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本人说：“对华应有再认识”

    1939年12月，日陆军省向天皇上奏了《修正军备充实计划》。《计划》提出：“必须极力控制在中国进行作战的消耗，在昭和十五年（19 40年）与昭和十六年上半年，将现有的85万在华兵力逐步削减为50万人。”

    1940年6月，日中央统帅部的五六名幕僚来到南京，召集华北、华中、华南各方面军的主任参谋，进行关于抽调兵力的具体交涉。一星期左右，大体确定了各方面军应减少的兵力数量。

    抽调兵力的重点地区为华北，南京交涉完毕后，统帅部的幕僚于6月7日来到北平，具体商定关于华北方面抽调兵力的数量。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日本减兵南下进军东南亚不是更好吗？

    这不仅仅是一种说法，而且是当时很多人的做法。

    “九一八”事变后，美、英、法诸强国隔岸观火，置若罔闻，既不制裁日本，也不援助中国。

    1938年9月，英、法在《慕尼黑协定》上签字，同意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后，德国大举侵犯波兰，席卷欧洲各中小国家。这时英、法联军110个师“对峙的不过26个德国师，却躲在钢骨水泥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看着一个个唐·吉诃德式的英勇的盟国被希特勒消灭”。

    结果如何？不是很惨吗！

    事实很清楚，如果让日本人顺利地从中国抽走35万军队侵略东南亚，以后卷土重来的可能就是100万大军，甚至更多。还有永远无法挽回的国际道义上的损失，永远受到损害的民族名誉与民族关系。

    也许还有人会说，如果使日军对八路军麻痹大意，不是很好吗？

    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敌人不把你当一回事，人民会把你当一回事吗？根据地人民看到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实，热烈拥护共产党、八路军，但根据地毕竟只有几千万人口，而中国有四五亿人口呀！自私事实上只会“自害”，个人、政党、民族都是如此。

    正当日本“国策重点已逐步南移，中央统帅部乃至逐渐放弃了对华处置”时，百团大战爆发了！

    百团大战并不是中国抗战时期规模最大的战役，但它对日军的震撼，则不亚于比它规模更大的大战。因为这一战，不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军打的，而是中国民众的军队打的，不是中国执政党的军队打的，而是中国的“反对党”的军队打的；不是在“战区”打的，而是在“治安区”打的；不是被动的反击战，而是主动的进攻战……这一连串的不同，使日本得出了一个结论：“对华应有再认识。”

    “再认识”的核心，是对中共及“共军”进行再认识。关键问题是“应当如何认识并评价中共的实力”。

    百团大战之前，华北方面军已经认识到：

    “中共是华北治安之癌”，并决定在1940年8月设置对中共情报工作的专职参谋。在此之前，方面军情报活动的重点是重庆势力，不太强调对中共的情报工作，虽做了一些工作，但对中共的真实情况不太了解，并认为中共是在“不断夸大宣传自身的力量”。

    对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1940年春，日本中国派遣军《战时月报》有这样的一个估计：截至1940年3月底止，华北（今内蒙古、河北、山西、山东及皖北、苏北，即日华北方面军的防区，不同于中国后来的华北大行政区）的中共正规军约13万，中共游击队约11万，“共系军团”约5万。其正规军中，115师24000人，120师26000人，129师32000人，晋察冀军区32000人，冀中第三纵队（吕正操部）10000人，八路军鲁苏豫部队（徐向前部）约85000人至95000人，八路军挺进军（萧克部）约6000人。

    这个情报，错误很多，其中甚至把中共中央军委的组成人员说成：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委员徐向前、贺龙、刘英、徐海东、董振堂。

    连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的情报都没得到，其他情报的荒谬遗漏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更重要的是，上述情报，对百团大战参战部队的三大集团部队（含吕正操、萧克两部）的正规军只估计为106000人，不到实际的一半。这就不能不使他们被百团大战弄得莫名其妙，狼狈不堪。

    除数量估计的严重失误外，在质量估计上也同样是如此。

    现代战争，战斗力不能以人数来衡量，装备、组织、训练及配置状况比人数的众寡重要得多。百团大战前，日军对中共武装的这些因素均没详加了解，其掌握的情报，比对其数量的了解更差。他们仅有一些这样的印象：

    “中共军队在质和量的方面都已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它标志着共党势力已是占领区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

    “当前的敌情是，敌分离四散潜入地下，正巧妙地加强、扩充其潜伏组织系统，进行顽强的抵抗。”

    “共军在我占领区的出没、活动实令人惊心。”

    “关于对敌区的经济谋略，可以认为，敌之活动比我更为活跃。因此，必须全力对付，以粉碎敌之抗战能力……第一要义是断绝增强其力量的物资供给，并大力吸收敌区我所必需之物质。”

    总之，日军只把共产党武装看成是“进行顽强的抵抗”的、“分离四散”的、巧妙“潜伏”的、“渗透”能力强的一支力量，这使他们要“迅速、巩固地完成（治安肃正和建设事业）是相当困难的”，但根本没意料到会给他们予以什么重大的军事打击。

    8月20日22时同时爆炸的成千上万枚手榴弹和响彻5000里交通线的枪声把日军打懵了。他们惊呼：“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重大，恢复建设需要相当时间与大量资金。”

    他们大诧，共军并不是“缺乏集团作战能力”，而是能“采用与原来的游击战完全不同的大部队运动战，对我军进行出其不意攻击”。

    日军不同于大炮也打不醒的清政府，他们被手榴弹一顿猛炸之后，立即进行“深刻反省”，并从“这个痛苦的经验中，改变了原来对中共的看法，取得了宝贵的教训”。

    大而言之，这些“宝贵的教训”是：

    （1）共军“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民众一致同八路军合作”。“连妇女、小孩都用箩筐给八路军搬运、传送手榴弹等”。“关于作战中日军动向，甚至连细微末节都统统报告八路军，而日方对八路军的情报，却两眼漆黑。”……

    著名英国记者贝兰特在考察华北前线和延安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世界上任何军队，如要对抗苏醒中的中国的全部力量，必遭失败。”

    这时的日本政府、日本军队还不会承认这一点，但百团大战使他们不能不承认：即使没有中国军政当局的接济和大后方作依托，在华北民众支持下的八路军不但能站住脚，而且能“对整个山西、河北和蒙疆部分地区进行前所未有的、全面的统一进攻”（日军110师团总结语）。

    （2）“整个共军编制甚小，装备不好……但必须看到，其上层领导是经过长期锻炼、具有相当经验和指挥才能的。特别是应重视其对分散于广大地区的小部队灵活巧妙的指挥能力。”“共军的抗日觉悟一般是高涨的……党员数量估计在正规军中约占部队总数的35％至50％；在地方自卫团中约占1％，其抗日觉悟很高并形成思想的核心。”

    （3）“共军之军事力量不可不估计其正规军、游击队及潜在于民众之中的敌对武装。”

    （4）“共军机动的游击战术极其巧妙顽强。”

    这样，日军“费了数十年功夫才造成的‘恐日病’的西洋镜”，不但在中国人民面前再一次被拆穿，而且一时在日军中出现了“恐共病”。为了给下属打气，1941年1月10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各兵团长会议上训示：“应以比中共更大的热情和气魄，果断顽强地进行作战及政治工作。”（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