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德新老人和儿子

　　《经济半小时》7月11日播出节目《探访植物人村》，以下为节目内容。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村庄——植物人村。这个村庄位于 哈尔滨著名的旅游景点——太阳岛上。在村子里住着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有呼吸、有脉搏、也有血压，体温正常，有哭有笑，但他们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认知能力。前不久，我们的记者探访了这个特殊的村庄。

　　在病房中陪护儿子的尹德新老人：“王世军啊，王世军，站起来啦，往这边瞅瞅，来，儿子往这边瞅瞅，看谁来了，认识不？”

　　尹德新老人不断的与儿子说话，她正在帮助植物状态的儿子训练站立，使不能动弹的儿子肌肉不至于萎缩。

　　尹德新老人在这里陪伴植物状态的儿子已经三年多了。记者见到70岁的老人，把体重超出她一倍的儿子抬到特制的担架上，然后把儿子固定好，再使儿子笔直地站立起来，完成这个过程，老人要忙活十几分钟，每天要做两次。

　　老人：“王世军啊，王世军、王世军,这样得不得劲王世军，得劲不，王世军累不累

　　在训练王世军站立的半个小时里，老人始终在不停地对王世军说话，但是，记者发现，王世军一直睁着眼睛，一点反应都没有。此时，汗水浸湿了老人斑白的头发。老人说，仅这一项训练，三年多来，她已经重复了几千遍。

　　王世军：“叫妈，叫一叫，王世军，叫一声，叫一声，儿子。”

　　在老人的呼唤声中，记者看到，王世军的眼睛和嘴有时也动一动。老人告诉记者，她的儿子也和正常人一样，有体温、心跳和呼吸，也象正常人一样，白天睁眼，晚上睡觉，有时还流眼泪、发出声音，但是，由于大脑受到损伤，儿子的大脑跟植物一样，已经没有思维，也不能感知周围的一切。她这样一声声地呼叫着儿子的名字，是希望儿子能听到她的呼唤，有一天能奇迹般地从植物状态中醒来。

　　其实，无论是母亲的呼唤，还是母亲的痛哭，王世军都无法听到，医生说，他的大脑依然没有意识，他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但又远离了这个世界。在这个村子里，象王世军这样的植物人有30多个，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组成了30多户人家，村里人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唤醒亲人。

　　在植物里有一个被大家叫做“大队部”的场所，是苏醒和没有苏醒的植物人活动、锻炼的地方，在不到100平方米的大厅里，有电话、微波炉，晾晒着的一些衣服，墙上还贴着康复指南。记者发现，晚饭后这里开始热闹起来，苏醒的植物人和一些植物人的亲人陆续来到这里休息聊天、锻炼身体。

　　人们告诉记者，植物人的亲人们都习惯把这里叫做植物人村，把自己也称做村里人。因为这里集中有30多个重病的植物人，他们以家庭的形式在这里长期地生活，最长的已经居住了十年之久。

　　王德生，在植物人村里被亲切称为村委会主任，他的真实身份是植物脑复苏中心主任医师。他告诉记者，植物人村并非一个村庄。1991年，黑龙江省康复医院在这里建立了我国第一家植物脑状态复苏中心，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治疗和唤醒这些沉睡中的植物人，这些植物人的亲人抛家离业，从全国各地汇集到这里，长年累月地陪伴着这些植物人，并在这里安下了家，从此，人们便把医院的名字淡忘了，把这里叫着植物人村。

　　病人家属说：“几乎所有的患者家属把这儿都当成家了。”

　　植物人村如今的当家人就是王德生，他也是最早到这个村子的医生之一，十四年来，这里接收了400多名植物人。他告诉记者，植物人能不能苏醒过来，很大程度取决于亲人的照顾。也就是说，唤醒王世军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寄托在母亲的身上。

　　哈尔滨的天亮得格外的早，凌晨3点过，王世军的母亲就起床了，每天都是这样，亲一亲醒来的儿子，然后给他擦洗、按摩身体。

　　王世军的母亲：“我看见电视上，那不五年在哈尔滨才给治好了，我挺有信心，我说我儿子也一定能会好。”

　　这样忙活近两个多小时，尹德新老人才能稍稍歇口气。早上7点，王世军该喝水吃饭了，母亲如喂养婴儿般，给儿子喂水，喂饭。

　　王世军的母亲：“不如婴儿好伺候，是两种心情，一天天我的眼泪没少流。”

　　母亲除了每天要给王世军喂3次饭、8次水、三次水果，照料王世军的吃喝拉撒睡外，还要多次为儿子擦洗，按摩身体，帮助儿子做站立训练，从早上3点到晚上10点，老人一直都在忙。

　　王世军的母亲：“黑天白夜寻思，天长日久的这儿子谁管啊，不考虑那些事了，啥也不考虑，现在就这样了。”

　　三年多来，老人就是这样伺候着儿子。但是，王世军究竟那一天才能苏醒过来呢？老人告诉记者，她每天都在这样的希望和痛苦中等待着。她给记者翻出了一本日历。她说，这些翻过的日子，记载着王世军复苏的希望。

　　母亲：“2003年正月初二，他就喊上了，他跟我们俩喊睡觉。”

　　尹德新老人清楚地记得儿子发生喜人变化的每一个日子。2002年5月15日，一直用鼻管进食的王世军能用勺喂食了；7月12日不能咽水的王世军告别了用勺把喂水；2004年10月20日王世军第一次流出了眼泪。

　　老人说，在与王世军相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哪怕是王世军发出的一声叹息，在她的眼里，都是儿子康复的征兆，这些都是支撑着她能坚持下去的希望。

　　母亲：“王世军看看你最喜欢的那个车，瞅瞅那个汽车，王世军。”

　　那么，王世军出现的这些变化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即将苏醒呢？主任医师王德生这样告诉记者：“如果有些流泪，或者发出不自主的音,家属感觉在发妈的音尤其是她母亲，但是从我们检查来看，光有这些改善还不够，没能达到他醒的一个标准。那么说下一步这个病人能不能醒，从他的脑损伤来看，以及病人得病的发病原因，离醒还很遥远。”

　　听到母亲的一声声呼唤，我们真的希望王世军能早一天醒过来。但我们了解到，这么多年来植物人村醒过来的只有150多人，成功率不到40%。而对很多植物人家庭来说，能不能唤醒亲人，只是他们面临的第一道坎，还有更艰难的困境在等着他们。

　　王世军的妈妈为了唤醒儿子坚持了三年半。而现在王世军除了每天站立之外，已经不能接受任何治疗。三年半的治疗费用已经让这个家庭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王世军是内蒙古牙克石市乌尔齐汉林业局的一名货车司机，2001年，他在自己单位的职工医院治疗伤口时，由于医疗事故成为植物人。在2003年之前，乌尔齐汉林业职工医院还能按时支付王世军每月3000元到6000元不等的治疗费用，但是从去年开始，医院不再按时给治疗费，他的父母多方讨要，才补给了7个月的费用。今年以来，老人已经有4个月没有收到医疗费了。

　　老人告诉记者，王世军每月的治疗费就需要一万多元，这还不包含一家三口每天的生活费和其它费用。老两口都是乌尔齐汉林业局的退休职工，每月的退休工资总共才500多元，这对于王世军每月上万元的治疗费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老人在植物人村的家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铺了三张床、老伴、他们请的护工和王世军四人挤在这间屋里。老人的床头是用纸壳来做的，床单打满了补丁。老人告诉记者，为了还清欠医院的治疗费用，他们四处举债，三年下来，已经欠债累累。

　　王世军能维持到今天，可以说完全是因为母亲的坚持。过了三年半，儿子都没有能苏醒过来，从医学上来说，希望已经很渺茫了。但王世军的母亲相信，爱能创造奇迹。因为，在这个村子里就有这样的奇迹发生过。我们再不认识一位叫孔祥芝的女孩，她今年8岁，一次意外的车祸把她撞成了植物人。当医生都劝她家人放弃的时候，她的妈妈选择了坚持。

　　孔祥芝的母亲刘红说：“我说不用跟我说这些，我听不了，我说孩子将来肯定能健康，她本来就是个健康孩子。”

　　在小祥芝昏迷两个月后，刘红带着女儿住进了植物人村。虽然此时的小祥芝连眼睛都不能动，对外界毫无感知。然而，刘红却象女儿健康时一样，每天和小祥芝说话，给她讲故事。为了早日唤醒女儿，刘红每天都坚持背着小祥芝出去，亲朋家中、学校院里，只要是小祥芝熟悉的地方，再远再累，刘红都会背着女儿过去。

　　刘红：“我都好长时间没敢抬头看别人了。他们有时一和我说起女儿，我眼泪就出来了。”

　　爱心创造了奇迹，小祥芝在昏迷了三个月后，终于第一声叫出了妈妈。

　　刘红：“姑娘叫出一声妈，在心里都乐得什么试的。”

　　小祥芝醒了，给植物人村又带来了一份喜悦。然而，对植物人的康复来说，醒来还只是第一步。苏醒后的小祥芝大部分记忆丧失，手脚都无法正常运动，生活根本无法自理。来不及体验喜悦，刘红迎来了一个更为艰苦的历程。

　　刘红在病房里教小祥芝学字母，念错了拼音，连小祥芝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按理说小祥芝应该学小学三年级的课程了，但是，记者看到，醒来九个月的小祥芝，现在数字只能数到五，个位数的加法只是勉强能算，笔划较少的汉字很多都不认识了。

　　然而，与智力恢复相比，眼下小祥芝当务之急的更是肢体功能恢复。九个月了，小祥芝依然不能行走，尤其是右侧胳膊和腿都不能自主运动，象这样的举手动作都只能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完成。在康复医院的治疗室，记者见到，小祥芝正在练习将木柱放到相应的筐中，这套动作她已练了上百遍，但现在还是不能正确完成。

　　王德生医生说：“ 这孩子将来能达到生活自理，能不能再重返学校，能不能跟其它孩子一样继续上学，还得需要进一步去观察，去做康复训练。”

　　在一张医院给小祥芝开具的训练计划表上，记者数了一下，总共有二十多项，这是一条漫长的恢复之路。看着熟睡中的女儿，刘红又拿出了女儿健康时的照片，默默地流泪了。

　　刘红：“妈妈最大最大的希望就是你和外面的那些孩子一样，到他们中间去和他们一起玩、和他们一起上学，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学英语了、写毛笔字、跳舞了，妈妈还希望你象原来一样。”

　　我们了解到，孔祥芝出事之后，肇事方注销了公司，相关的赔偿迟迟没有着落，孔祥芝的治疗费用也无从筹措。而在我国，每年有近十万人成为植物人，他们大多是因为车祸和医疗事故。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赔偿，很多家庭都像孔祥芝家一样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

　　不久前，美国植物人特丽·夏沃的生死，牵动了全世界的神经，争论焦点就是如果一个植物人长时间没有醒来，应该放弃还是坚持？在植物人村，每一个家庭也面临这样的艰难抉择。我们了解到，在欧美一些国家，植物人的治疗费用主要由医疗保险来承担，而在植物人村，大多数治疗费用都是靠家里人自己来筹措。

　　刘红：“我还能维持一个月到两个月，不敢想到那时候，如果到那时候没有钱，无法去治疗，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小祥芝从出车祸到现在一共花了37万元，对方拿了29万后就再也没有踪影，对于原本以务农为生的刘红夫妇来说，每月的治疗费用都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

　　刘红：“真是走投无路了，以前亲戚朋友少的几千块钱，多的几万块钱都借过了，到现在没办法再借了。”

　　为了孩子，夫妻俩早已经把房子和所有值钱的东西卖了，记者在他们的房间里见到的电视、冰箱，都是从医院租来的，属于一家三口的栖生之地——这不到十平方的病房，也是租用的。

　　刘红：“有时候我姑娘说 走啊回家 我背她的时候也说，哪是家呢，就是我们住的203病房，现在把医院当成家了。”

　　一天的治疗结束了，小祥芝一家三口都回到了这个临时的小家。由于训练越来越累，这两天小祥芝情绪不太好，刘红夫妻俩决定给孩子做些好吃的。小祥芝最爱吃的是土豆，爸爸给她用油炸了一下，加上专门为她买的一块钱的包子，这顿饭总共花了不到三块钱，其中有两块钱是花在小祥芝的身上。

　　现在，夫妻俩每一分钱都盘算着花，刘红脚上的一双鞋是花五块钱买的。即使是这样，依然是捉襟见肘。一天住院费将近60元，治疗费用每40分钟是30元，一天上四次就是120元，加在一起，每天都需要近200元，一个月就是6000多元。

　　我们的记者在植物人村做了一个调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植物人，都是因为车祸和医疗事故造成的，这让他们的家庭陷入了双重的困境，因为打官司要钱，治疗也要钱。有的家庭就是在百般无奈之下做出了放弃治疗的选择。

　　采访中我们碰到了一对父子，小伙子名叫刘兴华，今年27岁。看着兴华父亲的表情，每个人都会为其中透露出的无限慈爱所感染，然而对于兴华来说，他已无法象正常人一样去感受。2003年9月24号，在为单位公出的路途中，刘兴华遭遇车祸，大脑严重受创。在这里治疗了四个月后，兴华终于醒来了，然而两年过去了，刘兴华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父母的帮助。大学毕业的刘兴华如今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哭泣，智力只恢复到相当于两三岁的幼儿水平。刘兴华家在山东，父母都是农民，从2004年3月肇事方不再提供治疗费用后，家里已经借了十几万元钱。

　　刘兴华的父亲：“现在这钱是很难借了，到了月底就干净了。”

　　如今，刘兴华治疗已被迫停止，老两口所能做的只是自己早晚给儿子按按胳膊和腿。吃饭也只是勉强保证刘兴华吃饱，老两口每天只靠馒头、烧饼充饥。面对未来，他们茫然无从。

　　住在楼上的姚丽娜是在刘兴华之后出的车祸，至今还没有找到肇事者，全家花掉了所有的积蓄，还借高利贷近三十万元，虽然现在姚丽娜已经苏醒过来，但继续治疗还需要高额费用。

　　姚丽娜的父亲：“真是倾家荡产，求亲告友，能动用的一切资金，甚至有的是借高利贷的钱。”

　　在我们将结束采访时，刘兴华的父母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无力支撑，将带着还需要治疗的儿子，回到农村老家。

　　小祥芝的母亲只能坚持两过月了，房子卖掉了，到时他们不知去向哪里。

　　王世军的父亲找治疗费还没有回来，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而终止治疗，无论是对即将醒来的人，还是醒来在恢复期的人，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

　　我相信，没有那个家庭愿意放弃努力，但他们实在又别无选择。村民告诉我们，他们目前最需要的是三方面的支持，一是法律援助，帮他们打官司，二是社会救助，帮他们照顾病人，三是资金资助，帮他们解决燃眉之急。植物人是一个人数不少的特殊群体，唤醒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家庭的亲情，也需要社会的关爱。

编辑：林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