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荫权

  　2005年6月24日，香港回归祖国八周年前夕，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特首--曾荫权在京正式获得任命。

　　香港正步出经济低谷，香港和内地各界希望新特首能驾驭这艘大船朝正确方向前进。

　　“审时度势”

　　香港回归八周年前夕，一位“香港仔”到达了他的事业巅峰。

　　没有读过大学，由一名西药推销员而至政务司司长，被视为香港神话的一部分，甚至成为这个城市黄金年代的象征。曾荫权，在他60岁之时，他希望带领这个城市重现梦想。78%的市民选择支持他，800人的选举委员会成员中，700多人投票给他。

　　6月24日，香港特区前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在北京宣誓就职，出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当日，香港大雨如注，虽有人说兆头不佳，但这天香港股市的恒生指数，重回14000点高位。

　　这一天，一位证券公司经理写道，“一边看着窗外整日滂沱大雨，而另一边厢，荧屏上期货指数价格在14100点以上跳动，却又恍似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

　　他的笔端流露着些许茫然。八年前，同样在雨中，香港告别了150年的英国管治，迎来了回归和第一届特区政府。当城市仍沉浸在回归的激动和忐忑中时，金融风暴已在无人察觉中来袭。

　　当时，没有任何人预期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SARS疫情接踵而至，地产和金融泡沫相继破灭，负资产、裁员、失业、减薪成为困扰港人的梦魇，香港遭受多年幻灭的创痛。

　　不过，在曾荫权成为新任领导人时，香港已开始享受经济复苏的喜悦：2004年，经济增长为8.1%，今年的第一季度，这个数字是6%，而过去20年的平均增长率是4.8%。与1998年的最低点相比，港股已回升7000余点；楼市也比上一年上涨了30%，一些楼宇的价格甚至已经高于1997年的水平。而就在数日前，长江集团推出500个职位招聘，约3000人报名，与数年前万人空巷寻找工作的情景相比，这样的比例显然令人欣慰。

　　只是，此时的复苏与昔日的荣光依然相距甚远，而迅速崛起的邻近地区对香港压力日升。“香港是中国战略棋盘上的一环，如何成为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积极因素，需要政治家的审时度势，”资深时事评论员杨锦麟认为，北京对曾荫权的任命意义重大，“回归八年，中央政府第一次对18万公务员投了信任票。”

　　在北京就职仪式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论语》中的句子相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而据说此言出自曾姓的祖先--曾子。

　　“心灵魔镜”

　　对于曾荫权出任特首之前的职业生涯，杨锦麟以“圆满的句号”加以形容。

　　香港坊间流传，这位新特首选择入住香港礼宾府，主要不是因为风水，而是因为当年他的父亲曾是这里的守卫。守卫的儿子，在数十年后成为豪府的主人，这更像传奇话本的结局。

　　中学毕业之后，曾荫权迫于家境放弃大学，转作药厂推销员。两年后，他进入当时的港英政府。从低微的职员到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在30余年里经历了19次的升调。

　　“我有一样永远不做的事，就是违抗任命和调动。”曾荫权说。

　　曾荫权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后台，全凭能力、忠诚和忍耐，逐步改写自己的命运，在特区回归之前，他已在港英政府内先后担任库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因行政能力卓越，他被称为解决棘手难题的“麻烦杀手”。

　　英国行政体制的熏陶，在曾荫权的身上处处留下了烙印。

　　他辞锋锐利，与媒体相处融洽。“我向上司学习到与对手辩论的技巧，学习如何面对群众，如何面对愤怒的、有诉求的民众。我也向他学到如何向传媒清楚解释政策。”多年后他坦承。

　　财政司每年编制预算，需要立法会通过，从上任开始，曾就显示了高超的公关技巧，通过事前的放风压低公众预期，每每使预算案成功通过。

　　在普通港人心目中，曾荫权既是一位酷爱佩带领结、每天上教堂祈祷的英国爵士，又是一位休闲时与太太携手买菜逛街、容易接近的能干官员。

　　但在今年3月前任特首董建华因健康原因辞职前，没人意识到，这位“煲呔曾”(领结曾)将成为香港的新掌门人。曾荫权自身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年初时，他告诉传媒，“我任期到2007年，跟着就要告老归田。”对“是否做第三任特首”的提问，他回答：不要说笑了。

　　外界也难以预期这样一位前港英政府高官会被青睐，亚洲可持续发展投资协会副项目总监杨孝文就感到意外不已，“我们都猜测不到中央政府为什么选择曾”。

　　而杨孝文则形象地比拟，“公务员体系是一部大机器，这部机器没有说明书，……曾荫权懂(如何操作)。”

　　尽管在回归前一日接受英国爵士勋衔，并一直拒绝放弃，“但在回归后，曾荫权一直在塑造中国形象。他每天佩带飞龙胸章(香港标志)，不时以唐装形象出现，并在2004年携妻儿赴山东拜祭曾子，寻求文化上的认同。”杨锦麟说。

　　更重要的是，香港人将希望寄托在了曾荫权身上，“我们熟悉他，看到他的能力，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一位普通市民说。评论人士蔡子强形容，曾荫权成为香港人的心灵魔镜，藉由他，人们追忆当年繁华———在小说《哈里·波特》中，魔镜是这样一面镜子，每个人在镜前，都会看到自己心灵深处的欲望。

　　此时的曾荫权，已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每一步都是悬念”

　　6月初，曾荫权填写特首报名表时，在“职业”栏下填上“Politician”(政治家)，引来诸多评议，认为他自称政治家，尚未有资格。事后他在记者会上解释，“现在我的工作主要成分是政治的工作，不如老老实实向香港人交代，我想这个名称，若是politician是很恰当。但是中文很难找一个贴切的名称，‘政客’是不通，‘政治家’可能讲大了。”

　　在香港大学经济学副教授肖耿看来，“政治家是事后评价，要有原则，同时善于妥协和折衷，在利益博弈中把事情做成。”

　　曾荫权承认，与宽厚的前任董建华相比，“我很容易被激怒”。在政府内部、立法会内，曾荫权给人自负而火气大的印象，与他人意见不合时拍桌子、掷毛巾，早已是公开秘密，也久为人诟病。杨孝文说，“过去，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非常强硬地对抗利益集团，不会协调、妥协利益关系。”

　　杨锦麟则将“政治家”理解为曾荫权的志向，“在60岁时选择成为政治家，在香港这样一个经济动物为主的商业社会里，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志向。”

　　要完成这一志向，曾荫权需要带领香港直面挑战。

　　复苏中的香港，竞争力正因着邻近地区的崛起而削弱。

　　上海已开始与香港争夺跨国公司的投资，AMD、柯达等跨国公司，已把他们的亚洲总部从香港转移到上海。

　　而另一个内地城市深圳，则分流着香港港口的货运。按照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主任宋恩荣的计算，每个由东莞经香港出口至美国西岸的40货柜，陆路运输成本较由深圳盐田港出口贵200美元。去年深圳的港口交易量上升28%，与此同时香港只上升了7.5%。今年2月起，香港的货柜处理量，已被新加坡超出，全球最繁忙货柜港的桂冠很有可能不保。

　　而香港机场的客货运，也面临广州、深圳机场的冲击。

　　香港制造业已完成向珠三角等内地的转移，现香港已基本没有工业，服务业则正在开始北移。

　　虽然经过数年的下调，与深圳、上海等城市相比，香港房屋、薪资等营商成本仍是高昂。而在复苏中，最先反弹的是楼市，中、小型企业正面临巨大的租赁费增长，高昂的费用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正在造成损失。

　　而在内部，香港仍没有解决结构性的困局。

　　香港330万劳动人口中，约40%是中学或以下学历，适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不断流失到工资更低的其他地区，结构性失业的难题长期困扰，“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和富人的炫耀在华人社会中举世无双。未来任何一届行政首长，都面临充分就业的压力，这是首要问题。”杨锦麟说。

　　人口的老龄化，使特区政府面临更多的社会福利支出。

　　“18万公务员的薪酬占了特区预算的79%———他们的工资是私人机构的两倍。资源无法释放到民间，”杨孝文说，“我现在不会出来创业，因为压力很大，需要我守一份工。许多人都是这样的处境。”

　　曾荫权已承诺，维持公务员现有人员的稳定，这使节流难以实现，但开源亦难，开征商品销售税等新税种，需要各界的同意，殊非易事，而且，全球正处于减税潮流中，香港要增税，显然是背道而驰。

　　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人才，发展高增值产业等经济结构转型的目标仍然只停留在纸上，“1984年香港制造业开始转移，与台湾同步，台湾在1985年开始进入电子等领域，香港人却将财富专注于股市楼市。香港失去了20年的时间。”杨锦麟为过去感到痛心不已。

　　即使是最乐观的人士也会同意，要解决这些经济难题，将需要漫长的努力。这将是曾荫权的最大挑战，“每一步都是悬念”。

　　肖耿认为，“香港的最大优势在于其自由的经济制度和高效率的行政、司法体系，交易成本被降到最低。许多外国经济学者都羡慕中国有一个香港。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输入制度，香港是最可能的供给方。能否通过经济合作的方式向内地输出制度要素，从长期而言将决定香港的命运。而这需要领导人有战略思维和全局眼光，确定方向。”

　　在38年的公务员生涯里，以忠诚和执行能力卓越著称的曾荫权，能否为香港找到方向？对于世道民心，他能带来几多安慰？

　　面对疑虑，曾荫权在竞选演说中，引用丘吉尔在二战中的名言，“给我们工具，我们会完成任务。”（本报记者　余力）