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王梓 主 持
近期，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关注持续升温，《财富》、《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美国版)、BBC、CNN等等主流媒体纷纷推出大篇幅报道，“中国世纪”、“中国崛起”、“中国的技术革命”迅速成为热门话题。
中国的迅速发展也成为美国关注的战略重点，“未来是
否属于中国”这样的问题不仅为媒体所瞩目，而且亦成为美国国会讨论的专门议题。美国人在取得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之后，突然发现了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崛起的中国，这令人不由联想到中国曾经辉煌的历史。更准确地说，中国文明正在复兴。
中国复兴的信心来自26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改革开放成功的秘密何在？成功还能持续多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么，中国的技术革命和经济飞跃会否带来针对美国的“中国挑战”？这些问题都值得中美双方深入思考。
近期，本报特邀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文贯中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50期，就以上问题进行了讨论。
未来大国格局中的中国智慧——畅想中美30年
30年后的位置
《21世纪》：30年之后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两国的位置将怎样？
林毅夫：30年后，我国的经济规模可能会和美国一样大，但是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是比她低，所以我们还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美国还会是高收入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来维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到那时，我相信我们在很多产业会很有优势，而发达国家已经不再具有优势，那时我们要加强研发，成为这些产业新产品、新技术的提供者。
福格尔：我想在未来几年内，中国市场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单一市场。我预计在20到30年内，中国市场将会超过美国市场和西欧市场，而且我认为没有什么能阻碍这个结果。一个巨大的与美国、西欧和拉美互动的中国市场，意味着这几方都能自由交换彼此的产品。
很显然，当前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被低估了。原因在于政府官员没有充分地考虑到教育和医疗健康的发展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也没有将之作为计算GDP时的考量因素。我认为，美国在过去一个世纪GDP的增长率，应该是3.6%
而不是现在公布的2.0%。我要强调的是，即使中国和其他的新兴工业国家，能在今后持续保持6%-7%的经济增长率，我并不认为科技领袖的角色，会从西方转移到东南亚，当然我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原因在于，美国聚集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其在生物制药、基因、能源生产、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不可比拟。美国将在未来继续占据着科技水平的顶尖地位。
无论如何，新世纪中，能看到国家间科技领域的竞赛，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李稻葵：我的估计是四分天下，一个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占世界四分之一的经济活动；中国应该也是四分之一；欧洲国家长期以来都是四分之一，300年前是四分之一，现在也是四分之一，比较稳定；还剩下来的就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前三个区域形成三大统一的市场。
胡鞍钢：实际上过去我们过度地美化了美国，神化了美国，然后又盲目地崇拜美国，历史常常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当代现代化历史看，更像前浪推后浪，后浪更比前浪高。第一代市场化阵营的人口大体有7亿多人口，但是那是处于空前的冷战或者局部战争时期；而中国、印度加上俄罗斯再加上转轨国家，将近有27亿到28亿人口加入到市场化阵营，形成第二代现代化的显著特征，面临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就业战争，全世界制造业就业人口1.8亿，中国占有9000万，这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中国、印度和转轨国家进入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众多就业人口的加入，必将形成非常残酷的竞争，背后本质的因素是资本的流动，现在看来全世界大洗牌过程中国际资本投票给了中国。与其说中美之间的对立是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国际资本和中国的劳动力相结合，形成转轨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劳动集团的利益冲突。所以说尽管美国今日实力强大，技术水平极高，但是在就业市场的竞争中已经明显地显示出其致命弱点。
福格尔：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正在聚合。我想中国市场是充满活力的。长期来看，我也不认为这种聚合会有任何问题或出现矛盾。中国变得愈加富有时，对美国也越有利。中国可以制造出更多相对廉价的产品给美国，而美国经济也会做相应的调整，以保持其产品及服务的比较优势。
在美国，制造业在萎缩，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与之相适应，美国今天制造业的从业人数已比一百年前少得多了。这就意味着在某些工业领域，工人面临着失业，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且将成为美国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想办法让这些工人转行或转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着眼于对工人的再培训。当然，这也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例如西欧就曾经经历过这一过程。一些制造业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因为它们制造的产品没有优势，而人们可以买到更价廉物美的相同产品。而这正是三个世纪以来，经济发展的动因。我想，政府已经有很多经验去减轻这种过渡过程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当我在上海时，看到生产别克车的工厂，看起来甚至比美国的都要好。别克车价格也很便宜，只有1万美元左右，即使加上运输费，还是很便宜。现在，中国已经出口这些车去东南亚了，也许有那么一天，中国的车能销往底特律。
应对未来的智慧
《21世纪》：基于这样的未来，我们该如何处理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
李稻葵：在美国，那种认为中国早晚会不行的观点，尤其在美国的精英阶层，这种心态特别强烈，可以说在美国越成功的人士这种心态越强烈。这种心态是深入骨髓、很难调整的，所以导致了两国政治上的不断摩擦，而政治上的摩擦又不断带来经济上的摩擦，所有两国的经济问题都有政治的背景。所以在处理中美两国的关系上一定要有全局的观念，汇率、贸易摩擦、购买企业这些相对于大局而言都是小事，要认清楚它背后的东西，从全局上考虑问题。
林毅夫：对我们而言，当然要创造一个有利的和平环境，因为对我们来讲只有和平才能发展；美国当然会制造障碍，因为它是“独霸”。因此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我们一定有智慧，一方面要做到有理有据，另一方面，要像小平同志说的，继续“韬光养晦”。
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崛起，跟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因为原来英国是霸权，美国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到19世纪末开始追赶，到20世纪超过英国。中国现在当然也有这种快速追赶的态势，但是我觉得，中国跟美国比较起来有不利的地方也有有利的地方。不利的地方就是说，在1870年的时候，美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达到英国收入的75%，所以它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然而我们现在按汇率计算只有美国的4%，按购买力平价算也只有美国的15%左右，差距非常大。
第二点，当美国开始追赶英国的时候，按购买力平价算，美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而我们现在就是按购买力平价算，也只有美国的一半，所以我们总体的经济实力与美国比较差距非常大。
第三点，当美国在追赶的时候，英国不是唯一的霸权，因为欧洲的其他国家，像德国、法国基本上跟英国是并驾齐驱的，所以英国的那种被美国超过的失落感不那么强。
第四点，美国当时本身也是一个霸权国家，因为在1860年的时候，他们的舰队就敲开了日本的大门。
第五点，美英在文化上、在政治体制上的一致导致它不会被妖魔化，而我们的政治体制、文化与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理解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不利的地方。
但有利的地方是，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比当时的美国大，只要利用好这种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逐渐完善上层建筑使之与经济基础适应，尤其现在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如果能贯彻执行，我们快速发展的潜力会比美国当时还大，而且我们人多，增量的规模大，这也是一种优势。
胡鞍钢：早在2001、2002年分析美国经济的时候我就提出，中国更多地依赖于美国，1980年代初对美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不到1%，但到2000年达到10%，现在已经接近17%。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并不希望美国不好，中美双边的贸易已经达到7个百分点，从美方收益来看是14个百分点，因此中国不好影响美国，美国不好也同样影响中国。
我个人希望美国应该改革也应该开放，因为改革就是结构性的、开放性的，开放性的就不能够回到贸易保护。1980年代初期，日本的竞争力提高，美国和日本的之间的贸易赤字出现以后，美国开始时也是拿日本做替罪羊，20年以后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所以美国不应该把中国作为替罪羊，把中国看作是三大问题的根源，而是应该认真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通过改革开放，调整心态。美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不是醒来的中国，而是迅速崛起的中国，这对美国意义很深，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办法对付或者适应迅速崛起的中国，我个人的看法，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中国发展非常之快，遇到的挑战和问题之多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因此中国领导人、学者要不断地创新，要走出自己的路。中国在国际事务、社会发展目标中应该起关键性的作用，第一是进一步减免对一些落后国家的债务，第二是帮助这些落后国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第三很重要的就是开放市场，第四个就是中国要从原来的主要的受援国转变为捐赠国，援助落后国家；最后要进一步总结自己的经验，同发展中国家分享。通过自身的努力加强南南合作，南北对话。
责任编辑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