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高度无名绘

    广东近日出台了一个法规，加大对恶意欠债不还的老板的惩罚力度，不仅采取措施限制这些“老赖”的高消费、防止他们转移财产，而且对严重者追究刑事责 任。由此，我想到对全国县域乡镇相当普遍存在的“公职老赖”（按照《新华每日电讯》6月12日“中国调查”版的注释，这是人们“用于嘲讽党政机关、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公职人员拖欠农村信用社贷款现象的一种说法”）如何惩戒的问题。

    自去年4月媒体曝光之后，海南省委、省政府掀起了“清欠风暴”，但仅收回欠贷款的27.4％，海口国税和地税两部门“公职老赖”的还款总额不足欠数的10％。这些“公职老赖”何以能这般“稳坐钓鱼船”？

    “公职老赖”有恃无恐，“对归还贷款持观望态度”，无非仗着：一，欠公款的官人多着呢，“法不责众”；二，省里领导将这种拖赖，定性为“极不正常行为”而不是违法犯罪，那么，认账、订个长期还款计划，以“愚公移山精神”子子孙孙还下去就是了。

    老百姓欠公款，牵猪撮谷乃至扒房子的，我们也不鲜见；对待这些“公职老赖”缘何如此“心慈手软”？

    正巧在读宁波市江北区纪委策划、历史学者王春瑜先生主编的《中国反腐败史话》丛书，其中法学博士柴荣所著《中国监察机构小史》，谈到秦代有大量针对官吏具体贪污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比如不准私自挪用官府资金，原文是：“府中公金钱私贷用之，与盗同法。”“与盗同法”怎讲？轻则砍手，重则砍头。

    我蓦然悟到了秦代的“以吏为师”积极的另一面。

    通常我们讲“以吏为师”，说它是文化专制与愚民政策的产物，即焚书坑儒，“黔首”们只要听官吏指挥就得了；说它是两千多年来祸害中国的“官本位”的政治思想源头……这些分析当然都没错。然而，官吏本是从臣民中选拔出来治理社会的精英，他们在社会道德与政治行为两方面，难道不应当做黎民的表率吗？

    要老百姓“以吏为师”，不也意味着对公职人员的行为标准要求更高更严吗？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对“公职老赖”的惩处本该比民间“老赖”更严厉。我是认同这个思路的，所以，当我看到新华社记者那篇报道说，要“通过新闻媒体的力量，使（公职）欠款人认识到‘赖债可耻’，主动还款”时，止不住窃笑：当代不少公职人员的道德认知水平看来在小学生之下，跟市井无赖一个档次了。鄢烈山《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