以打，但是脑袋不能打。”他每天闭着眼睛背四书五经，人家还以为他背毛主席语录呢。当时中央军委派了两个人去调查方方的问题，要他证明方方是叛徒。但不管人家怎么威胁，他都说不知道。

　　田炳信：你家几兄弟？

　　张超：我们有五兄弟，我是老大。当时人家就问我父亲：“你不是主张避孕节育吗？你为什么还生了五个？”这里一是可能因为父亲在抗战时有点放任自流，另外也因为父亲反感人家以为他提倡计划生育是因为他自己不能生育，所以便干脆生了好几个。

　　一个人的勇气来自一个人的慧气，一个人的慧气来自他的底气。在冥冥的大千世界，张竞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中选择了自己的名字，这似乎就是他命运的前兆，又像是他一生的写照。他不悔，不改。他冷静，清醒，孤独。没有人替他化妆，没有人为他壮胆。

　　他顶着一颗沉甸甸的大脑袋，在不长庄稼的荒野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暮色苍茫，乱云飞渡，他是一棵老松；沧海横流，白浪滔天，他是一块海礁；千夫所指，流言满天，他是一尊塑像；可敬，可叹，可歌，可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