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有100多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经过刻有3000个死难者名字的石墙。

　　他们没有停下。带队老师的声音通过喇叭传来：“你们想想，3000个名字刻了这一面墙，30万人要刻多少面墙！”

　　实际上，在这面石墙前能稍作停留的人并不多 。绝大多数参观者，经过这里时，只是脚下略微缓一缓，眼光扫过墙面，随即匆匆穿过。

　　青灰色的墙面上，3000个大屠杀死难者的名字：张金财、叶田氏、陈恒有、薛棠、王长生……谁认识他们呢？那些三个或两个的汉字排列，与你，与我，有什么关系？他们仅仅是死于那场劫难人数的百分之一，其余百分之九十九在哪里？是谁？

　　点击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网址()，我进入另一个民族的大屠杀记忆。

　　首页上，一个大眼睛的犹太小女孩，双手合在一起，托着腮，调皮地微笑着。继续，打开“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很容易查到，这个小女孩叫玛若·科布里克(Mara Coblic)，1936年生于罗马尼亚的其斯瑙(Chisinau)。从现有的资料看，她的亲人只知道玛若和妈妈都死于其斯瑙的“隔都”，死亡日期不详。

　　1941年，波兰维尔那(Vilna)集中营里，一位名叫大卫·博格(DavidBerger)的犹太人，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我希望有人记得，一个名叫大卫·博格的人，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

　　大卫·博格这个卑微的愿望，现在，至少在玛若和其他300万犹太人身上实现了。

　　2004年11月22日，“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借助这个数据库查询到300万左右死于纳粹屠杀的遇难者姓名和相关个人资料。如出生地、职业、国籍、父母及配偶的名字、战前的居住地、遇难地点等等，此外还有遇难者的亲人、朋友、邻居讲述的关于“名字背后的故事”。

　　这项庞大的搜集、整理、核实工作，早在50多年前就开始了，目前仍在继续。在大屠杀网站上可以下载十几种语言的“遇难者登记表”。

　　一辆接一辆的大型客车。导游手里挥动着三角旗和喇叭。可容纳3000人的广场里，满是戴着红色、黄色和白色不同旅行社帽子的游客。还有拉着“××学校红色之旅”横幅排队集体合影留念的大学生、中学生。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热闹”，着实让我意外。

　　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这算什么，你还没见黄金周的时候呢。上厕所排队的就有几十人。”

　　纪念馆自2004年3月1日免门票后，参观人数剧增，每天都在5000人上下，最多时，一天达到1.5万人。大多数旅行社都把这里作为南京游的一站。

　　沿参观路线，路边、墙边散置着13块小型石碑，上面分别记载着1937年底至1938年初，发生在南京13处大屠杀的主要遗址及史实。几位说着德语的外国人，蹲在石碑前，细细地看英文翻译。

　　5月末的阳光已经有些灼人了。一队中国游客经过，其中几人停下，想细看上面的文字，导游有点着急，在一旁催促：“别看了，你们没那么多时间。”

　　YadVashem，出自《圣经》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五节：“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有时被直接解释为“纪念与名字”。

　　1953年自建成伊始，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就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致力搜集每一位大屠杀死难者和幸存者的个人资料。到现在共拥有6200万份各类和大屠杀有关的文件、档案，近27万张照片，以及数千份录像带等影音资料。

　　他们提出的目标是“直到每个人都有名字”(Onto Every Person There is a Name)———那些死去的人，不仅仅作为一个冰冷的统计数字被记住，更要作为有自己名字、有自己面孔、有自己尊严的人，而被记住。

　　一本破旧的意第绪语《摩西五诫》，被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收藏已经多年。泛黄书页上的几行笔迹让人们知道，这本书，曾经是一个名叫茹达·瑞兹拉·宝姆(RudaRayzlaBaum)的女子所有，签名是在1941年波兰罗兹的犹太人“隔都”。

　　多年以来，一直没有人知道茹达是谁，当时多大年纪，她后来怎样了，还有亲人吗？直到2004年，在建设“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的过程中，发现了茹达的个人资料。

　　于是，一个“名字”变成了一个“人”，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因为人的气息和命运，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进入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查询“RudaBaum”的名字，你可以得到四个同名的信息。其中一位居住地是比利时，一位是波兰华沙。另外两条都是波兰罗兹的“RudaBaum”，但信息来源不同———一份是来自罗兹“隔都”居住者名单的文件，另一份，来自茹达的儿子尤瑟夫，在1956年10月15日递交给纪念馆的“证明书”。继续看下去，能够知道，茹达1892年生于波兰罗兹，1942年死于切姆诺(Chelmno)集中营。

　　如果你有兴趣，还可以了解得更多：茹达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尤瑟夫生于1920年排行老二。茹达和丈夫Shmaryahu都从事纺织行业。1939年，他们一家人被驱逐，迁入罗兹“隔都”。在那里，尤瑟夫和哥哥Menachem在辛德勒制造德军军服的工厂里干活，妹妹Rebecca也在一个制鞋厂工作。1942年茹达被送往切诺姆集中营，并死在那里。她的丈夫1944年死于奥斯维辛，另外两个孩子死在从奥斯维辛到德国的路上。尤瑟夫是全家惟一幸存下来的人，他1950年移居以色列，住在海法市。

　　当尤瑟夫的女儿、茹达的孙女露斯，知道纪念馆收藏着茹达的这本书后，专门和全家人一起来看这件她奶奶的纪念品。茹达一家人的故事，也因此得以完整地显现。

　　如果你还有兴趣，可以沿着页面的链接，从一个人，走入一段历史，继续阅读关于“波兰”“隔都”“切姆诺”“驱逐”的更详细资料和解释。

　　我被夹在不同的旅行团之间，随着人群慢慢移动。导游们大同小异的解说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始建于1985年，1995年进行了扩建，占地面积……”此起彼伏地传来。

　　在刻着“遇难者300000”的台阶前，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拿着相机和两个女伴商量拍照的位置和角度。按下快门前，他提醒同伴：“严肃点儿，不许笑。”

　　在一面39米长的花岗岩石墙上，镶嵌着军旅诗人王久辛记述南京大屠杀的长诗《狂雪》：“野兽四处冲锋八面横扫／像雾一样到处弥漫／如果你害怕／就闭上眼睛如果你恐惧／就捂严双耳你只要嗅觉正常／闻就够了那血腥的味道／就是此刻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晚上／我都能逼真无疑地闻到那硝烟／起先是呛得不住咳嗽尔后／是温热的粘稠的液体向你喷来……”

　　停下来读一读这首曾获“鲁迅文学奖”长诗的人，并不多，能把全部23段37000余字读完的，在我坐在旁边的一个多小时里，一个也没有。这里实在不是一个适宜静下来读诗的环境。

　　骸骨陈列室里，七八米长的两个玻璃柜内，全是人的头骨、腿骨，还有我认不出的部位，杂乱无规则地摆放着。文字说，这是1985年4月筹建纪念馆施工期间，挖出的“一批1937年12月被日军屠杀的我同胞尸骨”。“万人坑遗址”的说明告诉我，“1998年4月至1999年12月，在170平方米掘面内发掘出208具表层骸骨”。尸骨“分布零乱，有严重的扭曲变形，有的伴有弹穿刀刺痕迹。男女老幼群葬……重叠掩埋达7层，呈现出非正常死亡后仓促集体掩埋的特点”。

　　在史料陈列馆里，还有更多的数字：“我无辜同胞惨遭日军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19万余人，遭日军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掩埋者达15万余具。”“集体大屠杀示意图上，“燕子矶5万余人”，“鱼雷营、宝塔桥一带3万余人”，“中山码头1万余人”，“中华门外凤台乡、花神庙7000余人”……

　　我想知道，他们都是谁？他们有没有被记录？他们是那面墙上3000个名字中的一些吗？或者，从来也没有人知道过他们的名字。

　　进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网站()，能看到这样一些标题：“吴仪出访日本发表演讲”，“上海华师大第二附属中学480余师生在本馆举行悼念仪式”，“中日韩三国合编历史读本出版本馆召开座谈会”，“本馆获赠日军慰安所榻榻米桌”，“南京炮兵学院组织学员来本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页面右下方，有一栏滚动着的“遇难者名单”，每行5个名字，60行，一共是300个名字。没有任何更多个人信息。这是网站里关于遇难者仅有的信息。网站的英文版和日文版，都只是简单的纪念馆介绍和照片，没有具体内容。

　　骸骨陈列室外，一棵不大的留言树上挂满了字条。一位署名“南大生科”写的是：“在沉重的历史里，个人的生命还有什么值得一提呢？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些堆砌起来的累累白骨，没有人知道那是谁，只知道他们是历史，不容抗拒的历史，无法改变的历史。”

　　究竟是因为“个人的生命”不值一提，所以面对累累白骨，“不知道那是谁”也无所谓呢？亦或因为“不知道那是谁”，所以觉得“个人的生命”不值一提呢？两者何为因？何为果？

　　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里，有个黑暗寂静的儿童馆，为纪念死于大屠杀中的150万犹太儿童。

　　馆舍全在地下，从入口处进去，立即堕入一片黑暗。当你小心翼翼摸索向前时，会发现自己好像走进了繁星闪烁的夜空，那是一枝蜡烛经过无数玻璃反射，创造出的奇幻感觉。

　　一个巨大的屏幕上，投影仪一张接一张打出孩子的照片。孩子们的眼神都是一样的：单纯、热情、快乐，充满着对这个世界的信任。一个低沉的男声，静静地念出照片里孩子的名字、年龄、生于哪个国家。没有音乐，也没有更多的解释。

　　没有阴森的白骨，没有血腥的画面，没有控诉，没有怨愤。只有一张张面孔，以及一个个名字，记录着他们曾经存在过。

　　在这里，我们能强烈地意识到：屠杀，从来都是具体的。“孙立富，男，汉族，1937年12月间，在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所附近一地下室避难，被日本兵拖出用刺刀戳死。”“陈徐氏，女，汉族，市民，1937年12月12日，在珍珠巷塘边被奸杀。”“姚徐氏，女，汉族，36岁，1937年12月间，在中华门西赛虹桥防空洞内，被机枪射杀。”“何皮匠，男，汉族，1937年12月间，在清凉山路旁，与一个外号叫猴子的弹棉花的人，被日本兵枪杀。”“李忠德，男，23岁，商人，1937年12月16日，在五条巷挹华里17号被日本兵抓走，无音信。”“钱小香，女，4岁，1937年12月26日，在第8保2甲下埠头村被烧死。”

　　“钱耕昌，男，26岁，农民，1937年12月26日，在第8保2甲下埠头村被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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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史料陈列馆一个不起眼的台子上，我发现了两本名册，里面记录着这样的信息。只是，那两本简单名册上提及的人，和“30万”相比，实在少得可怜。名册已经破旧的封面上，画着一朵凋谢的玫瑰花，旁边有一行字：“请不要忘记我们……”

　　不忘记，首先要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笑起来是什么样子？那个被烧死的4岁小女孩钱小香，她活着的时候，最心爱的玩具是什么？

　　我所能知道的，是一个和钱小香差不多年纪的犹太小女孩阿加莎，她最喜欢的玩偶娃娃叫“多丽”。

　　阿加莎·瑞斯乐(Agatha Ressler)有两个姐姐，她们一家住在斯洛伐克。当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并送往集中营时，阿加莎刚刚5岁。阿加莎的父母决定离开他们居住的城市，到农村躲避。离家时，她从所有的玩具中选出了“多丽”。她相信“多丽”会保护她和她的家人。逃亡中，他们一家在好心的农户托克利夫妇帮助下，躲在酒窖里。不久，德国士兵来到这个村子，不得已，他们一家只得逃往另一个村庄。在那里，当掩护他们的那个农夫发现他们的钱已经用光了时，向当地警察告发了他们的藏身地。阿加莎一家被抓进了监狱。混乱中，“多丽”掉在了农夫家。

　　在那之后，阿加莎一家奇迹般地逃出监狱，重新回到托克利夫妇家。战争结束后，阿加莎的父母经不住女儿央求，重新去到那个曾经出卖他们的农夫家里，找回了成为农夫孩子玩具的“多丽”。“多丽”已经变得破旧不堪，胳膊和腿都已经没有了。

　　阿加莎一家1947年移居以色列。“多丽”后来被阿加莎亲自赠送给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在那里展出。全世界的人，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多丽”的照片，读到这个故事。

　　据报道，2001年9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发布消息，征集遇难者名录和幸存者资料。将投资5.4亿元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已于2004年11月启动，预计2007年完工。据称，扩建后的纪念馆占地面积将由现在的2.2公顷扩大至7.4公项。

　　那些死难者后裔及全体国人，有理由期待：愿那30万尘封在历史迷雾中的冤魂和禁锢在抽象数字背后的亡灵，渐渐浮现出清晰的面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构成历史。”犹太大屠杀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力·维塞尔(EliWeisel)这句话，应该不仅是针对犹太人而说的。

　　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馆长阿夫纳·沙立夫(AvnerShalev)说：“如果不了解受大屠杀影响最直接的遇难者和幸存者的故事，我们就不可能了解大屠杀，也不可能从中吸取教训。”

责任编辑 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